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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永远的敦煌

2019-12-18 08:21

开幕式结束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研究员作了题为“考古话贵安—贵安新区考古发现”的主题报告,系统梳理和总结了60年来贵安新区的考古发现成果,认为贵安新区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是贵州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可初步构建起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历经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明清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发展框架。必威app体育下载 1必威app体育下载 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长 以牛坡洞和招果洞为代表的史前洞穴遗址群较完整的保留有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地层,为探讨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大国际学术课题提供了实物资料。必威app体育下载 3牛坡洞远景必威app体育下载 4招果洞远景 以飞虎山、牛坡洞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阶段遗存文化面貌与黔西北、黔北、黔东和黔西南等区域迥异,是探讨贵州境内早期山地文明形成与演进的最重要区域。必威app体育下载 5飞虎山出土磨制石器 黔中地区战国时期系“西南夷”中的夜郎及其旁小邑的重要活动区,清镇出土的曲刃铜剑和靴形钺等为探讨古夜郎文明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必威app体育下载 6夜郎时期曲刃铜剑 马场周边分布密集的魏晋南朝至唐代文化遗存,既填补了贵州这一历史时段考古空白,也是汉魏南朝时期管理体系由郡县向羁縻过渡的反映。必威app体育下载 7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文化遗存分布 宋明时期,纵贯东西向的滇黔古道及相关驿道开通,设置卫、所。必威app体育下载 8 这些考古遗存是探索黔中地区早期城镇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形成与融合的重要资料。 今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将继续深化与国内外兄弟单位的合作交流,在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山地农耕文明探源、夜郎文化的追寻、牂柯郡治的变迁、夷汉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多元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学术课题方面展开深入工作;同时,充分利用贵安新区考古资源,拟建设贵州公共考古中心、杨家桥墓葬遗址博物馆和中国南方喀斯特洞穴遗址公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升文化品位、打造旅游品牌,更好的让文化遗产为“山水之城·文化贵安”的建设服务。必威app体育下载 9展望未来必威app体育下载 10考古整理基地设计效果图 随后在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的主持下,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对贵安新区考古发现的时代、价值、保护、利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学者们对于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立足自身地域特色、坚持开放合作机制,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改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和科研条件,以更好的服务于贵州省的文物保护工作。必威app体育下载 11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必威app体育下载 12 中国人民大学陈胜前教授认为,贵安新区发现的洞穴遗址在研究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区域陶器的出现相对中原地区要晚,体现出一种比较缓慢的变化,为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提出了新的课题,西南地区文化生态系统和狩猎采集社会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必威app体育下载 13 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指出,近年来贵州的考古工作有了非常大的改观和进步,值得肯定。牛坡洞遗址第三期出现的陶器相对比较进步,在第三期以前应该还会有比较重要的发现,要关注将来会有更多新遗存的发现。招果洞遗址发掘面积不大,但工作也做得很细,应该肯定,只有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把新旧石器时代交替的工作做好,如果这项工作做的好,将来有可能在西南地区树立一个标杆。必威app体育下载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江章华研究员认为,最近几年贵州考古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虽然整体上贵州目前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但已经发现了一些新石器遗存,比如牛坡洞的陶器、毕节青场瓦窑的陶器,估计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距今5000年,这些陶器的来源可能还是和西北,尤其是峡江地区有关。因此,这个地区从采集狩猎到新石器的过渡,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应该是受一种外来人群和文化的影响。贵州的文化非常复杂,和周围地区的文化联系非常紧密,人群移动对区域文化的变迁有着很大的影响。贵安新区建设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的设想非常好,我非常赞同。必威app体育下载 1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乔梁研究员认为,牛坡洞第三期的陶器应该是与峡江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源可能是更加西北的马家窑文化,但彩陶却完全是不同的类型,是很重要的线索,说明贵州地区有着自身的特点。汉代中原的主体文化在黔中地区占据了主导的位置,唐宋以后地方色彩回升,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必威app体育下载 16 中国国家博物馆杨林研究员认为,如果贵安的考古工作和社会效益规划能够实现,那么贵州的考古工作可以说将会实现一个跨越式的发展,非常的鼓舞人心。非常高兴的看到,几家单位在坚持地层学的同时,大量使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应该继续坚持和加强。必威app体育下载 17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钟云研究员认为,贵州考古所对贵安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规划设想非常好,新区将来会有更多的重要发现,从文物保护和经济建设相得益彰方面考虑,在新区规划的时候,文物部门能够参与其中,提出建议以保存更多的文化点,对于新区文化的建设有着非常大的好处。同时,公众考古应该大力开展,更多的展示研究和保护成果。必威app体育下载 18 贵州民族大学叶成勇教授提出,在战国以后的考古研究方法上,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志的方法应该充分结合。区域考古一定要有本位性,注重自身本位的区域历史逻辑。黔中地区考古遗存的历史连续性,可能是因为这一区域的社会关系相对和谐,各族群文化长期交汇融合发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必威app体育下载 19 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提出,贵州这些新的考古发现让人非常激动,贵州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封闭性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研究,非常有意义。牛坡洞的文化面貌和华南地区、东南亚非常相似,也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陶器的出现看起来比较晚。对于研究东亚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威app体育下载 20 西北大学陈洪海教授认为,贵州的旧石器遗存、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遗存比较发达,洞穴遗存独具特色,应该在洞穴考古上开展深入的研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的洞穴考古中出经验、出规范,进而加以推广,在全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贵州考古工作的环境比较艰苦,人员也不是很多,基础的时空框架的建立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早期的陶器功能性比较强,文化性比较弱,需要加强科技手段的检测,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贵州公众考古的宣传也做的非常好,值得我们学习。必威app体育下载 21 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提出,贵州考古所近年来的进步有目共睹,进步速度喜人。贵州考古所的硬件建设计划,应当得到大力支持。贵州考古所在贵安新区的战略思路是开放的,这种思路应该坚持和发展下去。展示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应该有考古发掘人员介入,实践证明,国内已有的高水平展示与利用项目,都有考古发掘人员的介入。必威app体育下载 22‘ 南京大学水涛教授提出,北方的旧石器晚期文化在技术上与南方有明显的不同,对南方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理解不能套用北方的模式,需要做整体环境背景的分析,需要长期深入的研究。我非常赞同建设贵州考古所提出的洞穴遗址公园或者研究中心的计划,应该予以大力支持。必威app体育下载 23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熊宗仁研究员提出,在注意中原文化向边疆地区扩散和影响的同时,也应该注意边疆文化对中原文化体系的丰富,未来贵州的考古工作还需要得到全国各地专家的支持。贵州的考古研究丰富了贵州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考古的物证是历史研究最有价值的物证,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利用,关键还是利用,贵州考古所制定的规划,值得肯定,也需要全国专家的支持。贵安新区的文化规划非常好,包括文化规划在内的“软规划”“软投入”做好了,可以在“硬投入”方面少走很多弯路,节约很多经费。必威app体育下载 24 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邹后曦研究员提出,重庆和贵州渊源很深,贵州近些年工作做得很精彩,取得的成果很多。贵州包括考古工作在内的许多工作做得好,得益于开放的心态,合作的方式。贵安新区的建设为贵安新区区域考古带来了契机,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发现和线索,贵州考古所的基础办公和科研条件还很差,考古工作难度很大,建议加快基础设施和展示设施的建设。必威app体育下载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梁中合研究员,首先对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给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一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认为贵安新区对考古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和便利条件,同时希望贵州公共考古中心能够尽快建成。建议成立洞穴遗址考古联盟或洞穴遗址考古专业委员会,沟通信息,互相交流,更好的促进洞穴遗址考古工作做得更好。必威app体育下载 26 最后,由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对上午的主题报告和学术研讨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贵州在史前洞穴遗址、汉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土司文化、民族考古等方面具有丰富的考古资源、良好的工作积累、重大的学术意义和较大的工作潜力,贵州考古所也做了出色的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和进步。贵州历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既有自身的特点,也是大的文化背景的组成部分,贵州在探讨中国历史多元一体方面既是一个典型的地区,又是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个地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探讨贵州考古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打开视野,更好的做好贵州的考古工作。贵州的考古工作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又来之不易,但贵州考古所的硬件建设令人扼腕,不能把贵州考古所看成一个仅仅是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一个单位,他是一个肩负着研究、复原贵州历史的科研单位,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基地支撑它未来的发展,我们一方面为贵州考古所在非常艰苦、非常欠缺的条件下取的成绩表示敬意,另一方面我们呼吁上级部门对贵州考古所基本条件的建设应当予以充分重视。

《考古学报》是中国学术界创刊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学术档次最高的考古学刊物。我们在这里纪念《考古学报》创刊八十周年,发扬它所坚持的优良学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八十年的岁月当中,从1946年《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开始,到1980年代初,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是夏鼐先生参与编辑和主编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地想起夏鼐先生的治学精神。我体会夏先生的治学特点,概括地说就是: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治学谨严。这十二个字是实实在在的,包含许多生动的实际内容,几句话说不清楚。我想以即将重新出版的《夏鼐文集》为中心,讲一下我所了解的夏鼐先生治学精神。 2000年我们编辑出版过一部三册的《夏鼐文集》,收入夏鼐论著文字141篇150万字。当时由于本人没有做好编辑工作,存在相当程度的遗漏和失误。2011年《夏鼐日记》出版以后,应原出版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要求,花费四年的时间对《夏鼐文集》进行增订和重编。最近将要付印的新版《夏鼐文集》,一部五册,编入论著214篇200万字,比原版篇数增多50%,字数增多将近40%。其中包括:原先未收入的几篇记录稿(例如两份北大的考古学通论讲义、1984年成都考古工作汇会的两次讲话),原先未收入和新收集到的已发表稿,从夏先生家里找到的自存手稿。目前,除若干政治运动中发表的文稿(批判胡适、反右派等)外,夏先生遗存下来的中文论著,都已网罗殆尽。他用英文撰写的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串珠》,已经约请专人将其译成中文,不久的将来也会出版。现在,大家可以更加全面地学习夏鼐先生丰富的学术遗产,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新版《夏鼐文集》第一册“考古学通论”编的第一文章——夏鼐留学刚回国时的讲演稿《考古学方法论》,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而失收的重要文章。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一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向在读博士生,根据《夏鼐日记》中的线索找到这篇文章,写了一篇阅读笔记投寄《考古》杂志,使我们得以在新版《夏鼐文集》出书前的最后阶段将其追补进来。夏先生留学回国,于1941年2月3~27日路过昆明落脚,18日罗常培先生约请他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演,19日开始准备,21日遭遇日机侵扰的空袭警报,他躲在防空壕里写完讲演稿,21日晚前往讲演,23日抄清后交给罗常培转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季刊》发表。夏先生这篇五六千字讲演稿,写成于仓促之间,完全没有翻阅参考书,讲述的是他烂熟于心的考古学理念。他讲到考古学方法:第一步为调查,第二步为发掘,第三步为整理研究——即审定时代及文化关系(包括文字记载的证据,层位学、标型学和分布图方面考查),最后一步为综合工作。他说:“考古学家亦犹史学家,各人得依其性之所近而有不同之方向。”又说:“考古学及历史学之最终目的,即在重新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使吾人皆能明了人类过去生活也。” 这篇大家前所不知的讲演稿,以及新收1950年代发表于《光明日报》的《<实践论>与考古工作》一文、两份在北大讲授考古学通论的讲义,1962年在西安讲演的《关于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都是学习与研讨夏鼐学术思想发展的重要新资料。夏鼐毕生的一系列论著,包括1978年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批判“两个估计”座谈会上,关于“坚持客观真理”的难能可贵发言(时间比社会上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早三个月),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第一,贯穿着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原则。1941年的讲演最后说:“此项综合工作,虽极有兴趣,最易引人。但材料若不充足,稍一不慎,即易成为荒渺之谈。今日吾国考古学之材料仍极贫乏,作此项综合工作者,更须谨慎。将来材料累积至相当程度以后,则此项工作[即综合工作]必威app体育下载,,亦不可少。”当然仍须谨慎。 新版《夏鼐文集》第二、三册,包括中国史前时期、历史时期和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以及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和外国考古研究,基本上没有增加新的内容。第四册“考古漫记与述评、散论等”,是由于分册原因,从原第一册中分解出来的,新增的若干短篇颇具史料价值;第五册“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方面文章”,增加内容较多。这些新增的论著,进一步展现夏鼐先生博学与谨严的治学特点。我想简单地介绍过去未曾发表的新增内容。 《夏鼐文集》第四册,在《裴文中<从古猿到现代人>的商榷》一文的后面,附载了裴老的答辩和夏先生对答辩的许多批注,以及夏先生对裴老随后出版的两本有关小册子所作批注。夏先生对国际上古人类学进展情况的熟悉程度令人叹服。《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的夏先生跋语,除对金属带饰的成分为铝存有疑问外,又指出:青瓷的釉色呈青绿色,并不由于含氧化矽和氧化铝;墓内过道出土的暗红色釉小陶壶,形制与洛阳西晋墓所出几乎完全相同,应非后世盗墓者的遗留;墓砖文字中的“议曹”官名为晋袭汉制,严耕望发表的文章中已有考证,等等。《对宿白同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一点商榷》,是根据夏先生自存手稿编入的,所作考证很有意思。宿白先生在《考古》1978年第6期发表的《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后有许多考据性注释,第43长注中据《新唐书-西域传》推断,中亚有被突厥掳掠的中原人民集居的“小城三百”。夏先生考证指出,《旧唐书》并没有这方面内容,应是欧阳修根据唐人著作在《新唐书》中增加,经查宋人常引用的唐人关于中亚史地之书《大唐西域记》,载有“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佘户,本中国人也,皆为突厥所掠……”等语。夏先生推测,《新唐书-西域传》可能原作“[南]有小城,三百[余户],本华人为突厥所掠,……”这就是说,中亚并没有三百座集居中原人的小城,而是有一座小城集居三百户中原人。查2O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著《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所收《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一文,文末的注4中 “小城三百”这段话业已删去。 夏鼐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文理兼具,是大家熟知的。他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熟悉各方面的最新进展情况,所以才能在碳十四断代法发明以后不久,就致力于建立中国的碳十四断代实验室,极大地推进中国史前时期和原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也才能顶住压力约请柯俊先生终于判明藁城铁刃铜钺的陨铁性质,避免了影响国家声誉的一场混乱。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先生就读清华大学阶段的论著,上古时期对于钱穆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中古时期根据《史记》有关记载梳理秦代的官制进行,进行宋代思想家二程和叶适思想的研讨,以及关于中国近代外交史和近代经济史的一些论文和书评,每篇都具有资料翔实、分析缜密的特点。《夏鼐文集》第五册新收的论文:《读史札记》论述“北魏兵士除六夷及胡化之汉人外,似亦有中原汉人在内”,尽管与陈寅恪讲课的意见不同,却得到大师的称赞,批语:“所论甚是,足征读史细心,敬佩!敬佩!” 夏先生不仅在历史学上具有坚实的根底,而且对逻辑学下过功夫,《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一文是这方面的笔记,所以他论证问题总是非常严密,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往往提到是否含乎逻辑。 夏鼐先生在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和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他阅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这次新收他在1933年发表的《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一文,体现了他阅读的心得。奥本海默是德国社会学家,在座陈淳同志前几年校译的美国学者罗伯特-L-卡内罗《国家起源的理论》一文(《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将奥本海默归入强制论一派的人物。夏先生的文章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作过批评,指出国家的起源“并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认为“奥氏概归之于[暴力]一元,似属未妥。”针对奥本海默主张国家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手段逐渐发达,政治手段逐渐萎衰,以致于最终达到仅有经济手段而无政治手段”的渐变,即由阶级国家突变为无阶级的自由市民团体。夏先生断然指出这“也许在梦想中,永远不能实现”,强调“革命仍是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 夏先生刚到伦敦时,在不列颠博物馆找到太平天国文献新旧《遗诏圣书》和《钦定前旧遗诏圣书》,他非常耐心地对早晚不同年代的两个版本进行校勘,发现早期版本尚存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如有亲人死亡“惨哭哀涕”、“守丧”、“守孝”等记载,后来的版本则将这类文字全删,凡“死”“崩”“卒”等字一律改为“升”,表明包含儒家思想的是初刻本,不包含儒家思想的是重刻本,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经籍版本的争论。罗尔纲对夏鼐的校勘记相当重视,认为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上值得珍重的贡献,写过一段很长的跋语,连同夏先生的校勘记收入所著《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一书之中。 《夏鼐文集》第五册新收的论文中,夏先生为南海七洲洋问题写给谭其骧发生的几封信,为扶桑国与美洲发现问题写给罗荣渠的几封信,也都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考据。他的《真腊风土记校注》更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古籍校注”,“代表了当前这方面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些,我就不具体说了。 另外,我想再说几件事: 关于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的文章,具有推进健康发展的划时代意义;虽然他又强调考古学文化是一个族的共同体,但是不赞成轻率地直接用历史上的族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认为那只适用于年代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必须是考据无疑的,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 而另行交代可能属历史上的某个民族,以免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对于古史传说资料,他曾当着徐旭生老先生的面不客气地说,应该认识到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夏先生在登封王城岗发掘的会议上的讲话,着重从澄清基本概念上引导大家周密思考:“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所谓“禹都阳城”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这和孟子距今的时间差不多),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等等。 夏鼐先生特别注重明确基本概念:谈论冶炼钢铁,你要弄清楚含碳量的差别;研讨文明起源问题,你要弄清楚文明的定义和标志是什么。对待事关国家和单位声誉的重大学术问题,绝不允许信口开河。百家争鸣,与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毕竟是两回事情。 研究古代科技方面的问题,既要懂得现代的有关知识,又要从中国古代的实际出发。夏先生对洛阳西汉墓星图和敦煌星图的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关于洛阳西汉壁画墓星图,开始曾有学者对比现代星图进行解说,由于不了解中国和西洋古代天文学的差异,所作解说多有不当。先生从辨明正确的研究方法入手进行讨论,提出:这星图的内容,并非比较全面地表现北天的星象,仅是选取少数星座作为象征,因而只能用中国古代星座对照,不能用现代星座对照;这星图是西汉末年的,对比材料应以年代接近的《史记•天官书》为主,而以《晋书•天文志》作为补充;比较不能漫无边际,应注意北天亮星的几个星座和天球赤道附近的二十八宿,它们可能是古人绘制星图时用以选择的主要对象。 夏鼐先生长期担任《考古学报》和《考古》杂志的主编,从来不等当甩手掌柜,经常亲审稿件和清样(包括外文目录和提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审阅发掘报告,将文字与图、表对校,查核引用文献,甚至纠正错别字(往往拿着字典告诉你)。大约1958年,我写一个什么材料,夏先生审阅时发现用错一个字“祔”,说东周大墓有祔葬的车马坑……我记得郭宝钧先生用过,夏先生给我看字典“合葬曰祔”,至今我牢记不忘。近年仍不断有人沿袭此误。但凡用字,不清楚就查字典,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古书上的字词,往往有特定的含义,不能从现代的字面上想当然,前些年有人在《考古》上争执“墓祭”问题,没有弄清楚基本概念,说的话驴唇不对马嘴。所内外许多同志将自已的文稿送请夏先生审阅,被订正文稿中的一些错误,事例多多,见于《纪念文集》和《考古》杂志上回忆文章的就有不少,还见于夏先生写给友人的书信。钱钟书、吴晗的诗文都曾被他挑出过硬伤。这方面材料有待收集。 最后再说一个谨严的事例:考古所集体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一书交付出版以前,《甲骨文合集》已经出版有年,原拟沿袭下来称之为“殷周金文合集”。夏先生为该书撰写“前言”时,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将现成的书合编才能称为“合集”,例如《饮冰室合集》,将许多书打散了重编,如同《古今图书集成》,则应正名为“集成”,所以我们只能将书名确定为《殷周金文集成》。坚持一定要改正过来。 夏鼐先生的博学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他是手不释卷、无所不读,善于闹中取静。从《夏鼐日记》中可以获知这方面的情况。 《夏鼐文集》和《夏鼐日记》,都是夏先生这位一代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地珍视,有待于深入地研讨。我们一定要发扬夏鼐先生身体力行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谨严学风,把《考古学报》办得更好,使中国的考古学科更加符合时代要求,跻身于世界考古学的前列。

核心要点: ■ 位于西部边陲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古人谓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 ■ 敦煌研究院始终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总方针,把莫高窟保护放在第一位。 ■ 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只有执行这样的科学理念,才能确保文化遗产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递下去,以使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得到保护。 ■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坚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做好保护的原则,没有为旅游开放牺牲文物,也没有为保护文物闭门谢客,而是把保护与利用恰如其分地联系起来。 2016年5月17日,我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言,倍感荣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文物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勇于担当、不懈创新,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一、敦煌莫高窟是世界艺术的杰出宝藏 敦煌,位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中西交通(今称“丝绸之路”)。史书称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汉代敦煌,向东,可达长安、洛阳,继续东走,可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西,经过西域的南北两道,越葱岭可通向中亚、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希腊和古埃及;向北,越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进入草原丝绸之路。位于西部边陲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古人谓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 莫高窟艺术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进入洞窟,庄重的佛陀、仁慈的菩萨、灵动的飞天、壮美的佛国、动人的故事、有趣的生活、富丽的纹饰,一一进入眼帘,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领域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美不胜收的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宝藏——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它建造于公元4—14世纪,以佛教为主题的洞窟、塑像、壁画闻名于世,是我国也是世界中古时期艺术的杰出宝藏。千年的莫高窟佛教艺术,通过生动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形象地反映了千年佛教和佛教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它保存的2000多尊彩塑,真实地反映了千年彩塑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它保存的45000平方米壁画真迹,真实地再现了千年已失传的诸多绘画名家的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不同画种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它在壁画中描绘了千年间农耕狩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音乐舞蹈、体育百戏等充满情趣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莫高窟代表了世界多种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艺术的杰出成就,是世界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晶,是千年中外文化艺术和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见证。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几成废墟。直到1944年收归国有,才开始得到保护和管理。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以常书鸿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青年学子,身赴大漠戈壁,艰苦奋斗,初创基业;新中国诞生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批示拨出巨款加固濒危的莫高窟;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来到莫高窟视察,指示有关部门解决莫高窟面临的突出困难。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各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迈入了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崭新阶段,迎来了又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二、敦煌莫高窟的科学保护 敦煌研究院始终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总方针,把莫高窟保护放在第一位。莫高窟与许多文化遗产一样:既有珍贵稀有的价值,又有脆弱易损的特点,一旦破坏,不可再生,将永远消失。文物方针明确了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利用要受保护制约,所以保护必须是第一位的。同时,我们也同步推进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工作,它们各有侧重,又互有联系、共同促进。 敦煌研究院遵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确定的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本体各个时代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而且还保护历史留存的所有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因为历史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只有执行这样的科学理念,才能确保文化遗产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递下去,以使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得到保护。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采取各种技术的保护措施,始终遵循“不改变原状”的文物保护要义,实施多项莫高窟崖体和洞窟的加固,抢救了许多洞窟精美的壁画和彩塑;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逐渐褪化,采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完成莫高窟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储存;为提高莫高窟保护的主动性和预见性,采取了抢救性保护和预防性保护技术,建立了莫高窟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不改变原状”的保护精髓,真正让莫高窟得到真实、完整的有效保护,真正让莫高窟“延年益寿”。 三、敦煌莫高窟的合理利用 敦煌研究院在把文物保护好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旅游开放创造条件。为充分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精心挑选了不同时代、不同窟型、不同彩塑、不同壁画等代表性敦煌艺术向游客开放,使游客在短时间的观赏中能领略洞窟的精华。我们还配备了训练有素的专职讲解员为所有游客讲解,通过准确优美、深入浅出的讲解,向游客揭示了莫高窟精湛的艺术价值和丰厚的文化内涵。为使游客能深度观赏,还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莫高窟的文化价值。敦煌研究院还努力使莫高窟走出敦煌、走出甘肃、走出国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近年来还创办了数字敦煌艺术展。这些敦煌艺术展览均获得极大成功,让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坚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做好保护的原则,没有为旅游开放牺牲文物,也没有为保护文物闭门谢客,而是把保护与利用恰如其分地联系起来。为保证洞窟文物的安全“舒适”,又保证游客观赏环境的安全舒适,在所有开放洞窟安装了传感器,做实时常年监测,以确定开放洞窟内的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临界值,确定开放洞窟的最小面积和每批进洞参观游客最多人数,确定日游客最大承载量,做到科学有据的合理利用。 敦煌研究院为了既有效地保护洞窟,又让游客得到更好的观赏体验,改变了以往单一参观洞窟的模式,利用科技手段将洞窟壁画、彩塑搬到洞外展示,建成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让游客先观看4K超高清宽银幕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清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对敦煌艺术有了初步体验后,再到莫高窟实体适度观赏洞窟。游客普遍反映这种参观方式使千年文物走出洞窟,激活了其生命力,比单一参观洞窟效果更好。 四、敦煌莫高窟的严格管理 制订专项法规。敦煌研究院在甘肃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根据国际和国内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行规,起草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2003年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实施。《条例》规定了莫高窟的保护对象、范围,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职责,以及遵循的保护方针和原则,也规定了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保护莫高窟的权利、义务和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责任,并对旅游开放的环境容量、游客数量提出明确要求。《条例》颁布后,我们制订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窟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规范了自身行为。在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或办公设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本体和环境风貌、严禁建设商业设施。《条例》颁布后,有人提出压缩莫高窟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内搞开发建设,甚至建议莫高窟“捆绑上市”,把莫高窟交给企业经营等,我们都依照文物保护法和《条例》一一做了解释与制止。《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与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法律保障。 制订保护规划。莫高窟的保护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明确的保护方向、保护目标、保护原则、保护措施。敦煌研究院根据国际和国内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和行规,及国际文物保护理念,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订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规划》在对莫高窟文物本体和环境要素的价值作出全面评估,及对莫高窟的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保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作出系统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制订出总体规划的目标、原则和实施细则,又按照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四个方面制订分项规划的目标与对策,编制主要措施与分期实施计划,最后提出规划实施的支撑体系。《规划》的制订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规范性和权威性的指导和依据。《规划》制订完成后,经过上级政府审批、颁布,至今已有效实施了10年。 坚持“开门保护”。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持续多年开展合作,共同对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和管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保护理念和成功管理经验,学习了先进的保护方法和修复工艺,使保护工作逐渐与国际接轨,在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研究领域居于领先地位。敦煌研究院还采用各种办法,培养不同层次人才,充分借助国内外合作的有利条件,选送中青年专业人员到国内外高等院校进修学习。现已建成一支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为莫高窟的保护传承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获得了国内外广泛认同和赞许。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案例,向各国世界遗产地传播供大家分享。会议形成的大会文件附件文本指出:“莫高窟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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