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首页官网

热门关键词: 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
您的位置:必威app体育下载 > 中国史 > 三星堆古蜀玉器,骆越族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上

三星堆古蜀玉器,骆越族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上

2019-11-21 01:14

成都理工大学教授 张如柏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专家组

黄汝训

一、引 言

自2008年11月西林县召开首届句町国与壮族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以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顾问蒋廷瑜和会长谢寿球等专家就对西林的古句町文化遗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调查与研究,2010年5月,首次发现了广西先秦时代的古石棺墓葬和其他一些古文化遗址。今年4月,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又对2010年新发现的一些古遗址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终于发现了一个句町古国的大型祭祀坛,为句町古国最早的中心位于普合一带提供了标志性的证据,引起了学术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现将考察和研究的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骆越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南部边疆的开拓者,它属于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有很悠久的历史,世世代代聚居于今广西左、右江流域,贵州省西南部以及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而今广东的茂名、海南省和广西的陆川,博白、玉林、贵县、灵山、合浦一带则为西瓯、骆越杂居地。远在战国时期,骆越人就在这一地区拓荒劳动,繁衍生息,为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

从2001年开始,我们陆续在台湾杂志上从非考古专业角度发表了数篇论文来讨论三星堆的古蜀玉器[1,2,3,4,5]。研究玉器尤其是古玉器,离不开矿物学的介入,2006年,我们又提出用矿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玉的次生变化,从而确定古玉器的真伪[6]。因为,有些次生矿物(Secondary mineral),用人工方法现今是不可能合成出来的。这就是矿物学用来鉴别文物的独特之处。这种鉴定,必定要有高科技手段作为依托。

一、句町古国祭祀坛考察研究的主要科学依据

一、栽培水稻较早的地区之一

在浏览近10年以来出版的各地出土的玉器图集之后,尤其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纵观作者们提供的玉器实物照片如何精美,假若将这些出版物中的玉器实物照片与成都地区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实物进行对比之后,可以用“小巫见大巫”一词来形容,我们前述发表的论文中,只公布了70张照片,这只是冰山的一角。我们把民间收藏三星堆玉器可以用“造型之优美,做工之精湛、构思之巧妙、内涵之丰富”十六字加以概括,可惜四川本地的考古工作者没有眼福,他们对之则另眼相看。

以往句町古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多以史籍中的零星记载和非标志性的出土文物为据,因此所得出的结论就缺乏科学的确定性和周延性。近年来分子人类学、同位素分析法、光谱分析法等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我们研究民族历史和文物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历史民族的族属及其分布与迁徙的脉络因此变得清晣可辩。

根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证明,水稻是骆越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骆越族在东汉以前就栽培水稻,至少有1900余年的历史了⑴。

二、历史的回顾与现实情况

1.古句町人是骆越人的后裔。根据岭南壮侗语民族人类基因Y染色体STR单倍型O1a*和O2a*多样性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出岭南壮侗语民族都有O1a*和O2a*这两个特征性单倍群,O1a*和O2a*这两个特征性单倍群非常古老,约在三万年前形成,中心是在广西的郁江流域与北部湾之间,这一地带就是古代的骆越水流域,是古骆越人的起源地。岭南壮侗语民族都有O1a*和O2a*这两个特征性单倍群表明岭南的壮侗语民族都共同起源于古骆越族群,是骆越人的嫡传后裔。古句町人和驮娘江流域的壮族人基因同样具有O1a*和O2a*这两个特征性单倍群,同样是骆越人的后裔。

追溯骆越地区的原始农业,迄今为止钦州独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最典型⑵。该处遗址出土文物1100件,石器以斧为胜。石器品种很多,有适于砍伐、开垦、清除杂草的石斧、石锛,有适于疏松土壤、耕耘播种的石犁、石锄、石铲,收割用的石刀和石镰,加工谷物用的石磨盘,磨棒和石杵。石矛、石弹丸、石网坠和桃、榄等果核的发现,说明渔猎和采集也仍然存在着。这就是说,古代骆越地区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与采集。此外还发现了较多的陶器,均为夹砂陶,纹饰多样,有釜、罐等圜底器,也有陶祖,从少量硬陶可能经慢轮加工来看,此时人们的生产技术巳相当高。北魏郦道元《水经拄》卷三十七引《交州外域记》说:“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骆民。。《广州记》也有同样的文字,说:“交趾有骆田,人食其田,名为骆人。”⑶

当人们提及三星堆玉器时,不得不想起了一个美国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戴维·格罗斯科特·格拉汉姆(David Grockett Graham),中文名字叫葛维汉。据报导,此人于1884年3月21日,出生在大洋彼岸的阿肯色州的的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中学时代对神学与宗教学发生了兴趣,他大学毕业后于1911年动身到中国,在有一定中文基础之后于1913年进入四川宜宾进行传教士的工作。1918年、1931年曾两次返国“充电”,先后获得了宗教学硕士及考古学博士的衔头,由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十分重视华西大学博物馆的建设,此前已有一批四川西部文物运往美国。葛维汉于1932年来到了成都华西大学任教授,并与另一位传教士戴谦和教授(Prof. Daniel Sheets Dye)共同筹建了华西大学博物馆*,葛被任命为馆长。1929年春**,广汉中兴乡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因溪流淤塞,在离家不远的小树林中挖车水坑时,忽于溪底发现一坑玉器,共400余件,其中有璧、璋、琮、钏等,四年后的1933年,燕道诚卖给当地驻军陶宗伯团长五件玉器,其中有玉琮一件,后陶又将所获赠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当时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A.H.Donnithorne***,也从燕家购的一个玉琮,后亦赠与华大博物馆。

2.西林是句町古国最早的中心。从Y染色体STR单倍型O1a*和O2a*多样性分布图可以看出O1a*和O2a*这两个特征性单倍群的梯度分布线从广西的郁江流域向西逐渐稀疏,这表明古代骆越人的迁移方向是从广西的郁江流域向广西西部、云南东南部、西双版纳、老挝方向迁移的。显然,骆越人的后裔句町人先在广西西部西林一带停留后才迁移到云南广南、文山一带的,西林是古句町人先停留的地方,句町古国最早的中心应在西林一带。

众所周知,骆越原是个“百谷自生”⑷的地区之一。野生稻的客观存在,作为农业生产主要栽培作物,无疑当是种植稻谷。在骆越地区,虽未有新石器时代栽培稻出土,但两汉时栽培的稻粒,已经在贵县罗泊湾古墓和合浦堂排2号古墓中发现。罗泊湾西汉初期墓里发现有稻谷和记载稻种的木牍⑸。堂排两汉晚期2号墓的铜锅里也发现了稻谷⑹。说明秦汉以后,随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的使用,当时水稻种植比较普遍了。《齐民要术》卷十引杨孚《异物志》载:“稻,一岁夏冬再种,出交趾。”杨孚,明代欧大任撰的《百越先贤志》有他的传记,说:杨孚是南海人,东汉章帝时为议郎,熟悉南方风土。《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条注中,叙述俞益期事迹和《与韩康伯书》,俞益期《书》说,。交趾稻再熟也。。看来,俞称“稻再熟”,正是《异物志》所载之“夏冬再种”。《与韩康伯书》谈到交土耕艺方法时说:“名白田种白谷,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由此推知从东汉到北魏,骆越水稻再种,一是夏种秋收,另—是冬种到次年夏初方收,两年可以三熟,可作为水稻已是当时骆越主要粮食的佐证。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一年两熟和三熟的水稻。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钦州的月禾有三种:早禾,正二月种,四五月收,晚早禾,三四月种,六七月收,晚禾,六七月种,八九月收。三种月禾生长期都是四个月,比东汉以来的再种稻五个月的生长期缩短了一个月左右。

1932年,成都的金石学龚熙台从燕道诚家购得了4件玉器,着有《古玉考》一文。

图片 1

还须指出,骆越人精于稻田耕作。稻作田问管理主要是合理施肥,中耕除草和灌溉。《汉书》卷二十四《马援传》载:援所过“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后汉书集解引《东观汉纪》说:“九真俗烧草种田。” “穿渠灌溉”重视了水源的开发和利用,“烧草种田”则直接提高土壤肥力。当然,灼火烧草木灰留在田里,以促作物快长,虽不属严格意义上的人工施肥,但其反复实践,启迪人们完善施肥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烧草种田之俗,代代相传。明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记述:岭南“农者稻食而秆薪,以灰为宝,灰以粪禾……自然之利也”。面对两年三熟或一年两熟的稻谷作物,当时明确抓水肥两字,这在我国水田耕作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年,葛维汉得知“广汉玉器”消息后,曾发函给在广汉传教的董宜笃牧师询问,打算前往广汉考察,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直到1934年春,当时的广汉县长罗雨苍发函华西大学博物馆,请葛维汉前往广汉发掘考察。此时,葛带领林名均一同前往广汉,因时局原因当时只工作了十天,结束后,葛维汉撰写了“汉州考古的初步报导”一文[7],这是三星堆科学考古的最早报导。在郑德坤所著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一书中,对“广汉文化”的玉器、石器均有详细叙述[8]。

岭南壮侗语民族Y 染色体STR 单倍型多样性分布图

二、育出多种热带佳果

1948年,葛维汉退休返美,这位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的传教士成了名符其实的“四川通”,1962年,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的这位老人驾鹤西去,享年77岁。

3.骆越人向西迁移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史书也记载了壮傣族群在骆越故地向西向南迁移的历史。壮傣族群(the Tai ethnic group)是现代百越族群(Tai-Kadai)的人口主体,目前人口接近一亿,分布于中国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印度等国家。我国境内较大的民族有壮、傣、布依等。其语言属于侗傣语系侗傣语族壮傣语支。古百越族群在历史上的分布被史记描述为从“会稽”到“交趾”,即从江浙到越南北部。历史上记载的广西一带原来分布的是骆越族,后来又出现了西瓯族,最后两个民族就融合起来,又只剩下骆越族。骆越居住在广西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直到秦始皇攻打岭南以后,一部分骆越族人开始在战争等因素的压力下向西向南迁移。

骆越水果种类甚多,是我国著名的水果产区之—,也是我国水果生产的重要基地。所以,人们喜欢用“热带果类之乡”来形容骆越地区。这里果树资源极其丰富,加上历来因中外交通频繁,又引进不少新的品种,使栽培果树和野生果树品种一代一代多了起来,从而在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驰名国内外的有:荔枝、龙眼,芭蕉、椰子,橄榄和甘蔗等,经济价值很高,别有风味并且富有营养。

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古玉专家告知,他于2005年秋曾应邀专程赴美拜访一位四川藉的华侨老人,老人曾在30年代住成都,有幸获得数件三星堆文物带出境外,这位专家鉴定后,确定是三星堆的文物。因为这位专家于2000年在成都与其它二位专家参加了一次民间三星堆玉器研讨会,他早已见过三星堆玉器。因此,他确定老华侨收藏的文物确系三星堆的玉器青铜器无误。由此可见,早在30年代,三星堆的玉器早就流失了海外,至今在台湾、新加坡、加拿大等都有。本文作者在台湾访问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台北的私人博物馆中均见有三星堆玉器。但某些私人藏品中也有仿品,有的还把仿品当成真品上了书。在香港的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也有三星堆的小件玉器出售。

4.古骆越人西迁遗留了众多的古骆越语地名。这些古骆越语地名反过来也可为当地的历史断代。从语言学的角度上看,骆越人西迁在地名上势必留下一定痕迹。而从两广往西直到云南西南部、老挝、泰国、缅甸北部是古骆越语地名分布区。这一地名分布与Y染色体STR单倍型O1a*和O2a*多样性分布趋势是相一致的。如古骆越语叫城市为“思”,叫寨为“舍”,叫河口汇合处为“合,叫码头和码头所在的城市为“普”,叫河为“林”或“达”,叫王为“召”或“雄”,叫潭为“埌”,叫部落和地方为“町”(也写作“田”或“定”),等等。出现古骆越语地名的村寨和城镇往往可以断定它们在在古骆越时代就存在了。

荔枝,亦称离枝。传说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易摘取,要用刀砍或手折其枝,因以为名。《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叙述荔枝“多汁,味甘绝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它是我国南方的特产之一。广东廉江县的谢鞋山,海南岛的雷虎岭、坝王岭及金鼓岭,广西博白县的石方山,直到现在还长着很多野生荔枝树⑺。栽培荔枝历史已难确考,但从汉代王逸《荔枝赋》中有“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之句来看,可知远在两千年前,荔枝在我国就被认为“南方之珍”了。最早栽培荔枝是野生引种。千百年来,由于骆越族精心栽培,育出了不少荔枝品种,并在蔡襄的《荔枝谱》里得到了反映。《西京杂记》还略述南越赵佗曾向汉高祖刘邦贡献交趾荔枝的故事。

总之,三星堆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流失海外,认为只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是否是祭祀坑值得怀疑)出土的玉器才是正宗的、权威的观点应当彻底抛弃。否认民间有真正的三星堆玉器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不可否认,民间有一些仿品,我们也见过),关键的问题是要认真研究出现在民间的三星堆玉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全盘否认是要犯错误的,甚至是犯罪的,因为你漏过了历史的重大发现。司母戊鼎是1939年几位农民兄弟在修理田坑时挖出来的,并不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5、许多偏僻村寨的民俗多保留了古老的面貌,成为古民俗的“活化石”。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古代壮族先民的民俗如在许多地方已失传的雷神祭、娅芒祭、鸡卜等古老的民俗在西林以“活化石”的形式而留传。为我们研究古民俗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史记》载:“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从这段史料中我们知道,祭雷神,用鸡卜这些越人的民俗在汉武帝时代就存在了。但其具体的面貌如何已不可考,而在西林却可以领略其远古的风采。这一文化遗产是弥足珍贵的。

龙眼,俗称桂园,又有龙目,比目、圆眼,益智,亚荔枝,骊珠、燕卵、蜜脾、鲛泪、川弹子等别称。作为南方珍果,它与赵佗献汉高帝荔枝同时富享盛名。龙眼果实甜美,能健身益寿,食用价值跟荔枝相伯仲,而药用价值却在荔枝之上。自汉至唐,常贡不废。东汉时,交趾献生龙眼等,“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⑻,临武长汝南唐羌见状秉笔上书,和帝感动,方下诏令官停止受献。说明骆越地区龙眼载培历史颇早,品质特优。宋代更为普遍,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龙眼,南州悉有之,极大者出邕州”。

就我们所知,除成都地区(含金堂、青白江等地)以外,在北京、上海、深圳、重庆、南京等地,收藏三星堆玉器的民间收藏者不在少数,按考古界的说法,三星堆古蜀国立国有2000年左右,而立国只有265年的清王朝,据报导,其收藏的玉器约有20000余件,那么立国有2000左右的三星堆古蜀国,难道只有现今三星堆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博物馆保存的那少得可怜的玉器藏品?这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应当着重指出,一些古玉专家,眼睛只盯住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的玉器,这是应该的。但对民间收藏的玉器不去研究,一概否认,拒之门外,考古界的排他主义是十分有危害的。一位写中国上古史的专家,写了一本上古史考证的历史书,其中写道:“三星堆文明不见文字……”。我们曾写信告诉这位专家,三星堆的玉器上有文字(据收藏者告知约1000余字),有的还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在玉版上还有格律诗出现,这可以把中国诗歌历史上推到5000多年以前的远古时代,当然我们不是专业考古人员,只待专家来破译。

二、句町古祭祀坛发现的过程

芭蕉,古称甘蕉。芭蕉原产地在亚洲东南部,我国南方也是原产地之一,今广西大青山等地还有野生蕉林。栽培芭蕉,大约从汉代开始。据《三辅黄图》载:“元鼎六年汉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为甘蕉十二本。”可知芭蕉在汉时是被当作一种“奇草异木”的观赏植物来移植的。《齐民要术》卷十引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曾就交趾芭蕉食用价值描述说:“芭蕉……剥其皮,食其肉,如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饱,而余滋味,犹在齿牙间”。

从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离不开对三星堆文物(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红山玉器良渚玉器等的研究,但尤其是应该对三星堆玉器全面的多学科地研究,它可以揭示中国的美术史,雕塑史的渊源,很有可能揭示中华文明史的曙光。

句町古祭祀坛的发现是西林县各界人士与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合作的成果。

椰子,别称越王头。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骆越的椰树种植情况:“椰出交趾,家家种之。”⑼说明其栽培的普遍。

三、实物证据

远在2004年百色开展文化名市创建工程规划调研工作时,西林县的各界人士就与当时担任百色文化名市创建工程规划总顾问的谢寿球、黄振南等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句町文化成为西林主打的文化品牌,并按专家们的建议实施西林句町文化品牌打造的“五个一”工程(即创编一台文艺节目、创办一个文化节,召开一次研讨会,出版一本论文集,拍摄一部电视片)。为打造句町文化品牌,专家们与西林县的各部门领导和专业人员及热心的业余爱好者深入各村寨进行句町文化遗存的考察,重点是调查句町古都的遗址物证。在考察过程中,专家们相继发现了壮族干栏第一村那岩和广西第一个史前石棺墓,这些发现扩大了西林的知名度。

甘蔗,古称柘或诸柘。“柘”字是蔗字的古写。柘浆则为甘蔗制品。据考证,我国栽培甘蔗与制糖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元前3世纪初,战国时代楚人便懂得利用甘蔗甜而多汁的特点来烹调其有腥味的肉食。屈原《楚辞·招魂》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之句,就是记述这件事。当时楚国即今湖北、湖南一带,可以想象位于其西南的骆越地区,栽培甘蔗按常理还要更加早,只不过因当时疆界尚未到达而缺乏史载罢了。甘蔗是一种原产亚洲热带的多年生草本植物,骆越人在开拓祖国南部边疆中,经过长期实践,选择这一物种进行驯化栽培,而后由南向北引种。西汉时,江南云梦泽虽自岭南引种了“诸柘”,然其品味仍以岭南者为胜。《齐民要术》卷十引《异物志》说:“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为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纂,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这里所记交趾产甘蔗应是竹蔗,除了生食,就是榨取蔗浆为饧。制作饧的方法,是将蔗浆曝晒数日而成,为后来制作结晶砂糖准备了技术条件。

当人们提起三星堆时,就只想到它的青铜器,而对它的玉器则知之甚少。其实,三星堆的主体文化内涵是它的玉器,三星堆的文物顺序是:陶器—石器—玉器—青铜器,而玉器是最能反映它的文化内涵的主体。我们在过去的论文中,公布了70张三星堆的玉器照片,这只是成都地区民间三星堆玉器藏品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再挑选有代表性的玉器实物照片供读者研究,从这些照片中,我们不难想象,在那久远的年代,三星堆古蜀国的劳动人民,是如何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雕凿成留给后代的精美玉器,留给后代们的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

2010年5月,中央电视台来西林拍摄《传奇句町国》电视专题片,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会长谢寿球和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研究员彭书琳作为历史、民俗顾问参加了拍摄活动。当时西林县的退休老教师韦定仍反映在普合乡普驮村发现了一个古代“炼铜遗址”,于是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决定请蒋廷瑜、谢寿球、彭书琳等专家陪同前往拍摄这个遗址。经专家现场考察,发现这个遗址位于山顶,又没有炉渣、铜矿料等遗存物,因此否定了这是古炼铜遗址。但是专家经向村民了解,发现这是一个祭雷神的古遗址,而且祭祀遗址正位于著名的句町古铜棺墓和铜鼓墓不远处,这引起了专家的重视。从西林回来后,谢寿球对我国古祭祀坛遗址开展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古国都城附近都设立有大型的祭祀坛,古祭祀坛是古都认定的一个重要标志。去年11月,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在认定为骆越古都的武鸣陆斡附近的大明山上的天坪发现了大型的古骆越祭祀坛,这是岭南第一次发现的大型高山祭祀坛,这一发现为骆越古都在武鸣提供了新的标志性证据。

三、盛产不少特效药物

从以上我们公布的一小部份照片可以看出,三星堆古蜀国人民在文字不普及条件下,只能用具体的实物来纪录下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大型的祭祀活动,(有玉版浮雕、××块的长卷),大型的战争场面,打猎、庆丰收活动(有玉版浮雕××块,还有格律诗的玉版浮雕等等。当然其它方面的玉器(如:玉人头、玉琮、玉璋、玉戈、玉马、玉立人等等),也十分丰富和多样化。

骆越古祭祀坛的发现给谢寿球等专家予重要启示:位于西林普合乡古句町铜棺墓和铜鼓墓附近的高山祭雷神遗址会不会是句町古国的祭祀坛呢?为了对这一祭祀坛作出正确的认定,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于今年3月向西林县委和政府提出了考察认定句町古祭祀坛的方案,西林县委和政府很快批复了这一方案,2011年5月6日,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专家组正式对西林县普合乡普驮村的祭祀坛进行现场考察和田野调查。

骆越地区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就盛产不少特效药物。据粗略统计,骆越产的常用特效药物,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大约二三十种,主要是桂、槟榔、犀角、蛤蚧、玳瑁、珍珠及薏苡仁等。商周时期献物和后来被强令土贡的珠玑宝玩及名香珍品,几乎皆在特效药物之中。《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说: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这类史籍早巳给我们印证。

如此多的形形色色的玉器出现在三星堆古蜀国,绝非偶然,这充分说明,在文字还不普及的时代,只能用实物(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来反映当时社会在经济的(打猎、耕田、制酒、叉鱼等)、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这些玉器上的图案,是现代人根本不可能构思出来的。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反映在当时的艺术品上,而这种艺术品最好的能够保存于世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物(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情况,这点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也是社会文明的具体表现之一,文物是无言的历史书,我们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社会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可想而知,当时玉器上有酿酒的浮雕,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人们如何去酿酒?有人认为,酒是人类文明的记载器。美国宾州大学的考古学家破译了河南贾湖遗址中我国古代的古酒配方,认为中国这种酒有9000年历史,他们把复制的这种酒称为“贾湖酒”。

专家首先在祭祀坛顶层台离边缘两米处每隔6米挖一个边长0.5米的探测坑,探测坑以挖到硬底为深度,这些探测坑构成了一个半圆形的探测圈,然后再在这个半圆的直径上每隔6米挖一个探测坑,这些探测坑基本上覆盖了祭祀坛顶层一半的面积,显露出了祭祀坛历史文化层的基本面貌,获得了大量的古祭祀证据,证明了这是一个从汉代到当代历史连续的祭祀坛。参加现场考察的除骆越文化研究会专家组的谢寿球、罗宾和蓝丹等专家外,还有西林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韦荣锋,副部长何昱英,原副部长王合兵,县博物馆馆长王奕然等。

桂,古人对樟科植物肉桂树的通称。中医用于树皮加工而成,一般称为肉桂。在《神农本草经》一书里,分为牡桂和菌桂两种。由于桂味辛温,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故《说文》称之为“百药之长”。说明肉桂治病,其特别疗效于汉代就得到了肯定。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说:“桂出合浦、交趾,生必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宋范成大众《桂海虞衡志》说:“桂,南方奇木上药也。桂林以桂名,地实不产,而出于宾州。”与范成大同时官任桂州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也对骆越肉桂产销述说:“今桂产于钦、宾二州。于宾者,行商陆运,致之北方,于钦者,舶商海运,致于东方。”可以说,作为中医要药,肉桂树古代仅产于骆越地区。

四、我们的浅见

图片 2

槟榔,是古人对棕榈科植物槟榔树的称呼。中医用其成熟干燥种子,故槟榔又有大腹子、槟榔子的别名。《异物志》说:槟榔“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百虫、消谷”。槟榔出骆越境内。《齐民要术》卷十引俞益期《与韩康伯书》说:槟榔“子既非常,木亦特奇……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唐刘恂《岭表录异·补遗 》则说,槟榔“交趾豪士皆家园植之,其树叶根干与桄榔、椰子小异也。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自云交州地湿、不含无以祛其瘴疠”。

近几年来,讨论中国古文明的著作很多,如“中华文明史”“中国上古史文明考证”等。

专家组与西林县宣传文化部门领导考察祭祀坛

犀角。犀为犀科动物,现有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犀和非洲犀。过去远古时代我国南北各地皆产,到秦汉时期仅产于岭南和西南地区。《说文》称犀为“南徼外牛”,说:后汉章帝纪,蛮夷献生犀、白雉。”骆越所产犀牛,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述得很详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还有专条说:“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又有毛犀似之……开元遗事有辟寒犀,其色如金,交趾所贡,冬月暖气袭人……此皆稀世之珍。”

在这些发表著作中,大量引用古文献中的资料,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现实实物的研究更为重要。因为古文献中对现实的实物(包括出土的和民间收藏的)是根本不可能去描述的,谁能说今天中国地下的文物都发掘完了?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上古史的研究就到此为止?新的出土文物往往会改变人们的看法,因此与自然科学一样,考古学也应有超前思想,这种超前思想是建立在客观实物(出土文物、民间收藏物)的基础之上。就自然科学而言,随着对实验技术不断进步,对极端条件下生命体的发现与研究等等。“相对论”与“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理论都会受到严重的挑战,更何况我们远远还没有把中国地下文物发掘完?因此,考古界的某些固定的看法还会进行修改补充,甚至出现新的理论。考古界过去一直认为只有良渚文化玉器,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高峰?在良渚文化玉器中那只有6.5Kg重的玉琮就被考古界认为是“玉琮王”了。但是,当你看了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时,你就会觉得,红山、良渚还有其它什么出土玉器根本就不在话下,绝对不可能与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比媲。三星堆玉器真正地反映了当时三星堆古蜀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红山、良渚文化玉器则只是社会生活的局部表现。在文献中[2],我们早就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如果说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程度、艺术水平要高于红山文化玉器的话,那么民间收藏的三星堆玉器更要高于良渚玉器一筹,三星堆玉器的民间藏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中国玉器史上的顶峰!在中国,可以说没有那一个朝代的玉器能超过它,其中蕴藏着很多远古时代的信息等待人们去破译。我们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民间的三星堆玉器藏品。民间三星堆玉器比起红山玉器,良渚玉器或其它出土玉器更为久远。一般常识认为,朝代愈久远,它所制造的玉器产品更原始。愈到后期则愈精美。其实则不然,要具体地分析,自从中国文明出现之初,王权的权威就统治最初形成的国家,那么为王权服务的一切意识形态就被视为神圣不可愈越的法规。这一规律,在中国从国家的形成,直到近代毫不例外。

专家组还和普陀村的老人举行了座谈,老人们向专家组介绍了祭祀的详细情况,揭开了这一祭祀坛的文化内涵,为确定这一祭祀坛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材料。参加座谈会的老人有农定开,周正辉,农春贤,何政新,农春光等。

珍珠,亦有真珠之称。指的是珍珠贝科动物珍珠贝、马氏珍珠贝或蚌科动物三角帆蚌、褶纹冠蚌等贝类动物的无核珍珠。真珠为名贵中药,出南海。《后汉书》卷七十六《孟尝列传》载,合浦“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引杨孚《异物志》说:“合浦民善游,采珠。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去。”唐代时,刘恂《岭表录异》说:“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每岁太守修贡,自监珠户入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又池水极深,莫测也……采珠皆采老蚌,刮而取珠。如豌豆大者,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说,率不可遇也。”

一位史学专家明确告知,试问一下,现今各省、自治区及县、乡各级政府,能在自己的管辖段内大肆修建如天安门、故宫那样的建筑物?纵然从理论上科技水平上来讲,可以修的比现今天安门、故宫更要精制的建筑物,如果你修了这类建筑物,那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因此,你只能建造低一点的、不能与王权平等的建筑物。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就是四川省平武县建于明朝正统年间的“报恩寺”。据文献上记载,是1440年开工建造,1446年建成,原先是一位当地土司想当皇帝,要修一个与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一样的建筑,后来有人报告了北京,皇帝知道后要追杀这位土司,这位土司很聪明,立刻把这个宫殿修改成寺,并改名为“报恩寺”,以表示感谢皇帝不杀之恩。这个至今有560余年的历史寺庙还在,本文作者曾二次去考察过,十分雄伟壮观。

图片 3

薏苡仁,是禾本科植物薏仁的成熟干燥种仁。薏苡原产南方。《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南朝梁陶弘景注《名医别录》亦载:籍真定县属常山郡。近道处处有,人家种之。出交趾者子最大,彼土呼为篱珠。故马援在交趾饵之,载还为种,人谗以为珍珠也。实重累者为良。取仁用。”说明当时北地虽有产,但薏苡种源出南方,骆越薏苡实大,称著于世,经久不衰。

三星堆古蜀国是典型的神权与王权统治的国家,那高大的玉立人我们发现的有2.××米高,此外还有1.××米、1. ××米和1. ××米等等数座,小的也有60~70cm,这些立人造型各一,有的身上穿了燕尾服,还有文字,有的站立在一个乌龟上,或方尊上,也有文字。这些文字至今尚未破译,如果把这些文字破译之后,真像也就大白了。余秋雨先生说的好,破译了甲骨文,我们发现了一个商王朝。那么,当我们破译了三星堆古文字时,是否也会发现一个比商王朝更为久远的王朝呢?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在一个神权王权至上的国度里,当他的臣民们不断向外迁移时,他们把文化也就带到其它地方去。例如,在越南就发现了三星堆的玉璋;在红山文化的玉器上发现有三星堆的文字;在齐家文化的玉器上也发现了类似于三星堆玉器上的文字,等等。在新近出版的《中国古玉——发现与研究100年》一书[9],该书p18的图考古界认为是玉龙,该玉龙是湖南孙家岗遗址发现的,我们将该图与三星堆玉器上发现的凤鸟比较(本文第6图、11图)认为,该玉龙实为三星堆玉凤鸟衍变而来,不是玉龙!在《齐家文化玉器》一书[10]中,该书的102图的牙璋与三星堆发现的完全一样,P157的玉鼎在三星堆玉器中也有类似物,从而说明,它们与三星堆文化有渊源关系。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玉器以玉琮为主。一位收藏者告诉我们,在川东北的达川等地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玉琮,其实物我们在他家看到了。他认为,长江流域沿岸是文化交流的“航道”。实际上文化的传播是随人口的迁徒而带走,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异地时,它不完全照搬不变,而是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或保留或发生变异,有时会形成一种新的风格文物,但不管如何变异,其原始的影子还是有所保存的,这就是现今人们所说的继承和发展。但由于王权或神权的权威,不敢超越古老的规矩也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至今为止,在王权统治区迁入到另一处的人们,其所雕凿的玉器,无论从工艺水平、造型优美、器型种类众多,等等,都不会超越王权思维的框框。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玉器是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在世界其它地方出土的玉器也不能与之相比。

普驮村老人向专家组介绍祭祀坛的祭祀民俗

至于玳瑁,也是骆越地区特效药物之一。《本草纲目》说:“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到宋时,至宝丹始用之。”

它那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动物、植物、山形、水系等都十分明白反映在玉器上,就是十分门外汉见了,都是人见人爱,更何况考古学家、美学家、雕塑学家见了都口瞪目呆。中国古代的美术、雕塑技术,在远古时代就达到如此辉煌成就,真不可想象!在如此远古时代文明就出现了,难道中国历史只有5000年?在《路史》、《史记》等文献中,都明确记载:黄帝氏族与蜀的渊源关系,黄帝儿子生于四川,并娶了四川女子为媳妇,黄帝原配夫人就是四川盐亭人,有的文献中甚至提出:早在伏羲时代,蜀的部落就已经形成,他们的活动地区就是今天川西北的岷山地区,直至甘肃南部的陇南地区。据《绎史·卷三》叙述:优羲氏本人就出生在成纪人,在甘肃省的夏河县至今供奉着四川先王蚕丛神位像,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蚕丛后代沿陇南而下进入四川岷山山脉直至成都平原。我们绝对要尊重客观事物,在考古学界,所有新的观点、理论,都应该是来自地下考古的发现和史前遗址发掘。与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的发明、发现、创造是建立在科学实验、资料的收集整理、归纳、分析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有新的观点、理论和发现 ,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类要不断地有所发明,发现、创造,否则社会不会进步,当人们看到那十分优美、造型别致、文化内涵深邃的三星堆精美玉器,就用我们所学到的一点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评头论足“古人是不可能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来”,事实告诫我们绝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你知道3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如何磨制骨针和打孔的吗?天干地支为何就是60年一个轮回?是现代人排列组合出来的吗?有人研究过,天干、地支早在黄帝之前就产生了[9]。

经过了深入的考察,专家们终于最后确定这一祭祀坛在汉代就存在了,这是与普驮汉墓文化内涵相一致的句町古国祭祀坛。

四、利用本地纤维资源纺织缯布

三星堆古蜀国人在那远古时代,就运用对称性原理,透视学原理和几何学原理雕凿成了精美的玉器,用十二生肖的动物和常见的三星堆玉人头结合在一起雕凿成玉器,是中国玉器史上从未 听说过的事情!人类为了生存,首先要饭吃,那么气候观察就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在远古伏羲氏时代就专门有观天象的官员负责观察、记录天象变化、植物生长的规律,物侯学、气候学就此产生。与此同时,逐步就有现今的24节气的出现,这只有积累大量的物象、天象数据这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中(可能要数百年甚至千年)才能总结出来。在三星堆玉器上,就有表现古蜀国人打猎、叉鱼、播种、犁田、晒衣物、酿酒、丰收跳舞的玉版。稍有一点知识的科技工作者看到了这些图案都会为之震惊。在三星堆古蜀国的统治者们,早已解决了人们吃饭穿衣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人们才有时间从事其它行业(如:制陶业、玉器业、青铜业、服饰业等)的工作。因而雕凿玉器就有专门的手工艺人来进行创作,表现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中国的文明起源可能早在三星堆古蜀国的那个时代就出现了。可能应该在夏代之前,甚至更为久远的时代。因为当时三星堆古蜀国的匠人已经把十二生肖用于玉器制作。

三、古祭祀坛的文化内涵探析

缯,秦汉时代泛指布帛。我国葛麻纺织和蚕丝纺织历史悠久,是世界上较早饲养家蚕,织造丝绸的国家之一。在善于利用野生植物纤维或经人工栽培植物纤维资源加工纺织的国内各民族大家庭中,就包括骆越族。其纺织工艺很具特色。用来做纺织原料的韧皮纤维作物有苎麻和大麻,此外,骆越人也利用过蕉茎等植物纤维做纺织原料。他们生产的麻布、葛布与蕉布曾闻名多时,为丰富我国衣著原料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骆越自古就是产麻基地之一。《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洲,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桑蚕织绩。”东汉杨孚《异物志》载:儋耳夷“食薯,纺织为业'。这就是说,西汉时期居住于海南省的骆越人,早已开始种麻养蚕织布,按当地习俗,人们衣著简单,所谓“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此种布的布幅很宽,大约五尺左右,在当时被称为广幅布。据林蔚文同志考证,织造广幅布使用的是先进的斜织机⑽。因为我国古代斜织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普及于两汉。从斜织机发展来看,似乎还应有早期和晚期之区别。汉代骆越人能纺织“广幅布”,表明此时使用的斜织机,其所具备的宽度增加,机架组合当更复杂,比早期斜织机也当更先进。由于广幅布品质优良,称誉中原,成为历朝官员的修贡礼品,强征暴敛者甚至还招致杀身之祸。《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列传》说:“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道的正是这一历史现象。

1961年,法国出版的《大罗拉斯百科全书》、1973年至1974年英国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1978年前苏联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以及1979年原德国出版的《大百科词典》对“文明”都有表述,概括起来,所谓“文明”,是“先进的民族在集体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从另一含义来说,是“指当人们脱离了人类原始群居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形成与完善起来的物质和社会状态”。按照上述的概念,三星堆古蜀国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还用得着我们再去讨论什么是文明,文明如何产生,文明的要素等等,三星堆古蜀国早就把他们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明明白白地表现在玉器制作上。按照现代考古界的观点,城址、青铜器、文字就是国家、文明的表现,三星堆古蜀国早就超越了这个范围。三星堆古蜀国,不但有城池,有巨大的青铜器,也有他们的文字,后者只是我们还未破译

1.祭祀坛的位置和环境特点

贵县是古瓯,骆人杂居地。1976年秋,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发掘了一座大型的土坑木椁墓,出土文物1000余件,有关纺织资料相当丰富,分文字记录、纺织品、纺织工具三个方面。这些两汉前期墓葬出土文物,除大批来自中原内地外,其中不少种类纺织品恐怕也是属于当地生产的,如随葬的成匹缯布,用缯布做成的衣服和盛装其他物品的囊袋等⑾。惜已腐朽,仅剩下个别碎片。残存纺织品经初步鉴定,其原料为麻和丝两类。麻织品原料是苎麻和大麻。该麻织品都作平纹织,有粗细两种。粗麻布用来做鞋袜,出土麻鞋为船形,头端两角尖翘,鞋长24厘米,鞋帮表面涂有防腐用漆,袜为短统,纹理也较粗。纲麻布用来做衣料,因出土样品太残,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难以鉴定支数,估计在200B/以上,目前国内很少能纺出如此细度纱支。编织图形,其经纬密度为每乎方厘米经线41根,纬线21根。丝织品主要是平纹的绢纱衣料,十分纤细。殉葬棺内有不少黑地橘红色回纹丝织锦残片,出土时仍极鲜艳,但无法提取,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同类丝织物鉴定判断,其主要原料应是家蚕丝。该墓随葬的还有植物种实大麻,这一点颇得启发、在世界上,我国是对大麻进行植物生理方面认识最早的国家。大约三四千年前,人们从生产实践中鉴别出大麻为雌雄异株,把雄麻叫枲,雌麻叫苴,枲麻韧皮纤维比较柔细,可以制做精细的织物,而苴麻纤维粗硬,织出的织品比较粗糙。墓中所出大麻籽,说明贵县当时已经种麻,除用麻籽榨油外,自然也会刮用麻皮纤维织布。

中国文明是一种没有外界影响而独自发展起来的,它自诞生之日起,其脉络一直延伸至今从未间断。它的发祥地很可能在中国西南(云、贵、川、藏高原)和西北及陇南地区。这些地区是亚洲高原东南部的一部份,它可能是人类的发详地(贾兰坡1984,马修1911),因为这些地方发现有从300万年至今2万年左右的古人类的化石,有大量的史前遗址及岩画,有逃过冰川劫难的孑遗动物——大熊猫和可供食、药用的植物桫椤等,又有良好的气候、生物和生活环境,完全适合人类进化的三个阶段,这都要归功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升起。当人类出现在地球某一区域时,在进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部落人群由于客观条件的具备,最先进入文明时代,这个过程是食物条件改变引起的智力变化、生产实践、知识累积、认识世界的过程,时间大约要数万~数千年,三星堆古蜀国的先民们可能就是最先从高原逐步进到平原时,在吸收了先辈的智慧之后而进入文明时代的代表,他们才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文明的发源地我们认为可能是集中在一个地方就如同自然科学的理论一样,首先是某位学者先提出(例如:相对论和弦理论等),不可能全球有数十位学者提出同一种理论,文明发祥地也是如此。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及人口的增加,就要向外传播。这种传播在古代就是人口的迁移,这种迁移的过程就是文明向外延伸的过程。

古祭祀坛当地壮语叫“顶娄蚆”,意为“雷神祭坛”。古祭坛在西林县城东面的普合乡普驮村旁边的岜埌山上,西距西林县城八达镇11公里,距普合乡政府不到1公里。它的位置较为特别,正好处于驮娘江和它的两条支流的交汇口,这一交汇口当地壮语叫“三百合”,意为“三江汇合口”。这样的位置在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的观念中是神灵所在的地方,古布洛陀经书中就有“三条河流汇合的地方一定有神灵,三条路汇合的地方也一定有神灵”的记载。古祭祀坛设在“三百合”这个地方体现了古骆越人的宗教理念,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利用蕉茎纤维织布,见载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太平御览》辑录的《异物志》记述:交趾“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锅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絺绤。”用蕉葛纤维纺织成的织物,当时有精细和粗糙两种,精细的叫絺,粗糙的叫绤。《广志》也记述:芭蕉。其茎解散如丝,织以为葛,谓之蕉葛,,虽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赤色。出交趾建安”⑿。建安是南朝宋置的县,属郁林郡,在骆越境内。由此可知自汉到晋,骆越族已经用蕉茎纤维来织布了。处理蕉茎脱胶的方法,杨孚先说:“取锅煮之为丝”,万展《南州异物志》后说:“取灰以练之”。由锅煮到灰练反映了蕉葛纤维生产技术上的改进。因为灰里含有碱,搀灰入水浸泡蕉茎皮,比锅煮更易于脱胶,得到比较纯净的蕉纤维,这不失为一个创造。

五、结论

图片 4

宋代,骆越的织麻技术又有所发展,生产的“纟束子”麻布最为精美。周去非《岭外代答》说:。邕州左右江溪洞,地产苎麻,洁白细薄而长,工人择其优者为纟束子,暑衣之,轻凉寓汗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纟束,则其可贵自汉而然。”这种纟束子苎麻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⒀。反映纺织晶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也表明骆越族后裔擅长麻织与继承传统。

本文由必威app体育下载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三星堆古蜀玉器,骆越族在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上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