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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十二月天,曹魏南亚的京师与墓葬国际学术

2019-12-23 03:06

2017年8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本山口大学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三方联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了“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共有15名,其中8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5名来自日本的三重大学、中央大学、滋贺县立大学、龙谷大学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名来自韩国的忠南大学和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另有4名翻译参加会议。会前收到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15篇,其中4篇日文和2篇韩文均译成中文,原文与译文共计21篇合编为研讨会论文集。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振东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致欢迎辞,日本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山中章代表因病未能到会的山口大学教授桥本义则致开幕辞。山中章指出,都城与都城制是受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的,由于各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成熟度等方面的制约,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都城制是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形态,因此,在研究中需将构成都城的要素细分化,如复都制、宫城与皇城、都城与市场、监狱、宗教设施、禁苑、离宫等,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异同。这次,我们以“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为主题展开学术研讨,希望从一个侧面揭示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图片 1孙周勇致辞 图片 2山中章致辞图片 3与会代表合影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共作了15场报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上午的会议由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主持,主题为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山中章代替桥本义则作了题为“日本古代宫都葬地的成立与发展”的报告。日本古代的宫都始于7世纪末的藤原京,以天皇居住的藤原宫为核心向四周扩展,供天皇、贵族、官吏及京师百姓居住。京师周围散布葬地,虽然有一定阶级性,但是很难看出埋葬者与埋葬地之间的必然关联。另外,由于葬地空间有限,在埋葬方法上采用了火葬。平城京与藤原京一样,在京师周围设有葬地,但因为平城京作为宫都长达70年,所以在奈良时代后半,将葬地扩展至大倭之邻国河内等地。藤原京至平城京时期,上层贵族的埋葬特征是夫妇双方埋葬在不同的郡,也有分离更远的情况。但是,由于其后平安迁都,使得迁移到山背的原籍大倭的贵族、官吏们与大倭分开,从乡村贵族转变为都市贵族,以藤原百川墓的迁移为标志,贵族夫妇之墓在同郡同乡、同郡邻乡、异郡邻乡修建,究其原因,当与断然实行平安迁都的桓武天皇接受中国儒家礼制思想有关。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小田裕树以“日本古代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及墓葬”为题作了报告。他首先从文献史和考古学两个角度介绍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都城和墓葬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墓葬的若干问题做了探讨,包括“墓地”的认定方法、大王、天皇陵的变迁与都城、上层官僚阶层的墓葬与都城、当地氏族墓地的事例分析、火葬的引进及其社会背景等。图片 4小田裕树作报告 陈洪翻译图片 5国下多美树作报告 张鸿翻译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国下多美树报告的题目是“都城的发展与葬地、墓群”,主要探讨了长冈京与平安京的研究现状与课题。公元784年,日本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继承平城京的传统,都城葬地划定在长冈京北郊的“长冈•大枝”。其后恒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平安京的葬地增加了东南郊的“深草山•桃山”、西北郊的“葛野•水尾”以及东北郊的“神乐冈”;氏族、贵族的葬地则设立在距离平安京4~5公里的东面或东南面。可以看出,奈良时代以来都城与葬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二、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下午的会议由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朴淳发主持,主题为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朴淳发报告了“百济的都城与墓域”,他通过对百济汉城、熊津、泗沘三个时期都城墓葬区的梳理,认为墓葬群分布在邻近生活区域或京城区域,而朝鲜半岛王陵墓葬群则可以分为都城附近密集分布型和在距离都城10~20公里分散排列的郊外分散型两种类型,百济王陵属于前者。图片 6朴淳发作报告王飞峰翻译 图片 7黄仁镐作报告 王飞峰翻译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黄仁镐以“新罗都城的都市规划和陵域的变迁”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新罗王陵的分布与都市规划的范围一致,具体而言,新罗中古期的都市化是以月城为基础,以西北部的陵墓区及其对称的东北部的仁旺洞、九黄洞一带为中心展开的。以善德女王为主的统一期以前七世纪的王陵分布呈现出向王京中心部的四周分散建造的特征。至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后,王陵限定于月城的东北部,都市规划的空间向外郭扩张,即向王京东侧、东南侧外郭的明活山平地一带集中。八世纪从神德王陵开始,随着王京卫星城市的变化,通过王京北侧外郭据点的开发和控制浦项方面的交通干道附近地区来修建王陵。图片 8田中俊明作报告 汪勃翻译 日本滋贺县立大学教授田中俊明以“围绕高句丽王陵比定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报告。首先,关于国内时代的王陵,主要争议集中于广开土王之陵墓主身份的判定上,有学者根据铭文砖上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认为其是太王陵,有学者则根据碑和陵的朝向认为其是将军冢,他根据出土遗物的年代,认为414年所筑的广开土王陵为将军冢的可能性更高。其次,关于东明王陵,王陵之前筑有陵寺,但在高句丽其他王陵并未发现陵寺遗迹,也没有拜谒陵寺的记录,因此该王陵为东明王陵还是迁都的长寿王陵依然不能确定。最后,关于安岳3号坟的被葬者,高句丽王说与冬寿说相对立,他认为虽然冬寿说的可能性更高,但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三、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8日的会议分别由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主持,主题为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图片 9张卫星作报告图片 10刘振东作报告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卫星以“秦始皇陵与秦都咸阳表达的‘秦制’探讨”为题作了报告,讨论陵墓与都城的二元一体问题。他认为陵墓与都城关系是多方面的,二者可以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一就是象征关系的成立。秦制的对象应该是首善之区的都城,所以秦制的主要内容应该指的是都城规划,其内容有:1、法天象,包括渭水南北设宫、渭水贯都以像天汉、阁道绝汉抵营室;2、增广苑囿、设都于苑,如在上林苑营建朝宫阿房宫;3、建构威权中心,以咸阳为帝国中心,“建极庙,象天极”,将宇宙中心、极庙与帝陵联为一体。秦始皇陵也实践了这些规划理念的原则,其遗存布局与大咸阳的规划可以对应,表现在:鱼池与天汉的营造、陵园鱼池建筑与南北设宫、陵园北侧道路与渭桥南渡三方面的一致;秦始皇陵墙垣之外设堧地与咸阳设宫于苑囿、大都无城总体思路一致;秦始皇陵通过四方中心、多层环绕的建构威权中心的模式与咸阳宫、都、国的模式一致。二者实际上是一种模式下的构造行为,共同体现了都城陵墓二元象征结构下的思想理念。 刘振东以“汉长安城与墓葬”为题,着眼汉长安城与墓葬的互动研究。汉长安城的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市场,东北部为闾里。长安城之郊应指城墙以外、京兆尹长安县辖境以内的区域,其四至为北濒渭河,东临霸陵县、东南临南陵县,南临杜陵县,西与鄠县、盩厔县相邻。郊内设有乡、亭,建有宫苑、手工业作坊、市、仓,既是礼制的空间,也驻有军队。与汉长安城相关的墓葬可分为郊内墓葬、郊外大型墓葬和皇帝陵区三个层次。汉长安城的居民,其埋葬大多遵循就近的原则,从而形成较为集中的城郊墓地;也有一些人生前荣归故里或死后归葬故里;皇帝、诸侯王、列侯等皇族一般在都城附近或各自封国内规划墓地,连同陪葬墓形成范围广大的陵墓区。都城与墓葬关系密切,通过对二者的互动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比如通过综合梳理长安城郊汉墓的时空分布态势,可对长安城郊内乡、亭的分布以及上林苑的范围、奉明县的所在等加以推论;通过皇帝陵寝布局与长安城结构布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从“若都邑”的陵园布局来研究当时社会的丧葬观念和强化现实政治统治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从陵园布局来反观都城布局,为都城考古学研究带来新的线索和启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武站报告的题目是“论西汉陵邑的功能与变化”。西汉陵邑共计12座。陵邑在帝陵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帝陵营建阶段陵邑主要发挥着保障营建的功能,皇帝、皇后入葬后,则发挥侍奉与服务陵园的功能。西汉早期陵邑直接侍奉陵园,陵园与陵邑分工明确后,陵邑主要服务于陵园,为陵园提供物资保障,是陵园工作人员的生活基地,不再直接侍奉陵园。陵邑具有移民功能,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陵园。管理功能既是陵邑的基本职能,也是发挥其它功能的保证。陵邑的行政级别、机构设置、管理体系与县相同,隶属于太常,元帝永光四年“诸陵分属三辅”后,陵邑不再承担与陵园有关的其它功能了,从此陵邑与县完全相同,这既是陵邑地位下降的表现,更是帝陵地位下降的直接表现。图片 11杨武站作报告图片 12钱国祥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以“东汉洛阳城与帝陵的布局研究”为题作了报告。他通过梳理史籍资料,对王仲殊先生绘制的东汉洛阳南、北宫城位置复原图进行了修正。东汉14位皇帝中的11座帝陵位于洛阳,分为洛阳西北的北兆域和洛阳东南的南兆域两大陵区。经过近年对北兆域东汉陵区的考古勘察,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可以判定大汉冢和二汉冢分别为光武帝原陵和安帝恭陵,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分别为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通过近年对南兆域帝陵核心区的调查勘探,参考文献记载帝陵与洛阳城的距离,推测白草坡M1030最有可能为桓帝宣陵,M1108或M1129应与静陵有关,南兆域位置排序上呈一条直线的M1038、M1052、M1054、M1079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 张学锋作了题为“东晋建康的都城空间与葬地”的报告。从文献记载和勘探发掘的情况看,东晋建康城摆脱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形式,采用了曹魏邺城的模式,即宫掖集中在宫城之内,宫城正门之南的御道两侧集中政府官署,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在都城周边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建康城周边葬地主要集中于城南的石子冈及其南延线、城北的幕府山及其东延线,城内和城东也有零星分布。帝陵分布于鸡笼山、钟山、幕府山三个陵区。帝室以外的家族聚族而葬,南渡北人的墓葬延续西晋风俗随葬墓志。图片 13张学锋作报告图片 14沈丽华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丽华作了题为“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布局研究”的报告。根据文献记载,东魏北齐邺城经历了东魏初年营建、北齐初年崇修、北齐中后期增益三大阶段,总体格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组成,通过各个城门的干道所形成的路网结构在整个王朝时期未有大的变动,但宫城格局、分布于各个里坊的官署、宅邸等在不同时段多有变动。邺城西郊陵墓区已发现墓葬约300座,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特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四大类,以公元56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东魏至北齐初年墓葬主要分布在邺城西北和西南的滏阳河与洹河之间,元魏皇族以孝静帝西陵为中心,呈现明显的支系集中性。北齐中后期,皇陵大致顺滏阳河流向自东南向西北、依长幼尊卑顺序依次排列。大族和平民墓葬多作为皇宗陵的附庸存在。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的选址、分布规律和平面格局受到礼制传统、地理环境和政权决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变化的转折点集中在北齐天保年间,这与新政权急于通过改制巩固政权有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报告的题目是“南京淳化新见南朝罗氏地券考释”,对2011年江宁淳化刘宋罗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三件砖刻地券进行了考释、研究。罗氏家族墓地M1:26为买地券,M1:32和M5:1为卖地券。根据劵文内容,M1墓主为罗健及其妻旳氏,M5墓主为其子罗道训,但券文中关于罗氏父子的署籍却不相同,这与东晋及南朝前期因整顿户籍而频繁进行的土断有关。另外,对比两种地券,买地券要求卖地的诸地祇不得侵犯埋葬主的墓域,卖地券除此内容外,还要求买地的人遵守地下科法。联系已发现的其他南朝地券材料,当时的地券已形成包括地下地祇、冢地面积、券约效力、见证者、埋券位置等格式化内容文本。图片 15王志高作报告图片 16妹尾达彦作报告 妹尾达彦以“生前的空间、死后的世界——隋唐长安的官人居住地与埋葬地”为题,探讨了隋唐长安城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地的变迁。他将隋唐长安城的营建过程分为六期,进而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将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与墓地演变情况绘制成示意图。一方面,自开元、天宝年间之后,伴随着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对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9世纪长安城居住地与城外墓地在同一生活圈形成一体化,进而构成了长安都市圈。另一方面,墓葬地也与官品等级有关,具体而言,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的住民在长安至洛阳道路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的新兴官僚阶层则在地价相对低廉的东郊至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的官人们则于开远门外道路沿线建造墓地,居住在街西中南部的庶民的墓地则集中于西南郊地区。另外,随着以个人救济为目的的佛教思想的渗透,8世纪以后隋唐长安居民的生死观向世俗化发展,体现在描绘邸宅娱乐生活的墓葬壁画和线刻画普遍流行,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长安正变成各种人群聚集的巨大世俗都市。 张建林作了题为“唐代帝陵藩酋像略说”的报告。迄今为止,唐陵共发现番酋像个体近140个,但学界对这类石人没有统一的称呼,应依据唐人使用的名称统称为“番酋像”。唐陵蕃酋石像的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分别表现北方游牧民族、西南民族、西域或中亚民族、南亚民族、朝鲜半岛民族。唐陵设立番酋像源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无疑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作为唐陵石刻组合中必不可少的一类,番酋像不仅对后世帝陵有直接影响,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图片 17张建林作报告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研讨会经过两天紧张的发言和讨论,圆满完成了预定日程。钱国祥作了会议总结,对这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 都城与陵墓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以前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本次研讨会的最大特色就是将都城与墓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即研究都城时关注城内居民的墓地问题,研究墓葬时同样思考墓主生前在城内的居住问题。研讨会的另一特色是视野开阔,国内研究贯穿自秦到唐的长时段,中日韩三国间的比较研究跨越了东亚的大地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东亚都城与墓葬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陈徐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审稿:刘振东

6月6日至7日,澜湄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研讨会在昆明举行。来自中国、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 云南副省长高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刘曙光,老挝信息文化和旅游部遗产司司长通贝·冯海塞,以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越南驻昆明总领事馆、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馆的官员和领事出席开幕仪式。 此次会议是为落实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成果,推动中国和澜湄流域国家进行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而举办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由中国国家文物局、老挝国家信息文化旅游部、云南省政府主办,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外办承办,外交部澜湄合作中国秘书处协办。 据了解,参加此次研讨会的18位国外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柬埔寨文化艺术部遗产司、老挝琅勃拉邦省世界遗产办公室遗产规划与管理处、缅甸国家考古和博物馆司、泰国文化部文化促进司文化教育研究所、越南文化体育旅游部、越南美术博物馆、澜湄国家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等部门和单位。同时,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我国40余位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也应邀参会。 此次会议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推广为主题,中外嘉宾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实践,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保护的交流与合作三个议题展开研讨。内容涉及滇西抗战文化线路、滇越铁路、茶马古道、景迈山古茶林、红河哈尼梯田、丽江古城、柬埔寨吴哥古迹、缅甸蒲甘他冰瑜佛塔、罕林世界文化遗产、越南美术博物馆、占巴色卧佛寺世界遗产、琅勃拉邦世界文化遗产等澜湄流域众多文化遗产。嘉宾们交流了各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功案例,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维修的方法路径,以及澜湄国家在文化遗产上合作交流的设想与建议等。 此外,研讨会还发出了《“澜湄流域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研讨会”昆明倡议》。研讨会后,云南省文物局与老挝信息文化旅游部文化遗产司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原文刊于《昆明日报》2017年6月7日A01版)

4月23日,第五届“中国公共考古—李庄论坛”进入公共演讲环节,5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古专家为众多学者、学生以及考古爱好者带来内容丰富又深入浅出的演讲。 高大伦:看考古多面手如何奏响狂想曲 图片 1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演讲 作为一名“创意无限”的考古学家,你永远无法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下一步将要做什么。从科普读物《少儿考古入门》到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从考古动漫《神树的传说》到文创产品T台走秀,我们早已见识到了他的不走寻常路。 近日“张献忠江口沉银”这一新闻被大量媒体所报道,成为继海昏侯后又一重大考古事件,可以说“江口沉银”打一开始就很高调。据介绍,在短短98天发掘内,从项目的启动到阶段成果汇报再到年度成果通报共举行了三次大型媒体发布会。面对这个好机会,高大伦院长将对“考古”独到的见解与对“创新”不懈的探索相结合,使“江口沉银”成为了全面展示公共考古理念的平台。当严谨的考古学和奇思妙想相碰撞时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真正地实现了让公众了解考古工作、走进考古现场,从而扩大了考古的影响力。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员李飞竟在工地上办了一场婚礼,这无疑又为“江口沉银”添了新料。高院长妙语连珠,现场气氛热烈,正是在他不断地尝试和摸索下,我们一次次地感受到了考古与创新带来的突破。最后,高大伦院长仍不忘提醒考古人搞好公共考古需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前提。 郭伟民:九嶷山上白云飞——湖南华夏化进程的考古构建图片 1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研究员演讲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以湖南省多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依据,利用详实的考古资料,讲述了湖南地区如何从南方史前文化高地到参与以中原为中心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以及从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到从国家边陲到帝国内陆的全过程。 郭伟民所长分别以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为线索系统地向大家介绍了每个时期的重要遗址。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蟾岩遗址中炭化稻谷的发现对探索稻作农业起源时间地点、水稻演化以及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具有重要意义;新石器时代高庙遗址发现了白陶和八角星图案;商周时期的宁乡炭河里遗址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方鼎等大量青铜器既融合中原青铜器形成新特点,也有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结果,体现了华夏形成中多元文化与族群的交流;战国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是珍贵的先秦时代湖南省地方文献,它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中原思想文化在湖南省的流行和传播;里耶秦简中记载的洞庭郡与苍梧郡,应证了湖南正式纳入行政版图并成为国家开疆拓土锋芒所在;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则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伟民所长以丰富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佐证了湖南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贡献。最后他表示舜葬九嶷由传说到史实,湖南完成了华夏化的进程,这一进程证明中国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模式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连续体。 钱国祥:阊阖天门开 建中立太极图片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钱国祥研究员演讲 明清北京故宫是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代表,其严谨规整的中轴线布局、宫城居中的布置、殿前多重的宫门无不体现出皇权至高无上的思想。人们不禁问道,这种布局传统从何而来?文化传承源头在哪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正处于秦汉时期多宫形制向南北朝时期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转变过程中的汉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站站长钱国祥研究员在演讲中首先简述了汉魏洛阳城始建于西周,于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先后作为王都或国都并沿用至唐初的历史概况,以及该城自六十年代起三个阶段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工作,如永宁寺佛塔遗址、外郭城遗址、金墉城遗址和宫城南区等。 据钱国祥研究员介绍,2001年起对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显示该门址是一座特殊的殿堂式城门楼,门楼台基后坐于宫墙,门前左右有大型夯土双阙,为一母二子双向二出阙形制。参考《河南志》、《水经注》等文献,印证了此夹建巨阙的殿堂式宫门即为宫城正门阊阖门。2008年起,继阊阖门之后,又对北魏宫城南区的二号、三号宫门和宫城西南角进行发掘,从而对该宫城中枢轴线上主要建筑有了更清晰认识,即阊阖门起、主殿太极殿前,存在着阊阖门、止车门、端门三道宫城正门。此外,2012-2013年,考古队开始对太极殿进行发掘,基本确认了太极殿宫院的规模,太极殿及东、西两堂位于宫院北部中央,四周以廊庑、宫门等附属建筑围合的大型宫院。钱国祥研究员表示,始建于曹魏时期的太极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宫城正殿。由此确立了以太极殿为中心的单一宫城正殿,以太极殿为大朝、东西两侧并列的东西堂为常朝的“东西堂制度”,以及在中心正殿前设三道宫门、宫城三大主殿南北纵列的“五门三朝”制度等,从而开创了中国及东亚古代宫室制度及都城布局的新时代。“择中而立”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北京故宫太极殿和明清北京城建筑布局均脱胎于此,表明了文化的一脉相承。 周必素:盛世华庭——杨粲墓雕刻所反映的播州社会图片 21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演讲 贵州播州第14世土司杨价及其夫人田氏墓曾因出土大量造型精美的金银器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杨价其父杨粲的墓葬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艺术宝库”之称。本次论坛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带来题为《盛世华庭——杨粲墓雕刻所反映的播州社会》的演讲。 考古队于2017年2月对杨粲墓地进行了再清理。杨粲墓内雕刻丰富,墓门外、棺床、墓顶处均施雕刻,其题材包括人物、动物、仿木构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过对泸县宋墓、安丙墓和杨粲墓中武士雕刻、启门雕刻、四神雕刻的对比来看,周必素认为杨粲墓的结构、雕刻均与川渝地区宋代石室墓有着共性特征,体现出古播州及贵州乌江以北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一致性;同时,其材料又明显区别于成都平原砖室墓以及北方砖雕墓、壁画墓,应是继承了该地区因山区石材资源所致的崖墓、画像石、石室墓传统,是山地文明的一种物质表现。无论是四川安丙墓还是贵州杨粲墓,其墓葬结构规模和空间布局,以及墓主人坐像图、龙虎柱、贡使像的使用则从另一面折射出中央在处理土司事务上的权利博弈,也反映出土司被赋予的相对自主权和难以驾驭的缘由,最后周必素研究员强调,这一珍贵的雕刻艺术宝库是研究川渝黔地区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会的生动材料。 魏峻:探秘蓝色文明——水下考古之路图片 22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研究员演讲 除了墓葬、城址外,目前沉船遗迹也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者所关注,鉴于古代较高的沉船率,推测海底沉船数目庞大。作为有着丰富水下考古经验的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带来了题为《探秘蓝色文明—水下考古的历史与现状》的演讲。 他首先从意大利内米湖沉船、安提凯特拉岛古船,潜水技术的发展以及格里多亚角沉船、瓦萨沉船的发掘入手,介绍了水下考古学的诞生。鉴于其昂贵的打捞费用、潜水特殊训练费用和所耗费的大量精力,水下考古极其特殊并受多方面因素制约。随着时代的发展,魏峻指出目前水下考古国际化、区域化及模式多样化特征显著;新科技的广泛运用和技术体系的逐渐完善也加速了水下考古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详细说明了“南海I号”宋代沉船从清理周边散落文物到吊浮沉箱及拉移进入博物馆的整体打捞过程和考古保护,梳理了中国水下考古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以及对世界水下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最后他表示水下考古所涉及到的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种交流,涉及面复杂,应更多的受到重视。图片 23会议现场 在下午举行的公共研讨环节,论坛精心特意邀请来自各省市考古文博机构、博物馆、高校的公共考古带头人及代表和媒体朋友,对包括公共考古活动与科考、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高校通识考古教育、媒体宣传与新闻导向在内的话题展开深度交流,评议人和听众间相互讨论,以期发现公共考古活动的亮点,加以推广借鉴;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探讨更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图片 24会议现场 资源开发 求新求变 近年来,公共考古活动数量逐渐增多,形式更加多样化。在本次讨论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学生程亚楠、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助理林必忠、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研究部主任郑媛、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沄以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基建研究室副主任张中华分别就各自单位近期开展的公共考古实践活动进行汇报。讨论分别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主持。图片 2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学生程亚楠图片 26评议现场 程亚楠从沉银遗址开展公众考古活动引发的思考出发,再次谈及了这一备受关注的考古项目,并向与会学者分享了工作结束后志愿者的反馈与感受。虽然志愿者们所做的大多是照相、记录、整理分类等辅助工作,并没有参与到发掘中,但这种互动无疑架起了社会公众与专业考古人员之间的桥梁,也成为公众了解真实而又严谨的考古工作的窗口。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陈丽新,广东省博物馆馆长魏峻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在点评中对在考古工地使用志愿者这一突破性的想法和勇气表示佩服。徐天进教授表示,使用志愿者的做法任重道远,希望能进一步找到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平衡点从而进行有益交流。图片 27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院长助理林必忠图片 28评议现场 林必忠提到了新颖的公共考古“三个土地”的思维概念,即解释居民对土地感知、根植、依赖和满足程度的“土地依附”,体现居民在特定地点上鲜活生活经验的“土地互动”以及将自我和集体认同感融入对这片土地认同中的“土地认同”。并以 “三个土地”为指导思想开展的重庆奉节迷宫峡硝洞遗址调查为例了进行解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晓刚均对“三个土地”这一新思路表示好奇,希望在未来能深入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和说明。“公共考古是要经过充分准备的,除了专业考古知识,可能还会涉及到其他领域的专业外知识,甚至是法律知识。搞公共考古前也要考虑和承担一定风险。”徐天进教授如是说。图片 29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主任、馆员张中华图片 30评议现场 近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选取圆明园内的西洋楼遗址作为北京市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面向社会开放,游客在简单的隔离标志外即可近距离目睹考古人员发掘“养雀笼”的全过程,甚至在网络直播中达到十万加的观看量。作为拥有成熟平台、巨大影响力的圆明园算得上是公共考古地点选择上一次有益且大胆的尝试。张中华表示希望在今后能有更多此类有条件的发掘现场逐步尝试对公众开放。盘龙城博物馆馆长万琳表示深受圆明园启发,这种边展示边发掘的形式值得盘龙城遗址公园学习和借鉴。要充分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优势,使之成为公共考古大放异彩的舞台。同时她还指出,观众的参与和监督也是对考古工作强有力的约束。 “此类公共考古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内容。要遵循这个方向不断探索和实践。”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海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吴长青提议可以于标牌说明处增设二维码,以此丰富导览系统。加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把公共考古发挥到极致。图片 3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馆员吴沄图片 32评议现场 吴沄分享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南南考古学院”为主线开展相关公众考古活动。从2014年至2016年,已连续三年举办了“我是小小考古家——云南探秘之旅”夏令营广受好品。她表示下一步要针对不同人群调整交流内容、增强公众互动性、体验性、逐渐丰富“南南考古”学院系列产品。在点评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表示公共考古观念深入考古工作者心中并将考古成果转换为公共知识,假以时日,公共考古发展到一定程度,很可能会“消失”为行业自觉。图片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公众考古研究部主任郑媛图片 34评议现场 郑媛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如何引导公众正确参与考古事件》,在交流中山西省大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树云回忆了施工方在施工遇到文物主动打电话汇报的事情,这种情况少见,她表示有必要针对建筑方开展公共考古,可能今天公共考古的受众者,明天就能成为公共考古的传播者,文化遗产的保护者。 推进通识教育,奠定公共基础图片 35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高蒙河图片 36评议现场 作为一名高校老师,高蒙河教授谈到了我国大学的通识考古教育问题,考古教育以其特有的传播和普及方式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公众考古实践和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学通识考古教育又是教育考古形态的重中之重。他强调,通识考古教育不是以培养专业从业人员为目标、不是以科学普及考古常识为志趣,由于面对非专业群体,要力求将考古学的专业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故事性结合起来。此外,高蒙河老师还极力推荐了东京大学江上波夫名誉教授监修的《考古学讲座》一书,作为通识考古教育的范例。在交流中,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徐天进表示北大目前已有针对外系学生的中国考古学通选课程。虽然在课程上有所推进,但是很多北大学子竟不知道北大里还有赛克勒博物馆,在校四年从未参观过,对此徐天进教授表示无奈。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院长陈洪海表示目前设置考古相关专业的高校不断增多,公共考古也可先从身边的人入手。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专业指导委员会王仁湘主任希望能成立公共考古演讲团,以此开展更多系统性的讲座活动。 考古需要会讲故事的人图片 37新华社记者屈婷图片 38评议现场 新华社记者屈婷从记者角度,分析了公共考古在新闻报道和媒体传播中的发展趋势,她认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从来不会被湮没的时代,也是一个求知若渴的时代。而考古记者的新任务,就是要成为“古事”和“今事”、“故事”和“真知”的桥梁。与此同时,让中国考古故事走出去也是未来日子里记者们身上的责任之一。作为一名从事考古报道的特稿记者,屈婷表示愿意与诸位考古界的师友、同仁分享新华社在推动考古科普上的经验和潜力。图片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 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国祥感谢所有与会嘉宾学者和媒体。并对会议主办方,承办方,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图片 40与会学者合影 七十多年前在这个长江边的李庄,张家祠堂的那盏灯是永远亮着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在此完成了殷墟考古发掘出土数万件陶片和甲骨的整理与研究。 七十多年后的四月天里,后辈考古学人纷至沓来走入李庄。 至此,中国公共考古论坛已走过五个年头,每一届都有更多收获,更多感动。队伍不断加强、脚步更加坚实、目标更加明确。深感公共考古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为新发展新变化加油、为创意与激情点赞、为公共考古的未来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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