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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恋大明山,五味杂陈从政路

2019-11-28 02:02

—— 记 崇左市老年大学校长、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谭先进

——记大明山管理局局长罗世敏

梁庭望

左江日报记者 潘全山

廖铁星 黄 平

2012年7月26日

崇左市至2003年8月6日建市以来,已经悄悄走至第十个年头。这些年来,文化建市、文化立市、文化强市不断推进,广大文化工作者扎根左江流域大地,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推动了崇左文化的繁荣发展。许多领导干部为此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原广西崇左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谭先进是典型代表。

在大山中繁衍生息的骆越民族,或许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对大山无以言表的挚爱与依恋,类似与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以大地为母亲的大力士:只要回到大山的怀抱,身心便会注入无尽的力量。

人要得到别人理解,真不容易。前几年回老家给父母扫墓,同村的蓝老师作陪,他不解地问:“北京、上海的老师,怎么就听你的呢?”我在任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的时候,管的是教学和科研,三千教工里不仅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来的教师,还有新老海归和费孝通、林耀华等等文界名流。一个山弄里的穷小子,小时未见过世面,放羊打柴,破衣烂衫,打赤脚在山里跑来跑去,家又毫无笔墨渊源,父母目不识丁。况且一岁丧母,13岁丧父,既无兄弟相助,又无叔伯相帮,后来怎么能够“管”他们,蓝老师大惑不解。他的一位亲戚在县城见到我,曾这么问:“坐专机来的吧?”话里带有几分讥讽。我相信,知道我家从前穷破潦倒模样的人,有这样的疑惑的决不仅他们两个。毕竟在他们的记忆里,是我小时候的狼狈相,相隔50多年的变化他们就不知道了。

1998年底,时任中共南宁地委委员、秘书长的谭先进写了一幅书法:“不需扬鞭自奋蹄”勉励自己。15年来,他践行这一格言,一以贯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勤奋学习文史、文博、书法、诗词知识,刻苦磨练,怀着对崇左壮乡人民、壮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做文化人,行文化事,为南宁地区、崇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罗世敏是正宗的骆越后裔,出生在大明山脚下一个壮族村寨里,喝着山里的水,听着山里的歌长大的。

这些疑惑也很自然。但却使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共产党的伟大。就因为有了共产党,一大批穷光蛋孩子、放牛娃、农奴、奴隶、长工被培养成部长、将军、科学家、教授、英雄、劳模。农民可以当上副总理,这有什么奇怪。记得1957年我到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的时候,住在12号楼二层。一层东头住有一些特殊的学生——从西藏来的贵族子弟,那时西藏还没有进行改革,送来的贵族子弟还带有伺候他的农奴。但这些贵族子弟经过教育,很快就让农奴解放,变成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二部的学生。这些贵族子弟和伺候过他们的农奴,后来都成了国家干部,有的还成为高级干部。当年共产党就这么厉害!

近日,记者采访了谭先进 ,记录其与崇左文化的情缘,跟随他领略文化崇左。

从大山里走出来,从煤矿工人到宣传干事,到市郊政府区长,到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罗世敏始终把自己看作山里的孩子。在接到调令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将回到大山之中,去追寻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梦想。”

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得到党培养成长起来的干部,可以说是一层人,我在他们当中,真的不算什么。但既然家乡有人疑惑,也值得讲一讲。

结缘崇左留文迹

旅途向山

一, 起点——儿童团

谭先进,汉族,1949年出生于广西柳州。高中毕业后到柳州市郊区插队,进工厂、机关工作。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广西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党委办公厅、天等县委工作。1997年至2011年底,先后任扶绥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中共南宁地委委员、秘书长,第一、二届崇左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在崇左工作一干就是20年。他热爱这片红土地,与崇左的山水草木,与以壮族为主体的崇左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崇左文化中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素质,又回报崇左,服务于文化崇左建设。他是广西书法家协会会员,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广西老年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崇左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退休后任崇左市老年大学校长、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为老年文化事业发挥余热。

2005年4月底的一天,时任南宁市委副书记的封家镶将罗世敏约到办公室,用一种平缓而又慎重的语气告诉他:大明山即将开展旅游大开发建设,急需一位有魄力、有经验的领导;市里选来选去,觉得你最合适;你在郊区搞过扬美古镇,名声在外……

1947到1949年,我的家乡共产党游击队非常活跃。那时我在隆山县(解放后隆山县与那马县合并为马山县)古棠乡(现在的马山县古寨镇古棠村)高小读书,经常听到游击队活动的消息。特别是当时黄怀仁任隆山县党总支书记(相当于后来的县委书记),他的父亲和我父亲梁盛祥是拜把兄弟,他有时候就住在我家,我父亲就曾经冒生命危险到宾阳卢圩为他购买手枪子弹。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对我们家影响很大。1949年5月的一天凌晨,几声枪声把我们警醒,起来一看,游击队已经拿下古棠乡公所。乡公所热闹起来,我们赶快跑到乡公所门口看热闹,只见一位游击队领导人踮起脚,正在揭下门口墙上的国民党悬赏告示,笑呵呵地说:“要我脑袋?我来了,看谁要谁的脑袋!”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山游击队领导人之一覃继麟,绰号老西,他是中共隆山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已经贴了几个月的那张纸就是国民党悬赏他的告示,我们看过的。

“一个人默默前行,留下一个个坚实而深沉的脚印,旁人路经时,领略他的风采。”这是人们对文人谭先进的评价。

到大明山任职,按级别属于“平调”。但罗世敏深知,保护开发大明山是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迫在眉睫的旅游大开发,岂止一个“扬美古镇”可比啊。

6月,隆夷解放区临时人民政府在古寨街成立,它包括今古寨镇、加方镇、里当镇、金钗镇、古零镇的一部分和都安县的夷江,故称隆夷临时人民政府。由于临时政府设在古寨街,今古寨乡成了小解放区的中心。特任命地下党党员蓝启生(解放后任南宁市代市长、自治区民政厅厅长)任古棠乡农会主任,以便组织农民支援游击队,保卫解放区。那时即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十分张狂。但解放区是山区,山坳路险林密,又有壮汉瑶民众拥护,几个县的国民党别动队吃了几次败仗,打不进来,就把解放区团团包围,严密封锁,什么粮食、盐、日用百货都不让进入解放区。一位商人冒险运盐和日用品进入解放区,回去被国民党反动军队抓住,竟然残酷地将他劈为两半,钉在两块门板上,在解放区和白区交界路口示众,警告商人不得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盐和日用品奇缺,价格暴涨,一斤盐53斤大米。隆山县国民党政府还派特务潜入解放区,又收买一些富人做内应,新生的解放区处于极度紧张的应对之中。古寨街上一位富家妇人为敌人送情报,被我政府处决,情况稍安。

著述文史捐微力

南宁市郊区行政机构被撤销之前,罗世敏当过区长,几年间硬是将一个“扬美古镇”搞成了旅游热点。尝到甜头的村民们,无从感谢,打算给“领头人”立个塑像。闻讯,罗世敏吓出一身冷汗,专程赶到村里,对村干们拱手作揖:“千万,千万不能乱搞啊。”村长猛抓头皮,说:“这是大多数村民的意思,我们开会讨论过的,怎么是乱搞呢?”随行的区长助理陆彦明也急了:“搞不得,这样会害人的啊乡亲们……”

为了应对敌人的围困,动员群众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蓝启生从古棠乡小学中秘密抽调七八位小学生组成一个小小的儿童团。那时学校已经无法上课了,学生都回了家,被抽调出来的学生都是家庭贫穷的子弟——那时是很讲究阶级路线的。我家属于贫雇农,加上和蓝启生家有亲戚关系,自然也被抽调出来了。蓝启生的母亲是我们梁家人,虽然是远房姑妈,和我家已经隔几代,但来往频繁,所以我叫蓝启生为表哥。他的父亲是一个很老实的农民,平常耕地,闲时偶尔做些小生意,经常被人家欺负。我的父亲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每当他父亲被人欺负,往往翻过两个山坳来找我父亲商量对策。就这样,我们两家很亲热。蓝启生的爱人是马山县解放后第一个入党的农村妇女,他家来拜我父亲做义父,亲上加亲。所以两家之间称呼特有意思。从蓝启生角度称呼我父亲叫舅父,叫我表弟;从他爱人角度称呼,叫我父亲为义父,我变成小舅舅。因为我有这个关系,就让加入了儿童团——这是我起的名字,那时形势紧张,赶快工作,哪里顾得上起什么团体名字。但加入这个团体得绝对可靠是真的。我们这几个孩子虽然只有十一二岁,却是解放区的“知识分子”,那时教育落后,几个初中生就被认为是大“知识分子”了。黄怀仁、蓝启生、蓝国训、蓝克宣几位游击队领导就都是隆山初中生。黄怀仁1949年元月被叛徒杀害,后几位解放后都是厅级干部。我们这几位“知识分子”可受到重用了,我们一起离开了家,由蓝启生领导,平常住在学校里,晚上出去各村宣传,吃住在群众家。蓝启生很忙,他不直接带领我们出动,而是临时指定,有时是农会领导,有时是游击队员。白天我们轮流抬着装石灰水的水桶,扛着“笔”,这是一米多长的竹竿,一头砸烂,用来粘石灰水,在山脚或墙面上写“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穷苦人团结起来”等标语。如果不写标语,就和大人到山口放哨,查行人。晚上我们便到各个村子里去向群众宣传,材料是蓝启生准备的,有时有文件,但多数是宣传提纲。我们虽然认字不多,但毕竟是“知识分子”,马马虎虎理解,就用壮话给群众宣讲。每当夜幕降临,在黑夜里有一柱电筒光,那就是我们这帮小不点。常常连电筒也没有,我们就像幽灵般在月夜中行进。我们都是山里的孩子,从小在山里蹦来蹦去,脚底磨练成厚茧,尖尖的石头都能够磨掉,所以晚上通常都是光着脚走路。记得我去过提故屯、上古棠、下古棠(waizlaj、lajwaiz)、古荒、古讲(lajgyangj)、拉谋、地命、古今、本立、提纲、拉甘、古洋(lajnyongz)等好多村子,有的名字记不住了。就这样,我们从6月一直做到12月4日。广西是12月4日才解放的,一解放我就回家,因为马山初中出告示,1950年二月招生,我要去考试,便回家复习。

文史是广义的文化历史。崇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万分珍视崇左文化,让崇左文史在新时期大放异彩,这是谭先进执着的信念。他酷爱文史,并将这种浓厚的兴趣转化为编写崇左文史资料的实际行动,乐此不疲。

塑像没有立起来,但在一些人看来,罗世敏最终还是被扬美给“害”了。一些神通广大的朋友甚至在他离开后,多次问他,要不要帮忙,把关系“办回来”。但罗世敏都坚定地摇摇头。

半年时间里,我们遇到了多次危险。所以我们每次出动,手里都握一根木棍,兜里揣两块鹅卵石。万一遇蛇打蛇,遇狗防狗,遇坏人打坏人。从草丛或灌木林中经过的时候,总是打草惊蛇。路上与蛇相遇是常事。最危险的是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从古洋去排引屯,两屯之间有一块小平地,我们在这里和两个国民党特务遭遇。那天带领我们的是一位农会干部,对附近各村寨的人特别熟悉,我们和特务插肩而过,走不多远,他觉得过去的人不大对头,便返身呼叫:“喂!你们是那里的呀?”那两个人没有答应,却朝我们开了一枪,幸而没有打中。我们返身把鹅卵石扔过去,特务忙钻到玉米地里逃跑。我们见敌人有枪,也赶快往地里疏散。慌忙之中我被绊倒,左手掌扑在石头脊棱上,拉了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到现在手掌上还有这道伤痕。

他担任中共南宁地委委员、秘书长6年,协助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同志抓好文史工作,主编了《广西的改革开放·南宁地区卷》等重要文史资料。他任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时,曾分管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并带头做文史工作。崇左市政协先后编辑出版了《崇左重大历史事件》、《崇左壮族习俗》、《崇左民间歌谣》、《崇左之最》、《崇左文化述要》等文史资料。崇左市政协荣获全区政协系统2006—2011年文史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在壮族的神话传说中,大明山是太阳的故乡,《妈勒访天边》故事中的天边就是大明山最高峰的那一边。很小的时候,大明山就在罗世敏的心目中占据着无与伦比的崇高位置,具有无比神奇的天然吸引力。源于奶奶断断续续讲述的传说故事中,源于爷爷随口吟诵的古老歌谣里,他对这座壮族神山的崇拜与向往,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加深。每当眺望大明山云遮雾罩的群峰,他心中便油然升腾起一股对人生、对事业的无限激情——正是这座大山,这座祖先们曾经无数次地深情注目、顶礼膜拜的神山,在向他的灵魂不息地灌注着某种精神世界里的强大生命力。

因为我们是农会组织的,解放后又上学,没有享受离休待遇。其实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已经参加革命工作4个月了。人的一生能够在国家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头参与其中,很幸运。

他看到由于是崇左是新建市,没有一本系统、全面地介绍、研究崇左文化的文史著作,于是决心个人编著一本《崇左文化述要》,得到市政协同意并报市委、市委政府批准。为了加快编著此书进度,提高、确保质量,他59岁时学会使用电脑;为了以生动、鲜明、真实的形象记录和反映崇左文化历程、文化事项、文化成果,学习摄影;跑旧书摊、进书店买书找资料,进图书馆、入方志办查阅大量文献;密切关注《左江日报》等报刊杂志并从中收集大量很有价值的文化信息;放下架子,众采博访,收集素材,调查研究;虚心请教各方专家、学者,尤其是涉及考古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章节、辞条请有关专家、学者审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用5年时间收集资料,又用2年时间继续收集资料并汇编成书,废寝忘食,日以继夜,殚精竭虑,呕心沥血。2010年10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崇左文化述要》。全书20章81节,共70万字,1549个辞条,381幅图片,20多张表格,图文并茂,融古通今,史料详实,突出重点,结构严谨,便于使用。

“北有桂林,南有南宁”——这是广西旅游发展的战略构想。桂林山水,名闻天下;作为首府,南宁坐拥广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优势,但要形成区域性国际旅游目的地,则亟需打造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龙头景区!

二, 第一个“官”——学习委员

崇左市主要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崇左文化述要》,原任中共崇左市委书记、崇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智友,时任中共崇左市委书记、崇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秦先后为该书作序,高度评价了该书,认为该书是崇左市第一本系统、全面地研究、介绍崇左文化的个人专著,对于保护壮族优秀文化遗产,弘扬崇左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崇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这个“龙头”,万众瞩目。

1950年2月,马山初中招生。我去应考被录取了。3月,我父亲挑着一担玉米粉送我到县城。那时没有钱交伙食费的就交大米或玉米面。父亲对我说:“你将来会吃天下饭,我是看不见了。”我没有想到父亲会说出这样伤感的话,可这竟成了他的遗言。5月,村里一位叔叔到学校接我回家,我父亲突然去世了,才享年58岁。我惊得几乎晕倒,默默地跟着那位叔叔步履沉重地回家,过一个高山坳口,我几乎上不去。家里太穷,上古棠的几位师公来给父亲做了一夜的道场,我们没有一分钱给他们。按一般习俗,道场最长是七天七夜,起码也得三天三夜,我们太穷,只好做一夜,就送父亲上山。

概括该书地位和作用,一是总结了左江流域悠久历史和现代文化成果,构建了崇左文化研究框架,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崇左文化是广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二是总结、突出崇左壮族文化,增强了以壮族为主体的崇左各族人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三是把左江流域文明与其它流域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四是为传承与弘扬崇左民族优秀文化指明了方向;五是促进崇左人民更理性、务实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家园。

大明山,以她不可替代的区位与资源优势,进入了南宁市决策者的视野中——

家里顶梁柱没有了,我只得休学,家里只剩下奶奶和我两个人。那时奶奶已经80岁,每天弯着腰操持家务,做饭喂鸡,有时就摔得鼻青脸肿。我在外面种地打柴,老牛欺负我年少无力,有一回生了气顶我,差点没命。里外就我们一老一少,那个惨就不甭提了。奶奶年青守寡,从拉段挑重担去里当镇,久而久之,腰就被压弯成镰刀背,到80岁也不得歇一口气。那时三个姐姐都出嫁,大姐三姐都有孩子,顾不了我。只有二姐回来关照。二姐夫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生死毫无音信,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从台湾回老家看一看,大家才知道他还活着。二姐没有依靠,便回来关照我和奶奶,勉强度日。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城市的灵魂。谭先进顺着历史的长河追根溯源,把潜藏、散落的崇左文化珍珠一颗颗拾起,以《崇左文化述要》一条红线贯穿起来,成为一串串精美眩目的文化项链,也是崇左文化旅游的精品之作,提高了崇左城市品位,是谭先进这位文化人为源远流长的崇左文化代代相传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对崇左的重要贡献。

2005年4月8日,刚到任几天的市委书记马飚,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率领着数名干员上到大明山,作了初步考察和调研。

我年纪小,身体单薄,这样在农村呆下去也不是办法,1951年下半年便复学。复学时要补考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可偏偏这两门课同时补考,怎么办?我向班主任温文光老师提出,我两门都补考,各用一半时间,温老师答应了。那时每门补考都是两小时,我先用一小时考完语文,马上去考数学,也是一小时。两门都侥幸过关。同时考两门的事,恐怕是绝无仅有,以后无论是我或者别人,再也没有遇到过。

钟情文博担重任

大明山山体长68公里,宽23公里,横跨上林、马山、宾阳、武鸣四县,距南宁市区80公里;北回归线横贯中心,平均海拔1200米,主峰龙头山海拔1760米,为桂中南第一高峰;

刚复学不久,马山县人民政府就拨款设立助学金。那时广西解放才一年多,经济还没有恢复,财政极度困难,恨不得一个子掰成几瓣花。可我们党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培养人才,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拨出一批钱来帮助贫困学生上学。我父母双亡,家庭贫困,正需要助学金,可就在这次申请助学金当中,一个突然飞来的横祸差一点就毁掉我的前途。人生路漫漫,坎坷随时生,一次不小心就可能终生悔恨。那时刚刚开学不久,学校宣布一个喜讯,人民政府拨款设立助学金了,对象是家庭贫困的学生,家庭贫穷的学生都欢呼雀跃。想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都赶回到区里要证明——那时县以下设了六个区。

文博是文化博物的简称,主要指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管理机构、部门和事业。 谭先进钟情文博,为崇左文博事业担当重任。从崇左壮族博物馆开工到开馆,在5年半时间里他花费大量精力投入这座迄今为止全国第一家地级市壮族博物馆的文物征集、陈列布展工作,为南国边城壮族文化陈列做出重要贡献。 2007年4月29日,崇左市委、市政府任谭先进为新建的崇左市壮族博物馆征集可移动文物工作组组长。他怀着对壮族人民、壮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凭着执着研究崇左壮族文化的真诚、成果和特有的人脉关系,在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广西文物专家组组长、广西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蒋廷瑜等文博专家悉心指导下,在市内外有关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团结、依靠、带领市、县文博工作人员,克服诸多困难,征集了文物1600多件,为市壮族博物馆的开馆奠定了基础。有的文物年代久远,极富考古研究价值。其中有见证东亚现代人起源的距今11.1 万年的江州区木榄山智人洞早期现代人下颌骨化石;左江河段出水的环首刀、羊角钮钟等青铜器,是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的标志性文物,为宁明花山岩画上的主要器物图像提供了极为难得、重要、珍贵的实物证据。

大明山以“雨后晴翠,层峦叠嶂,满目生机”而得名,被誉为“岭南奇山,人间仙境”。由于地形复杂,气候独特,相对温差大,动植物资源丰富等,塑造了其风光无限、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春之岚,夏之瀑,秋之云,冬之雪”是大明山四季景观的缩影……

我回到家正准备去区里要证明,却高烧不退。住在广西这样的亚热带地区,老人都知道,从外面回到家时满头大汗,是不能够用冷水洗脸擦身的。可我回到家实在热得难受,图一时痛快,用冷水冲凉,结果发了高烧,去不了区里。邻村上古棠一位同学来看我,自告奋勇帮助我去区里要证明。我自然感激不尽。谁知道他这一“帮忙”,差点毁了我的前程。原来这位同学并没有去区里,那时马山县今古寨镇、加方镇属于第五区,区政府在加方街上,离我家有几十里山路。那位同学根本没有去加方,而是委托他的一位堂兄想办法,这位堂兄自作聪明,竟然将区政府贴在古今村小学门口的布告揭下来,剪下上面的印信贴在一张白纱纸上,伪造了一张证明。我那时头晕脑胀,稀里糊涂就交给学校。学校那时经费很紧张,对每笔助学金都核对得很严格,问区里,区里说梁庭望是孤儿,很可怜,家庭贫穷也是真的,但他没有来要证明呀?教导主任再仔细辨认,发现是伪造的,马上把班主任温文光老师叫去,温老师一看字迹不是我的,知道另有隐情,把我叫去查问,我只得如实说。因为假证明不是我造的,又是个可怜的孤儿,学校没有给我处分,但第一学期的助学金被取消了。我的生活一下陷入了困境,二姐给我挑来一袋玉米面,我没有钱交菜金,不能加入学校伙食,只得到学校门口老乡蓝秀白家借个小饭煲熬玉米粥,借他家一点盐放下去就喝了。因为整月整月都没有吃到菜,我得了严重的贫血症,经常突然晕倒在地不省人事。同学老潘的姑妈在县城,他可怜我,有时就拉我到他姑妈家吃一餐,但我哪里好意思老去,偶尔去都很难为情。城里有个远方宗族梁家,熬酒养猪,日子还算可以,我叫他叔,我父亲生前去县城,常到他们家抽烟喝茶。无路可走,我便去向他借钱,他大约估摸我还不起,鼻子都没有哼一下——80年代我从北京回去,他大约不好意思,专程到我姐姐家请我,给我宰了一只鸡。几年后他年老无力,我在街上见到他步履艰难,给了它20块钱,这是后话。

2011年3月9日,谭先进任市壮族博物馆项目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列布展组组长。编写陈列布展大纲是陈列布展的中心环节,纲举才能目张。而编写陈列布展大纲并非易事。要求主持、主笔者对崇左壮族文化特别是文物非常熟悉,有比较高的文字功底。有同志曾经提出请自治区专家组编写大纲。经过深思熟虑,谭先进提出由他主持、主笔编写陈列布展大纲。因为他是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高级顾问,他编著的《崇左文化述要》是编写市陈列布展大纲最好的、必用的参考资料。4年中他亲力亲为征集文物,对文物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完全有能力主持、主笔编写大纲。时任市委副书记卢万兵同意了他的提议。

何故仙境人迹杳?只缘曲径盘云间。有人惊呼,这是上天留给壮乡首府的一座宝山!只要政府重视,赶紧把路修好了,大明山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一处堪比庐山的旅游胜地。

生活艰难,身体几乎垮掉,我硬是咬牙撑过,学习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因为我不敢懈怠。因为假证明,同学里风言风语很多,讽刺的话就不用说了,头一个月里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我一概不还嘴,也无法还嘴,只是默默地学习,默默地做我该做的事。那时学校把校内的空地都分给学生种空心菜,晚饭后同学上街玩耍,吃零食,我便默默地去菜地施肥浇水,我们班的菜地特别茂盛。同学回来晚自习前,我早已把汽灯点着了。开始还有人讽刺我“假积极”,我也不理会,默默地做,久了也就没有人说了。特别是我经常突然倒地,得到同情,每次晕倒,同学都来扶起,有的递毛巾擦汗,有的递水,有的送点心。那时学校每星期日晚上都集中全校学生到大操场,由教导主任宣布各班一周各种考试成绩综合排名,我通常都在5名以内。我在堂上精神比较集中,尽量当堂消化老师讲的课,所以课后来问我的同学就比较多,我在班里的威信逐步建立起来了。第二学期,学校给了我乙等助学金,我有饭钱了,身体逐步好转。但我没有日用品钱,又没有外来一分钱,怎么办?礼拜天,我便到姑娘江里帮人家挖沙,得点钱来买日用品和文具。但我力量小,站在水里挖沙,特别的沉,常常累得躺在河边喘气。第二学期末学校给我的评语是品学兼优,品行为甲,第三学期我有了转机,我得了甲等助学金。那时甲等助学金是每月9元,交伙食费7元,还有2元买日用品和文具,我还得攒起来买件衬衣。买零食对我来说是奢望,连电影也看不起。那时一张电影票5分钱,五个穷学生联合,每人每月一分钱,凑成5分,这月你看,下月我看。因为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在前几名,第三学期便被推选为学习委员,这是我的第一个“官”。那时班干由班长、学习委员、生活委员和文体委员组成,学习委员被认为是比较重要的。我从第一学期犯错误到第三学期当上学习委员,让许多同学刮目相看。这时我还被定为团员的培养对象,到第五学期终于加入了共青团。我的第一个“官”把我忙坏了,我要负责组织班里的学习活动和参观活动,和各课老师联络传达老师的要求,反映同学的学习状况,有时还要给同学解惑。最累的也是最能锻炼人的是负责编辑出版班里的墙报和黑板报,组稿和改稿都由我负责,往往同学休息或者游玩时,我却在板报前挥汗如雨。但当时积极性很高,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累。特别是我这样几乎是死里逃生的孤儿,得到社会的特别关爱,心里分外激动,干工作有用不完的力量。那时特别重视阶级路线,对贫苦人家子弟特别关照,尤其同情像我这样的孤儿,所以特别感激党。第一个“官”使我得到初步的锻炼,奠定了成长的根基。

2011年2月,谭先进在文博专家指导下,认真学习有关知识,开始主笔编写市壮族博物馆陈列布展大纲,先后通过自治区文博专家会议初审、评审,市政府办公会议、市委常委会议原则同意以大纲陈列布展。2012年4月8日,以《南国边城民族之光—崇左壮族文化陈列》为题的市壮族博物馆基本陈列成功试展。2012年10月23日,市壮族博物成功开馆,此时,他已经退休一年。他是市壮族博物馆文物征集、陈列布展工作第一人,以对文博事业的挚爱之情,潜心、忘我投入工作,带领市壮族博物馆文物征集组、陈列布展组的同志不辞辛苦,攻艰克难,为市壮族博物馆成功开馆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知识才学。

“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罗世敏做人低调,但勇于面对挑战。对于组织的安排,他没有犹豫,也不能犹豫——时间紧迫,市委要求他一个月内作好“进山”的准备。

三, 第二个“官”——班长

传承书诗扬国粹

古语云:“若要好,问三老”。上任之前,他决定先找一个长老级人物谈谈。

1954年,我考上了武鸣高中。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马山、上林、都安都没有高中,四个县的初中毕业生只能考武鸣高中。马山100人去考,只得14名。武鸣高中1954级录取了四个班,即29、30、31、32班,我被分在30班。武鸣高中是民国时代的重点高中之一,创建于1908年,最早称为思恩府官立中学堂,后几易其名,最后定名为广西省立武鸣高级中学,并定格于美丽的灵水湖畔。这是一个质量较高的高中,被定为“广西本科状元学校”,其精神被归纳为“厚德求知,追寻光明”。我上学时,老师中有好几个老“海归”,连教地理的老师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到过世界许多国家,讲地理神采飞扬;教英文的老师年逾古稀,鹤发童颜,声如洪钟,原是东印度公司的英文翻译。他教课时,窗台外常常挤满了聆听的学生,极为少见。教我语文的老师是一位诗人,已经出了两本诗集。教数学的更不得了,是鼎鼎有名的黄炯钊,被称为武鸣的“数学大王”。他还是抗日名宿和游击队领导人,以率领武鸣人民抗日义勇军打击日寇闻名,解放战争时期任游击大队的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辞官归教,回到武鸣高中教书。他教数学简直绝了,他从不给学生布置作业,可是当堂无论怎样复杂的数学题他都能够让全体学生透彻掌握。据说解放前有一回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就因为他不布置作业而责骂他。那个厅长也是学数学的,黄炯钊就让他出难题考学生 ,结果学生全体破解,这回轮到他把那位厅长骂得狗头喷血。不过他洗衣服太简单,往往抓住衣领往水里一涮就挂在晾绳上,女生们会偷偷拿来重洗。校长黄汉杰文文雅雅,高高瘦瘦,拉得一手好提琴,谁知道他曾经领导过农民起义。党支部书记黄家光,对学生关怀备至。我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生受益。我一入学便被任命为30班班长,这是我的第二个“官”。班里入学前当过班长有的是,我只是个学习委员,为什么选我,大约一半是我在马山中学当学习委员能任劳任怨,成绩稳定在前茅,毕业鉴定比较好;一半是贫农出身,受过苦,又是个孤儿,那时是很同情这样遭遇的学生的。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尹肇森是武鸣城里人,学习好,有点傲气,开始大约不怎么看好我。当然,不怎么看好也不止他一个,在初中当过班长的都有点失落感。后来一件事,改变了同学们的看法。那是第一个期末,所有考试成绩都公布在教室后面墙上,全班同学蜂拥而来,拿起笔算,算来算去,我的平均成绩90多分,全班第一,其中好几门100分,尹肇森嘟囔:“哪里来的山沟‘马山角’,盖过城里人。”从此我和尹肇森成为好朋友,三年高中,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我们两个轮流当。三年灵水,不仅学习大有长进,更重要的是奠定了我的人生观。那时黄家光书记对我特别关照,把我定为预备党员的培养对象,亲自培养,给我推荐有关党的书籍,吸收参加党内的一些活动,每一步都给予指导。1956年底,校党支部通过我的入党申请,我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在中学里学生入党,是比较少见的。但报到武鸣县委,因委员轮流下乡,开不成会,无法通过。到1957年初党内整风,暂时停止发展党员,我的申请便搁下了。后来材料送到中央民族学院,1960年才入党。三年的班干部,对我锻炼很大,这里要面对的是几个县的同学,我必须公平地为所有的同学服务,这就锻炼了人的观察力和处理事情的感应力,特别是锻炼了考虑事情的全面性,克服片面性。这使我和各县同学的关系都比较融洽。

书法、诗词是中国国粹。谭先进喜爱书法、诗词,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学习、练习书法、诗词并有所建树。

罗世敏要找的这个人,是年近古稀的罗宾老师。罗宾是一位壮族学者,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退休前曾任广西古籍整理办公室负责人。算起来,罗宾还是罗世敏的一个远房叔叔呢。

四, 第三个“官”——还是班长

谭先进曾经在著名书法家、广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黄云,著名书法家、广西书法家协会原主席钟家佐身边工作,与著名篆刻家、广西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帅立志有忘年之交。他抓住这些极为难得的人生机遇,虔诚地向三位恩师、高师学习书法。他常临摹王羲之、智永、孙过庭、文征明、毛泽东、启功等的行草书法帖。他勤学苦练,持之以恒,学古不泥古,学今更创新,经常涉猎与书法相关的艺术门类,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以滋养书艺,从而形成自己的书法艺术特征。1998年开始创作书法作品。他的行草书法合乎法度,潇洒奔放,流畅优美,从《谭先进艺术网》刊载的作品《不需扬鞭自奋蹄》、《辛弃疾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上海世博会》、《祖国华诞六十周年颂歌》等可见一斑。

叔侄两人的这次谈话,因为涉及大明山的天文地理,历史沿革,民风民俗,故事传说,显得有点严肃,甚至有点别扭。在如何提升景区的文化底蕴方面,罗宾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谢寿球。——正是这个人,后来成为大明山龙母文化的主要发现者。

1957年,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语文系壮语言文学专业。这是中央一级的学校,校长是乌兰夫。其前身是延安民族学院。校内费孝通、吴文藻、杨成志、于道泉、马学良、翁独健、陈振铎……名家荟萃。语文系的课程比较多,一般高校中文系的课程都基本开设,外加《壮语文》、《壮族民间文学》、《壮汉翻译理论与实践》、《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专业课程,此外还学过《布依文》和《傣文》等,学习内容充实而紧张。专业课教研室是语文系第六教研室,后改为壮侗语言文学教研室。教专业课的老师是张元生老师和韦星朗老师,他们都参与壮文的创制,是壮族的仓颉。同教研室的张公瑾、杨权、王伟、方伯龙、孟尊贤、郑国乔、文明英等老师也都教过我们的课。

谭先进以宏扬书法艺术国粹为己任,积极参加自治区、南宁地区、崇左市各种书法活动。积极支持南宁地区书法家协会、南宁地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开展工作,组织全地区党委办公室系统开展书法美术比赛展览。他担任崇左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支持协会开展工作,编辑出版了崇左市书法选集。每年组织全市政协系统书法美术摄影比赛展览,培养、锻炼了书法美术摄影人才、队伍。积极协助自治区书法家协会、自治区老年书画研究会在崇左市开展工作。为宣传、普及书法艺术做了大量工作。今年1月,崇左市政协书画院成立。

几天后,罗世敏以自己的真诚召集了一批各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广西古籍办负责人、民族文化专家罗宾、广西文化旅游策划专家、《左江日报》调研员谢寿球,广西民族报副总编、广西山歌学会副会长陆登……在南湖边的一家咖啡馆,大家“扎堆”讨论、探究大明山的保护开发以及对其人文底蕴的挖掘研究,充满激情地展望着这座壮族圣山美好的未来。接下来,凭着内心抑制不住的热情,他们很快就投入相关的调研活动当中。至于经费呀,报酬呀,似乎都忘了。

我们壮语班有韦作玉、梁庭望、单振峰、覃国生、李起朝、黄金福、凌映甦、吕瑞堂、覃建华、韦佩红、涂世馨、黄家童、蒙祺荣、梁新、何善轩、马振威、周训光、刘文富、侬仕斌等20位同学,都是来自农村的壮族子弟。其中一位不知道为什么被退回去,只剩下19位。这是壮语言文学专业首次招收本民族大学生,前几届都是汉族学生。一入学,我又被指定为班长。大学学习比较紧张,因为那时还有比较频繁的劳动,十三陵水库等重劳动我们都参加了,劳动回来补课频频。我的社会活动比较多,1958年学军时,我被选择参加海军军训,从天津乘坐705号军舰,到黄海上的长山列岛训练半个月,参加了海陆空协同登陆演习。1959年,我们到广西农村调查实习半年。实习队分成两组,韦星朗老师带领一组,我带领另一组。我们这组先后到田东、田阳、百色、东兰、巴马、金城江、南丹、宜州、柳州、武宣等县实习,收获匪浅。回京正遇到国庆10周年 ,我应邀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了10分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上中央台,心里非常激动。1960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担任了年级团支部书记,该年级由蒙古语言文学班、壮语言文学班、布依语言文学班、柯尔克孜语言文学班、苗语言文学班,我的工作面加大了;同时还被选为语文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工作接触到了20多个民族,使我初步锻炼了与各民族同学交往的经验,了解不同民族的性格特点。那时我还负责编辑出版团总支墙报和板报,锻炼了我的审稿、改稿、编辑能力。

诗书同源,黄云、钟家佐既是著名书法家,也是著名诗人。谭先进向他们学习写作格律诗词并有造诣,已创作了600多首诗词,其中诗赋崇左占八成。他的诗词情真、意切、面宽、词美、境高。他常用书法书写自作诗词、楹联。经常与广西著名画家蒋宏水合作,为其中国画题写诗书,两人的画、诗、书交相辉映。常言道“书为心画”、“诗驻笔魂”,他用书法、诗词寄托自己的的情操、兴趣、爱好,彰显了自己的学识、涵养、风采。

“有人说他们都被我说动了,甚至说被我哄住了。”罗世敏坦言,“其实他们和我一样,都深爱着大明山,都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

五, 第四个“官”——团总支副书记

2011年10月底,得知自治区党委批准自己退休,谭先进赋诗一首:“ 时似流川已退休, 要当老骥早筹谋。续编文史仍出力, 勤练诗书更上楼。乐作平民除暮气,多行善事度春秋。 人生易老心难老, 步履轻松味更优。”2012年9月,他担任了崇左市老年大学校长、老干部诗词学会会长,这两个老年组织承前启后,非常活跃。他在市老年大学讲授书法课、诗词课,赠人玖瑰,手留余香。2年来,他精心编著《崇左民化博览》,这是第一本崇左文化辞书,约150万字,将仍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内,他将出版自己的书法选集、诗词选集。

2005年“五一”节长假过后,罗世敏与爱人商量,从存折里取了几千元钱,分发各位专家,每人也就600元,算是路费。

1961年3月18日,预备期满,我成为中共正式党员。6月,毕业留校,在语文系第六教研室任助教,任务是教授壮族文学。同时还兼任语文系团总支副书记,1963年还被选为教工党支部宣传委员。同年到广西乡下调查壮族的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化,为壮族文学课准备材料。

我国近现代学术巨子、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用通俗的话讲,这三种境界就是:立下大志,不懈努力,终获成功。2006年10月崇左市行政中心办公大楼落成,谭先进写了一幅“三境界”书法挂在办公室。他的文人生涯是“三境界”的写照。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祝愿谭先进的退休生活更加健康、充实、幸福美满,更加灯火阑珊。

经过一个多月时间的调研,众多专家从旅游规划、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的挖掘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使罗世敏对如何保护开发大明山,如何提升景区的文化内涵,心中有了一个“初稿”。

1965年8月,被调到留学生办(今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前身)当越南留学生班秘密班主任。那时越南抗美战争正酣,许多学校开学不了,高中生便送到中国上大学。来的200个越南学生上大学前先学习一年汉语文,分为10个班。因为越南人特敏感,只好安排10个秘密班主任。我这个班有阮过、郑廷安、阮伯飞、阮士轼、阮氏孝、阮氏桃、陈黄莺、阮氏安、阮氏艾等20个学生,说是秘密班主任,其实一点也不秘密,因为班主任除了回家睡觉,教学、课外活动、吃饭等都和学生在一起,寸步不离,保证绝对安全, 学生一看就知道我们的特殊身份。对我而言,工作不是问题,最要命的是夹壮汉语,我总不能“口”“狗”不分去教越南人吧?没有办法,只好去背字典,同时在教案上读不准的汉字都注上汉语拼音。这样经过一段努力,虽然音色达不到北京音那么柔和,但音位准确性解决了。

此时,罗世敏感觉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任命书还一直没有下来——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市委先前的决策有变?

秘密班主任真忙,不敢懈怠,连谈恋爱的功夫都赔进去了。经济上吃紧,学生每月的伙食费是70元,秘密班主任同食要交30元,56元工资去了多半,又没有补贴,谈恋爱总得请女朋友吃顿饭吧?那点钱哪里还敢谈恋爱?不过倒向学生学习了越南文,马马虎虎读得越南《人民报》。

仙人指路

最要命的是“文革”来了,越南女生都留披肩发,瀑布一般垂于两肩。造反派们分不清越南人和中国人,个别被他们抓住就剪长发,酿成外交问题。学生吓得不敢上街,秘密班主任更是紧张得不得了。学校只得让秘密班主任带领学生到青岛去避风。可是越南学生在青岛海滩又打起来。原来据说他们内部也分成亲苏亲华两派,亲华派在床头上写“打倒赫鲁晓夫”,亲苏派不干了,双方在沙滩混战。我赶忙横在中间,大声告诉他们,这里是中国,再打警察就来了,有什么问题回越南去处理。回京他们回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就在罗世敏为就任大明山管理局局长之事作充分准备的同时,南宁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也正在为大明山的保护开发进行调研与讨论。直到有关策略、政策出台后,罗世敏才接到了市委的正式任命文件。

六, 第五个“官”——“临筹”委员

这一天,天空一样的蔚蓝,白云一样的轻淡,但时序已从封副书记约他谈话时的暮春移到了南国最为可人的、繁花似锦的初夏。

从青岛回校,发现学校正在筹建革委会。“文革”初起,学校党政系统全冲垮了,只得筹备革委会。那时派性已起,建立革委会这派同意那派不同意,那就先建立筹备委员会吧?那也不行,一派说,师生串联很多人不在家,先建立临时筹委会,所以就投票建立“中央民族学院革委会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临筹”,从名字上看就不伦不类。在候选人的名单里,竟然有我的名字,而且选上了。革委会没有成立,学校吃喝拉撒睡总得过下去吧?没办法,“临筹”就代替了革委会的功能,时为1966年9月初。

封副书记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小罗呀,大明山的旅游开发,要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工作思路,任重而道远啊!另外,市委还要求经过相当程度开发的大明山风景区在2006年国庆节期间向全社会开放,你有信心吗?

当时,“临筹”主任是一位年轻教师,教工造反派头头;副主任是一位学生,学生造反派头头,他们只顾派学生到全国去串联,并不管学校的日常工作。我当时是“临筹”常委兼办公室主任,算是第三把手,学校的行政事务、接待外宾、安全保卫、干部的生老病死、财务审批,北京市委和国家民委下达文件,都压在我的身上;“临筹”里的一位老同志负责后勤。我们两个人把学校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全部揽下来,其他人都到全国去造反。我们无暇顾及运动,被认为是保守派,先是那位老同志被批斗,赶出“临筹”。跟着就要赶我。但当时“临筹”里无人愿意干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睡这些行政后勤啰嗦事,饶了我,但后勤也都推给了我。我所面对的是乱成一团的中央民族学院,“战斗队”蜂起,互相攻击,抄家,辩论,谩骂,老同志惶惶不可终日,武斗也开始出现。校内所有的能够得着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学校所有原来的党政系统全部瘫痪了,校系级领导和老专家老教授惶恐不安。但乱归乱,生老病死和吃喝拉撒睡这些事还得照常啊,我就在这混乱不堪的局面里,拼命维持日常的生命延续,没有一天是夜里两点以前能够上床睡觉的,眼眶都是黑的。不久,北京市委下达指标,中央民族学院要负责接待12000—20000名民族地区来北京串联的学生,我忙组织没有去串联的教工在大操场搭棚子,一共搭了400多个草棚,每个草棚可以平排躺下几十人。我登高看去,只见整个操场被挤得满满当当的,无一空处,远远望去就像草海,我一下惊呆了:万一谁抽烟丢下烟头,马上就是一片火海。我连忙组织了一个巡逻队,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巡逻,确保万无一失。吃饭也成问题,那时学校才几千学生,现在来了一万多到两万,饭厅根本容不下,用来堆积馒头,一直堆到顶棚。来吃饭的学生,只能够在外头窗户外领馒头和咸菜,外加一碗菜汤。操心的事还不止于此,每天还得组织新来的学生到木樨地接受毛主席接见,也得万无一失。当时在西长安街两边划分各校的排队地段,以便毛主席乘车从中间经过接见,中央民族学院的地段在木樨地。有的学生不大守规矩,经常要冲破防线,弄得带队的人焦头烂额。接待外宾,保卫工作也十分为难,有一回我接待非洲朋友,外地学生没有见过黑人,蜂拥上来,把他的拖鞋都踩掉了,我也被推了个踉跄。最惊险的是预科部藏族学生竟然把班禅副委员长拉到一号楼前批斗,我正在厨房,忙组织50名学生在班禅副委员长周围围了两圈,决不让激动的学生接近打他。中央统战部知道了,严令护送回去。学校就这样在混乱中维持着,其中保卫部和后勤的同志是最累的。幸好我那时才29岁,精力还可以,不过也累得差不多垮了。只有一位赫哲族女学生,“临筹”委员,见我太累,想去串联又主动留下来帮助我。当时有教工评论:“民族学院八大院长的活,都让梁庭望扛了!”不扛行吗?两万多人顿顿要吃饭,累趴也得扛啊!

罗世敏慎重地回答道:“有上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我相信能够按要求完成任务!”

在“一月风暴”里,我倒霉了。那是1967年1月15日凌晨5时,我正在3号楼值班,电话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接过电话一听,是住在中央统战部的老院长陈林的电话,他着急地说,现在有一帮人来抢中央统战部的档案,不得了!请学校赶快派几十人来帮助护卫。老院长是苏联步兵学校出身的老红军,1925年入党的部级干部,虽然靠边站,但在我心里分量很重。我听到他的话,吃了一惊,因为档案是很神圣很机密的,谁敢去抢?赶忙找来几十个学生,由白振声老师带领前去帮助。我们的人到中央统战部,98箱档案早被抢光了,这就是震动全国的“115案件”。档案是抢光了,但现场指挥抢劫档案的两个头目还没有离开,我们的人蜂拥而上,将这两人扭送公安部。我们的人都很高兴,以为立了一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被送公安部的两个人却被放出来了,谢富治还发表了“五点声明”,意思是两人不是抢档案,而是“革命造反派”转移档案,“保护档案”,我们扭送他们去公安部是“迫害”造反派,“破坏文化大革命”。一帮不明真相的群众还兴高采烈地欢迎两人归来,当晚两人中的一人指挥一群暴徒来砸“临筹”,将我和白振声老师拉到大礼堂“批斗”,“控诉”,“坐飞机”,毒打。当时谢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北京市委书记,身份高而且特殊,但“五点声明”却颠倒是非,让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抢档案变成保护档案,保护档案变成“破坏文化大革命”。我的罪还没有完,过两天统战部斗乌兰夫同志,拉一帮人陪斗,我也在其中,又是“坐飞机”,毒打。让我这样的小卒去给那么高的领导陪斗,真对不起乌兰夫。现在回想起来也怪有意思,这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以后想找一位国家副主席陪斗,永远也找不到了。次日中午我在教工饭堂用餐时,有两个女生在窗外对我打眼色,我知道有因,连忙出去,女同学悄悄说,下午还要拉你去统战部陪斗,赶快走。她们把我带到女生宿舍楼5号楼,赶紧把我推入她们的宿舍,从外面锁上,给人里面无人的假象,然后在隔壁宿舍守着。夜里12点,夜色暗淡无光,她们叫来冯安生老师,悄悄地把我从西校门护送出去。那时西校门外是一片玉米地,黑压压的,阴深可怕。冯安生手提着一根木棍护送,一出西校门我就消失在玉米地里。到哪里去?先到西直门外电校找老乡,他把我引入地下室,打来一暖壶开水,买来一兜凉馒头,我就在里面避难。幸好地下室有一张破床,还有一张破被,否则真要冻死。那时贴我的大字报满校园,“打倒梁庭望”的大标语一个字有两米高,甚至贴到西单,引得校外很奇怪,以为我是什么大“走资派”。也有不少大字报为我喊冤,严斥谢富治的“五点声明”。我是暂时回不了学校了,只在电校和周围几所高校老乡那里“打游击”。只有两派打得不可开交时,才回学校看看。几个月以后,出大事了,统战部的档案严重泄密,造成大陆以外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重要领导牺牲。周恩来总理大怒,严令公安将那两个头目重新抓起来判刑,我才得以回校。

走进大明山深处,罗世敏感叹着它“高耸千寻侵碧落,横盘百里控邕宾”的磅礴气势,自己又常常陷入深思之中。老家就在大明山脚,他当然知道这座山有多高多大,也知道山中有数不清的珍稀动植物,有天然草坪、峡谷飞瀑,有许多古老神秘的风物传说……可当“保护开发”这一命题摆在面前时,他才发觉,自己对这座“祖宗山”的了解,实在是太少,太浅了。

不过那时学生批判谢富治的大字报,其“罪”都归到我头上,工军宣队入校建立革委会,不敢用我,我的“文革”“官”运结束,被派到教改组给学生排课。那时最吃香的是大批判组,教改组是个冷门,我乐得在此半逍遥“避难”。所以“文革”两派如何打斗抄家,都没有我的事。“反谢富治”的帽子我一直戴到1980年,党中央开除谢富治党籍,《北京日报》用整整一版清理他在“文革”中的罪行。其中有一段大意是:“文革”中有人抢中央统战部机密档案,革命群众把抢劫者扭送公安部,谢富治居然放走暴徒,还发表“五点声明”为抢劫档案的人辩护,污蔑保护档案的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后果。至此,我的“反谢富治”帽子才去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决定把大明山认认真真地走过一遍。

七, 我的第六个“官”——汉语系负责人

很短的时间里,天坪中心附近的所有旧线路都印遍了他的足迹,也在他的笔记本中留下多个发展规划草案。“勤能补拙,俭可养廉”。认识罗世敏的人,都知道他勤。这个“勤”字,写得刚劲有力,也写出了他人生的精彩之页。

从1968到1974年底,我的“反谢富治”帽子一直戴着,工军宣队自然不敢重用。其间有过三个小官,一是1969年到云南搞教改调查,我是滇南组的组长,我们这一组没有工军宣队压阵,也就是不是重点组,但后来其他一些组出事,滇南组井井有条,被评为模范。二是被选为教改组党支部委员,组织党员为复课奔忙。三是到固城干校锻炼,被选为党支部书记,固城干校工作比较正常。工军宣队考察我长达七年之久,看来梁庭望没有胆量“反谢富治”,1975年初从干校回来时,被调入汉语系(相当于其他学校的中文系,今闻传学院前身)领导班子,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班子共三人,负责人是军宣队张敬厢,另一位原汉语系干部分管党政。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恢复汉语系,“文革”汉语系被认为是“封资修”典型,早早就被砸掉,语文系、政治系、文艺系都复课招生,唯独汉语系没有恢复,后来认为有必要,派我们三人去恢复。1975年秋季,正式招生。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恢复汉语系制定了办学方案,调回分散在各系的原来汉语系教员,组建了教研室,敲定了课程设置,为汉语系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上任之后,罗世敏还对大明山的原有林业站、点作了一次全面的视察,每日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奔波着。不到一个月时间,所有的护林站、护林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八, 我的第七个“官”——政治系副主任

一个天低云净的月圆之夜,罗世敏站在海拔1560米的大明山飞鹰峰顶上、观日山庄之前,沐浴在乳白色的月光里。此刻的天空银盘悬挂,万里光明,月光下的大明山显得格外清晰而又遥远。山风轻轻拂过他的面颊,也吹在他的心坎上。抬眼望去,但见绵延一百多公里的大明山脉,宛如一条巨龙,游动在银色的世界里。不远处的天坪和爱心草坪,隐隐约约地罩在薄雾里,少女般娴静含羞。脚下的大峡谷,被月光洗涤得纤尘不染,显得特别幽深而空旷。前方的橄榄服务区,灯火点点,仿佛有人提着灯笼,行走在天幕之下、红尘之上的神仙街市。四周围夜景亮色如同被加上了一个超广角镜头,能在一瞬之间即让人尽收眼底。大明山的最高峰——龙头峰,披着一层轻纱,扑朔迷离,让人感到更加神秘莫测。

正当我认为汉语系是我的归宿的时候,一纸调令让我无所适从。1976年底,校党委调我到政治系当负责人——那时都叫负责人,不叫主任副主任。我找党委谈,我的业务是中文,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不懂得政治系业务啊。党委说常委已经通过,不得改变,我只得服从。我是1977年元月3日报到的。那时政治系是全校最大的系,但班子只有一位军宣队、一位工宣队和我三人,党团办公室就白振声一人,教学办公室就马如楫一人,生活办就潘文忠一人,很精干,三位办公室人员非常得力。

大明山龙头峰海拔1760.4米,为广西中南部最高峰。龙头峰据称是大明山脉的灵魂之所在,所谓“千里寻龙,于此结穴”,传说中掘尾龙就是把母亲葬在此处的。一个可以考证的奇迹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森林火灾,无论大小,一挨近龙头山,就会自行熄灭,再也漫延不起来。由于它的神奇与险峻,一般人对它是既向往又敬畏,就连在山中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职工,也从未登上龙头峰。罗世敏心头升起一阵阵的热潮——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攀登一次龙头峰!

到政治系后才知道,该系有的人派性比较严重,工作有相当难度。后来才知道党委之所以派我去,是因为我的派性比较淡薄,不会有偏向。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清理档案,“文革”中胡乱塞到档案里的污蔑之词和材料,毫不犹疑地处理掉,这使许多老师卸掉了沉重的包袱,开始信任我。例如有个老师的档案里有一张白条,上写“此人有特嫌”,无头无尾,我了解他历史没有问题,拆掉了。有个老师平时头低低的,一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反动派”,抬不起头。我经过调查,他父亲1939年打日本受重伤,一直躺到现在,根本没有打过共产党,应当属于抗日有功人员,于是派人到县里去核实,和县里落实政策。这位老师如释重负,精神焕发,后来成为名教授,还入了党,当上系主任。

勇攀高峰

学生中每个班都有造反派,有地县级官员,来到学校以后仍然端着官架子。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们,你过去是什么我不管,你现在是学生,是学生就得按学生守则的要求就学,谁也不能例外。我还让比较有活动能力的78级学生马飚当学生会主席,使学生的学习生活规范化,政治系成了全校的标杆。马飚后来成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

2005年11月25日, 在罗世敏带领之下,由副局长农绍岳、黄棉及管理局党政办、规划建设科、旅游发展科、科学研究科、经营开发科等科室、站、所共25人组成,以中青年干部、职工为主力的考察队,赴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山进行考察。

工军宣队撤走以后,有一年多班子不完整,就我一个人独撑。特别是白振声被抽到北大一年,使我焦头烂额。后来先后来了三任主任,第一任武耀芝。但不久他升为院党委副书记,兼政治系书记、主任,具体工作还是我承担。第二位朴时英,工作就好多了。第三位是邓祥,班子完整了。这三位都是离休老干部。

早上八时正,探险队从管理局所在地武鸣县两江镇雷江村分两个组乘汽车出发。第一组由局长罗世敏带队,乘汽车沿大明山山脚经马山至上林县龙山保护区,走过下水源、上水源,然后步行从大明山东南侧攀登;第二组由副局长农绍岳、黄棉带队,乘汽车出两江镇,入马头镇小陆村,从陆上屯走路攀爬大明山脉龙头山的西北侧。

1980年,壮语言文学专业恢复招生,先招了一个短训班,我还得回去上壮族文学课,还开设了新课《壮族文化概论》,这是开创性的课程。我的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工作也在业余恢复了,白天八小时上班,晚上写作到夜里一二点,没有节假日。但是,政治系老是不放我走,1984年,我只好辞去政治系副主任职务,回到语文系教书和研究。辞职也引起一些议论,有的说:梁庭望真傻,人家削尖脑袋往处级干部里钻,他得了却不懂得爱护;有的说:是不是犯错误了,要不怎么辞职?也有的瞎猜:是不是嫌官小……没有想到这么一件事,竟然引来这么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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