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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摆脱世俗的潇洒风度向现实生活意趣的转变,

2019-11-03 02:53

牛达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银川 750001)

倒墩子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王团乡东北约8公里。墓地分布于村东南1.5公里的坡地上,当地群众称之为兔头嘴。墓地东面是南北向的土梁,墓葬即分布于这处由东向西逐渐倾斜的缓坡下部(图一)。墓地北有一条冲沟,西临洼地与另一土梁相连。周围峁梁错落,沟壑纵横(图版玖,1)。1983年秋,该村农民在耕地时发现陶罐和其他遗物,随后报告县文管所。县文管所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同年冬,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县文管所对墓地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发掘墓葬五座,出土透雕铜带饰、五铢钱等遗物,初步确认为汉代匈奴墓葬①。1985年8月30日至9月21日,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同心县文管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发掘队,对墓地进行发掘,共发掘墓葬二十七座,出土遗物千余件,1987年曾简要报道②。现在发表的是1985年发掘的全部资料。必威app体育下载 1

  关键词:北朝唐代屏风式壁画“树下老人”图

  摘 要:西夏活字印刷的确认是近2年来中国印刷术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它不仅带动了我国印刷技术的深入研究,有力地反驳了印刷术发明于韩国的说法,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媒体对相关问题的报道多有曲解和夸大,需要澄清。

  ①1983年冬的调查和发掘资料将另行发表。②《宁夏同心县倒墩子汉代匈奴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1期。

  如果说到社会的变迁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影响,那么战争频繁、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的南北朝与稳定、统一的隋唐时代则是不得不说的典型。关于这种影响的研究除了历史学、哲学等知识领域的涉及外,它们也反映在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中。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中国境内的北朝—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许多屏风式墓室壁画,多将屏风以条框式绘在象征床榻的墓室棺床的上方或者周围,然后在条框内绘人物、花鸟、山水等内容的壁画,屏风式树下老人图便是这类墓室壁画中的代表之一,形成了墓室壁画中独具特色的一类。本文拟以北朝—唐代墓室壁画中的这类题材为研究对象,考察屏风式树下老人图的传布以及社会大背景的转变下这一题材在丧葬文化中所承载的意义和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西夏;活字印刷;媒体报道

  1985年秋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钟侃和李进增,同心县文管所马振福、张宏、王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乌恩等同志。田野发掘和整理资料期间,在鉴定人骨、绘图、照相和修整器物方面,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潘其风、张孝光、薛玉尧、刘国强及技术室修整组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志谢。

一、北朝墓室屏风式“树下老人”图的考古发现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8)05-0031-06

  一、墓葬形制

  从目前考古材料的发现情况来看,屏风式树下老人图用在墓室壁画中始于北朝。山东临朐海浮山北齐天保二年(551年)东魏威烈将军、南讨大行台都军长史崔芬墓[1]墓室四壁所绘的十七曲屏风图中,共有8幅高士图,基本构图是:在1~2棵树下,一高士坐在席上,或伏案书写、或捋须、或开怀饮酒、或手捧盆景。高士背后往往有一到两名侍者,并配以山石等背景(图一,1、2、3);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2]高士图屏风与之相似,后者正壁(后壁)绘八曲屏风,中间绘4幅宽袍大袖、坐在树下席上饮酒作乐的高士形象,西起第四曲除了树下饮酒者外还绘一侍童(图二)。这些北朝墓葬壁画中的高士形象在人物的个性特征上与南京西善桥东晋南朝墓中的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图三)人物个性特征非常相似,除此以外,该墓墓室西壁龛额之上的墓主人夫妇出行图中墓主人褒衣博带,双臂舒展,以及其后随从队列的人物组合,与传为顾恺之所作的《洛神赋图》有多处相似之处。杨泓以此认为山东地区深受南朝文化的影响[3]。根据崔芬墓志记载,崔芬的祖父曾经在南朝刘宋政权任职,后来才成为北魏高官。而且清河崔氏一族作为山东地区秦汉至魏晋时期的望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中南迁,在南朝是得到了重用的。所以由于家族原因,崔芬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南朝文化的影响。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虽然当时北朝的实力与军威强于南朝,但是却往往以南朝文化为正统。北齐高欢就说过,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4]所以江北丧葬文化中出现南朝的文化因子应该不是奇怪的事情。

  被誉为 “文明之母”的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我国古代印刷,主要是指隋唐之交出现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迄今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活字印本。可喜的是,上世纪9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在对西夏故地的考古中、在对近百年来出土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相继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活字印本。这些活字印本,与其他西夏文献相比,具有更为重要的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不仅填补了我国早期活字印刷遗存资料的空白,而且为研究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近年来,媒体对宁夏贺兰县西夏木活字、甘肃武威市西夏泥活字研究成果涉及的人和事,曾多次给予报道。好人好事,多报道几次,无可厚非。但在拜读有关文章中,却发现其中有一些混乱的提法及明显的错误。为了传播正确的知识和信息,似有必要予以澄清。为此,不揣浅陋,撰写此文,恭请同好不吝指正。

  发掘的二十七座墓葬绝大部分为土坑墓。墓口开在耕土层下,一般距地表深20厘米左右,未见文化层堆积。填土为羼料疆石末的黄沙土,无其他包含物。墓坑深浅不一,在0.5-2米之间。单人葬,仰身直肢,上肢放于躯千两侧,头向北,大部分骨架足高头低。成人墓均有木质葬具,木质已朽,留有清晰的板灰痕迹。北端坑壁上大都挖有土龛,内置陶器或漆器。偏洞室墓的墓道底部大都发现有牛、羊的头和蹄骨,个别墓内骨架上还发现羊肢骨。墓葬形制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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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

  (一)长方形竖穴墓

  我国西夏活字印刷品的发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见之于报刊的。其中最早的当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该经计有9册(7完2残),240多页,约10万多字;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优秀版本之一。笔者研究认为它是西夏后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共二十座。其中成人墓十三座,墓室底长190-287、宽60-95、深65-198厘米。儿童墓七座,墓室底长98-160、宽33-50、深53-111厘米。成人墓北壁一般留有生土二层台或挖有小龛,多呈梯形或长方形,内置陶器或漆器。龛距墓底78-98、宽40-59、深26-38、高47-68厘米。二层台距墓底55-98、宽25-34厘米。成人墓均有木棺,木质已朽,棺长193-225、宽50-91、高18-48厘米,棺板厚4-6厘米。棺紧靠墓室西壁放置,棺的南、北、东侧填土后形成熟土二层台。大部分骨架保存尚好,个别墓内(如M26)仅有少量随葬品而无人骨。儿童墓均无生土二层台或小龛,除两座(M16、M25)有木质葬具、人骨保存较好外,其余均无木质葬具,人骨多巳腐朽,仅有破碎的头骨或牙齿,个别墓内(如M11)无任何人骨遗留。举例说明如下。

  这一研究成果,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 “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口头发表。由于此前没有发现活字印刷品的报道,学界普遍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所发明,故这一发言受到格外重视。笔者的论文《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1994年2期)发表后, 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文化部接受学术界的呼吁,于1996年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为此,1997年,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 ”[1],1999年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更值得庆幸是,西夏木活字的研究成果,已写入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3]。在此期间,海内外媒体广为报道,有的称笔者为“改写印刷史的人”。对此称呼,笔者诚惶诚恐,实不敢当。与此同时,孙寿岭先生对1987年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亥母洞遗址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佛说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经折装,存下集四品,总54面,计6400多字)进行潜心研究,著文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发表,认其为西夏仁宗时期泥活字印本,同样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1998年国家文物局组织鉴定,专家们认为此经为活字印本当无争议,然而,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则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受孙寿龄先生委托,笔者在孙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经文中有因泥字小气眼形成的“气眼笔画”字, 又有因泥字的釉面形成的“变形笔画”字等,这些泥字在陶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会是其他活字[4]必威app体育下载,。孙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煮饭炉上经过反复试验,烧制出3000多枚泥活字,并印出《维经》仿本,用更为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本世纪初,这一发现引起媒体的重视,相继有人采访孙先生,并有人称其为“当代毕昇”[5]。

  M2 墓室底长233、宽98厘米。方向为8°。北壁正中距墓底100厘米处有一小龛,龛宽40、进深38厘米,顶部已被破坏,残高68厘米。龛内置一陶罐。西壁不太规则。墓室西侧置木棺,棺板厚6厘米。棺四周填土后形成宽13-30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人骨保存尚好,男性,年龄50-55岁。随葬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北端龛内及填土中各有一件陶罐,死者颈部发现珠饰六枚,面部有一枚海贝,手端至足部发现五铢钱五十二枚、铜带扣二件、铜环一件、铁环三件、铁凿一件及环首铁刀二件(图二;图版玖,2)。

  此后,又有论著记述,在俄藏黑城西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中[6],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中[7],在宁夏的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印本[8]。到目前为止,海内外现存西夏文活字印本计12种之多。另外,在敦煌、黑城遗址、银川新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还有若干尚未知名的活字印本残页。上述活字印本,都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它的发现是印刷史上的大事。这些发现,对我国和世界印刷史、特别是西夏印刷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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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4 墓室底长234、宽85厘米。方向为9°。北壁不太规则,距墓底98厘米处留有宽25厘米的生土二层台。木棺靠西壁放置,棺板厚约6厘米。棺北侧和东侧填土后形成宽20-27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人骨保存尚好,女性,年龄40-45岁。随葬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墓室北端近墓口的填土中发现陶罐和漆器各二件,漆器已朽,仅存漆皮,形似碗类。墓主两只眼睛和口内各发现一枚海贝,颈部发现石珠十一枚,右肩处发现五珠钱三十九枚,腰部至足端发现铜带饰二件、铜管状饰一件、骨管一件.五铢钱二枚、海贝十三枚及残铁刀一件(图三;图版玖,3)。

二、韩国和我国的印刷术发明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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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以要谈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媒体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更因为在有关报道中也有些似是而非的提法,从而误导了读者,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中韩学术界在印刷领域的争论,除印刷术发明权外,还有金属活字发明权的问题。

  M14 墓室底长235、宽90厘米。方向为6°。北壁正中距墓底117厘米处挖一方形小龛,龛宽40、进深26、高40厘米。木棺靠近西壁放置,棺板厚约5厘米。棺四围填土后形成宽8-30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人骨保存尚好,女性,年龄约五十岁左右。随葬品比较丰富,北端龛内置一陶罐。人的鼻孔内各有一海贝,颈部有一石圆形饰和石珠十六枚,膝部以下发现铜带饰三件,铜环、铜铃形器、铜扣、铜管状饰和铜泡各一件,五铢钱七枚,砺石一件,残铁刀和残铁器各一件(图四;图版拾,1)。

  有关金属活字起源和发明的争论,是从《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一书的研究引起的。该书是高丽时期(918—1392)的汉文铸字①印本,尾题表明它印于“清州牧兴德寺”,时间是北元“宣光七年” ②,也即高丽辛禑王三年,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原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1972年,韩国学者在巴黎国际书展发现该书,十分重视,加以影印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本书比中国现存最早的明弘治三年(1490)铜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要早100多年,于是得出金属活字起源于韩国的结论,进而认为清州兴德寺是金属活字的发祥地。其实,所谓金属活字,包括铜字、铅字、锡字、铁字等。我国学者大多不同意韩国学者的观点,潘吉星先生根据详实的资料和缜密的论证,认为13世纪初,我国金代的“贞祐宝券”,就是用铜版和铜活字结合的技术印造出来的。为了防伪,“宝券”上的字号、字料及相关官员的花押,都做成铜活字,只有在开印时,才嵌入铜版预留的凹槽中[9]。笔者也曾著文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根据元王祯《造活字印书法》记载,至迟在南宋后期,也即13世纪中后期,我国就用锡活字印书了。尽管没有实物印本留传下来,但金属活字的起源不在韩国而在我国[10]。如上所说,韩国人只是和我们争夺金属活字发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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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韩国的争论,更主要的是在印刷术的“发明权”上。作为四大发明之一的我国古代印刷术,主要是指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出现于7世纪初的隋唐之际,比毕昇发明活字要早400多年。一般所说印刷术的发明,主要是指雕版印刷。中韩学界争论的焦点,正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在何处这一问题上。

  M19 墓室长234、宽80厘米。方向14°。北壁西端距墓底82厘米处挖一弧顶小龛,龛宽40、深36、高47厘米。木棺靠近西壁放置,棺板厚约6厘米。棺四围填土后形成宽4-25厘米的熟土二层台。人骨保存较好,男性,年龄约四十岁左右。北端龛内置一陶罐,死者颈部有珠饰八枚,额上有一枚海贝,腰部至足端发现铜带饰三件、五铢钱四枚、海贝四十枚、环首铁刀二件及珠饰一枚。有的铜带饰背面残留皮条,皮条上有穿带饰钮的透孔,表明铜带饰是固定在皮带上的(图五)。

  这场争论,是由韩国的一个偶然发现引起的。1966年秋,在韩国的新罗故都庆州市释迦塔中,发现了汉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简称《无垢经》)一卷。韩国政府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很快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珍藏于的国立中央博物馆。经韩国学者研究认为,这部经刊印于公元704—751年之间,是古新罗印本,比中国有纪年的最早的印刷品——刊印于公元 868年现在仍藏于英国的敦煌《金刚经》要早100多年,从而得出这部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并推论出印刷术起源于韩国的结论。同时,希图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使这一认识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③。数十年来,韩国学者不断著文阐述这一观点,宣传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并将这一结论写入小学《社会》课本,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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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人发现《无垢经》之秋,正是国人遭受文革灾难之时,成为 “反动权威”的学者,怎能知道境外发生之事! 直到197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代表团访华,著名华裔学者钱存训先生带来有关资料,我们才如梦初醒,知道了韩国这一重要发现和他们的观点。1981年,我国印刷史家张秀民先生,率先著文提出,韩国发现的《无垢经》,是从中国传入古新罗的 “唐代印本”,并非新罗所印[11]。此后,包括美国的钱存训博士,台湾的李兴才教授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著文反驳韩方的观点[12]。但是,直到1996年,也即韩方关于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宣传了30年之后,我国学者才意识到,和韩方争论的是事关印刷术“发明权”的重大问题,并提出要 “捍卫”属于我国的这个权利。

  M16 墓室底长159,宽58厘米。方向为16°。有棺,棺板厚4厘米。骨架保存尚好,系八、九岁的儿童。随葬品极少,仅有梅贝五枚和五铢钱一枚(图六)。

  ①韩国人称金属活字为“铸字”,通常是指铜活字,偶而也有铅字、锡字、铁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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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见该书尾页题款。有意思的是它不用高丽纪年,也不用明代年号,而用中国文献中都很少出现的北元年号。

  (二)偏洞室墓

  ③[韩]李弘植,《从木版印刷看新罗文化——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发现的陀罗尼经》, 《韩国社会科学论集第八集》,1968年;金圣洙,《关于韩国木板印刷起源年代的研究》, 韩国《书学杂志》第十辑,1994年。译文均见中国印刷博物馆编,《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研讨文集》,1997年。

  共六座。其中成人墓五座、儿童墓一座。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室是由墓道西壁向外掏出的圆角长方形洞室,顶呈弧形。成人墓墓道长192-266、宽65-84、底深123-170厘米,墓室长170-266、宽43-62、底深123-192厘米。儿童墓墓道长110、宽53、底深58厘米,墓室长110、宽28、底深58厘米。有的墓道和墓室之间发现一排小柱洞,外侧还有板灰痕迹,显然是用以封堵墓室的。成人墓洞室内均有木棺,木质己朽,仅存板灰痕迹,长142-200、宽37-53、高18-26厘米,棺板厚4-6厘米。墓道或墓室北壁挖有小龛,龛内置随葬器物。墓道内发现数量不等的牛、羊头和蹄骨。举例说明如下。

  于是有更多的学者纷纷撰文介入这一争论,从而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大家发表了不少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从考古学、佛学、文字学,书体、纸张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了深入探讨,用无可辬驳的证据,阐述了印刷术起源于中国的历史事实。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先生[13]。笔者也曾著文反驳韩国学者的论点[14]。

  M6 墓道长264、宽82、深136厘米。墓室底低于墓道底18厘米,长266、宽61、深154厘米。、方向6°。洞室内置木棺,棺板厚约4厘米。骨架保存较好,女性,年龄约五十岁左右。墓道内发现牛头骨二具和羊头骨十三具,有的牛、羊头前对称摆放两具蹄骨,牛、羊头的吻部均朝北,额顶向上,顺次成行排列。棺北端置一陶罐,死者颈部发现珠饰十枚,腰部及足端发现五铢钱二十一枚、铜带饰和铜铃各一件、海贝二十六枚及残铁器二件(图七,左;图版拾壹,l)。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和韩国的争论,不管是 “金属活字发明权”,还是 “印刷术的发明权”,归根结蒂是个学术问题。学术问题靠 “抗议”、“声讨 ”是解决不了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对这一问题可以漠然视之。但要解决问题,首先要靠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充足的论据来说明印刷术起源于中国、发明于中国。前面已经谈到,我们的专家学者已经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1997年, 在韩国召开的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参加的“东西方印刷史国际讨论会”上,我国学者向与会的各国专家发表了我们的观点,鉴于我国学者,还有美国、日本学者的不同意见,联合国未认可韩国的 “印刷术发明权”和 “金属活字发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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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媒体对西夏活字印刷的误读

  M7 墓道底长240、宽81、深141厘米。墓室底长250、宽62、深151厘米,低于墓道底10厘米。方向13°。洞室内置木棺,棺板厚约4厘米。骨架保存尚好,男性,年龄约十七岁左右。墓道北端置一具牛头和五具羊头,吻部均朝北,牛头前发现两具牛蹄和一具羊蹄。牛头旁发现一件陶罐和一件残陶罐。棺北端置一陶罐。人骨颈部育一枚海贝;盆骨下有海贝十枚和五铢钱二枚;足部发现五铢钱四十六枚,骨牌饰、铁带扣、铁刀及残铁器各一件(图版拾壹,3)。

  (一)西夏木活字成果的鉴定不存在与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

  M13 墓道底长251、宽80、深154厘米,墓室底长211、宽65、深175厘米。方向5°。洞室内置一木棺,棺板厚约6厘米。墓道和墓室之间有一排小柱洞,共八个。柱洞平面呈圆形或长方形,直径4.5-5厘米。人骨保存尚好,女性,年龄二十三岁左右。墓道西北角有一小龛,距墓道底52厘米,内置一陶罐。墓道北端距底52厘米的填土中,有一具牛头和七具羊头,吻部均朝北,有的头前发现一对蹄骨。死者右耳下发现金耳环一件,颈部发现珠饰十五枚和海贝二枚,手端及盆骨下发现海贝十六枚、五铢钱一枚及铜带饰一件。海贝排列有序,盆骨下有一排,两手端及两股骨间各有三枚,均呈梅花状,推测这些海贝系钉缀在衣服上作为装饰。左膝上有一枚五铢钱。脚端有丰富的随葬器物,包括石牌饰二件,铜泡和铜环各四件,五铢钱七十一枚,海贝六十七枚,环首铁刀一件及珠饰四十二枚。出土时,有些珠饰与透雕铜环串连在一起。五铢钱成串排列成圆形,周围有两排海贝呈方形排列,五铢钱上部发现朽木及红色漆皮,推测五铢钱置于漆盒内(图七,右;周版拾,2-4)。

  谈到这里,使我想起了关于西夏木活字鉴定过程中的一些情况。1996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经文化部组织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木活字印本后,宁夏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很快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一重大研究成果,海内外数十家报纸、电视等媒体纷纷报道,的确为弘扬华夏文化,扩大宁夏影响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就有人说,为什么文化部这么重视,亲自出马组织鉴定,还不是因为要和韩国争论的政治需要。还说什么,宁夏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有力的证明了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好像如此一说真的就会把韩国打败,我们可以得胜回朝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三)石椁墓

  我是亲历者,关于西夏木活字的鉴定过程和场景,至今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我的关于西夏木活字的研究论文发表后,引起首都学界人士的重视,希望有关方面能对这一印刷史上的重大成果组织鉴定。我曾以迫切的心情,向宁夏有关部门反映了首都学界意见,希望组织鉴定,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文化部所以接受这个鉴定,完全是首都学术界呼吁的结果。可以说,从具体制定鉴定方案到鉴定实施,文化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提及和韩国争论的事。当时参加鉴定的十几位委员,如俞伟超、史树青、潘吉星、郑如斯、徐苹芳及史金波等,都是首都考古、西夏、版本、印刷史方面最有影响的学者和权威,他们谁也没有提及和韩国的争论。人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本读》是不是西夏时期的印本(元代也有西夏文印本),说它是活字、特别是木活字的论据是否充分。学术就是学术,把什么都和政治联系起来,应该说是很可悲的。

  一座(M22)。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21°。长89、宽44、深65厘米。沿坑壁四周砌十六块天然砾石,未见木质葬具。死者系婴儿,骨架保存不好,仅存破碎的头骨。随葬品很少,死者颈部有十一枚珠饰和二枚海贝,腰部有一件残透雕铜带饰和一枚五铢钱。

  (二)试制成泥活字的不止孙寿龄一人

  二、随葬器物

  有报道说,韩国与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试制过泥活字,然而,终以失败而告终,只有甘肃武威博物馆孙寿龄先生试制成功。据我所知,韩国学者没有人试制过泥活字,倒是我国学者试制泥活字成功的并非孙先生一人,孙先生也不是第一人。其实早在清代,江苏苏州的李瑶[15]、安徽泾县的翟金生,都用自己制造的泥活字印了书[16],印书的泥活字还有留传下来的,并被有关部门收藏[17]。就说现在,在孙先生前后都有人研究和试制了泥活字。20世纪80年代,安徽中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造出了泥活字,用其字排印了样张,并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送到加拿大、美国展览,受到重视[18]。笔者也曾有幸目睹了这些制作精致的如铅字般的泥活字。2003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尹铁虎先生,在进行关于《毕昇活字版实证研究》项目中,也造出了泥活字,在课题组的报告中,他将沈括《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用自制的泥字排印出来,并绘制了20幅精美图画,将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展示出来①。有的媒体称孙先生是 “当代毕昇”,当然也无不可;但是,张先生、尹先生又应该给个什么称号呢! 应该说,只有发明汉字信息处理和汉字激光照排,从而使印刷术“告别铅与火”的时代、并进入一个新纪元的王选院士,才是真正的、当之无愧的“当代毕昇”[19]。

  出土器物一千五百余件,其中陶器二十件、铜器五十八件、五铢钱六八九枚、铁器三十九件、珠饰三O九枚、海贝三七九枚、金器三件、石器四件、骨器四件、其它六件。现按质地分类介绍如下。

  (三)毕昇泥活字是“否定”不了的

  (一)陶器

  报道中所说的有些韩国学者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存在的问题,笔者也十分关注。从历史上看,韩国学者都承认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是毕昇,但近年来,却有人提出毕昇泥活字只是 “没有在实践中使用”的“设想”,企图“否定”毕昇泥活字的存在。应该说,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从清代以来泥活字成功的试制就是证明。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毕昇泥活字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毕昇被称为“活字鼻祖”,是今天人们深入研究后得出的新认识。过去,可没有人这么称呼过。对毕昇泥活字提出质疑的并不全是外国人,我国学术界泰斗级人物如罗振玉、胡适等,都曾认 “泥不合印刷”。当时学术界有如此认识并不奇怪,谁承想泥上能刻字呢! 应该说,这些学者并无恶意,也不是想否定什么,所以提出质疑,是因为当时未发现新的材料, 研究也欠深入。不应把这种怀疑看得很严重。韩国人对泥活字的质疑,有的可能是情绪上的一种宣泄,也有人是对毕昇的“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 ”理解的错误。“薄如钱唇 ”是指泥字上刻字的深度,而他们错误的理解为字的高度。如果泥活字刻在仅有一两毫米厚的泥片上,当然强度不大,容易损坏,不能实用。实际上,今天所见清代翟金生泥活字的高度是12毫米,孙寿龄先生赠送笔者的一枚西夏文泥活字,其高度是17毫米。这些泥活字个个坚贞如骨角,廉价实用。再看《梦溪笔谈》所记:“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恰好说明毕昇有过用泥活字印书的实践。

  二十件。除两件残破器形不明外,其余十八件保存完整。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褐陶和泥质黑陶。均为轮制。纹饰以拍印的绳纹和刻划的弦纹、波折纹为主。有些陶器裂缝两侧有成对的小孔,表明陶器破损后经过加固。器形均为罐,可分六式。

  (四)说西夏泥活字比毕昇泥活字早纯属无稽之谈

  Ⅰ式:三件。卷缘圆唇,高领溜肩,深腹,颈肩处饰刻划波折纹或凹弦纹加波折纹。1:1泥质灰陶,颈肩处饰两道凹弦纹,上腹部刻划一道波折纹。口径1.45、高42、最大腹径35、底径18厘米。6:10,泥质黑陶,颈肩处饰两道凹弦纹,上腹部饰一道波折纹。底内凹。口径14.8、高42.2、最大腹径35.2、底径18厘米。18:l,泥质褐陶,颈部饰两道弦纹,肩部也饰两道弦纹,中间为波折纹。口径14.7、高42.3、最大腹径35.5、底径20.5厘来(图八,2、3;图版拾贰,l、2、4)。

  有的报道说,西夏文泥活字比毕昇活字印刷还要早,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有人见到报道后就问我是不是这样;也有人以此为自豪,认为西夏就是了不起。我们知道,毕昇是北宋仁宗时人,他的泥活字,是在庆历年间(1041—1048)发明的。这时正直宋夏战争时期。孙先生研究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是西夏仁宗仁孝期间(1140—1193)的印本,它的刊印比毕昇发明泥活字晚了整整一个多世纪,怎么能说西夏活字比毕昇活字还要早呢? 说到这里,似乎有必要指出,西夏文化深受唐宋文化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印刷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技术,都是从宋朝、从中原学来的,这种关系是绝不可以搞颠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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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余论: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记者应尽的责任

  Ⅱ式:十件。泥质灰陶或泥质褐陶。小口,圆唇,鼓腹,多饰弦纹和绳纹。2:15,泥质灰陶,器形不甚规整,底内凹。颈肩处饰两道凹弦纹,以下饰交错绳纹及指印纹。口径13.2、高33.6、最大腹径31.2、底径14.4厘米。4:1,泥质褐陶,平底。肩饰多道弦纹,弦纹间饰绳纹,腹饰一道锥刺纹,肩部以下饰交错绳纹。口径8.8、高34.4、最大腹径30.4、底径12厘米。5:1,泥质灰陶,底微内凹。上腹部饰数道弦纹加绳纹。口径12.4、高36、最大腹径35.2、底径20厘米。19:1,泥质灰陶,底内凹。上腹部饰七道弦纹,颈以下饰有交错绳纹。口径12.8、高33.2、最大腹径33.2、底径12.6厘米(图八,l.8-10;图版拾叁,2-5)。

  我知道,记者不是专家,不能用专家的水平要求记者。但是,如果说真是需要 “捍卫”什么的话,连这个问题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完全搞明白,那您如何 “捍卫”呢! 因此, 面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问题(包括学术问题),记者是否得下点苦功,将基本概念搞清楚再动笔呢? 我想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联想到近年来,媒体曾经热抄的所谓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 还有四川羌族姑娘到西夏陵祭祖的闹剧等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②,学术界多有非议。又如对宁夏大麦地岩画研究的宣传,报纸及网络以猎奇为要务,充斥着所谓突破性进展的报道:毫无逻辑地宣称用 “国际权威的丽石黄衣测年手段”确定大麦地岩画最早刻凿年代为16 000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为世界最早 (国际学界从未单独应用有争议的地衣测年法测定岩画刻凿年代, “国际权威 ”更是子虚乌有);望文生义的猜测大麦地岩画是汉字最早的渊源等等,不一而足③。这些不当宣传,只是给学术界增添了笑料,给相关部门的学术声誉带来了损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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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尹铁虎,《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访问综记》,《中国印刷》2003年第12期。2004年,笔者收到尹先生惠赠的装帧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实证研究》一书,书中“序”及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一段文字, 皆为科题组自制的泥活字所印,并附有精美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流程图解》20幅。

  Ⅲ式:二件。泥质灰陶,折缘方唇,鼓腹平底。10:13,上腹部饰二道弦纹,颈部饰有模糊的绳纹,下腹部有数道凸棱。口径12.8、高约25、最大腹径23、底径13.6厘米。26:1,素面。口径12、高26、最大腹径21.2、底径8厘米(图八,5图版拾叁,1、6)。

  ②所谓某某人是西夏皇室后裔的问题,因无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而为学术界非议。史金波、白滨、聂鸿音,《西夏皇族后裔考论》一文,用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论证,对后裔论进行了批驳,文载《辽金西夏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

  Ⅳ式:一件(2:1)。泥质褐陶,侈缘圆唇,腹斜直,深腹平底。饰弦纹加交错绳纹。口径13.2、高44、最大腹径30.4、底径15厘米(图八,7;图版拾贰,6)。

  ③汤惠生,《关于宁夏大麦地岩画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岩画研究》2005年卷。

  V式:一件(4:2)。泥质灰陶,卷缘圆唇,圆腹平底,腹部有多道凸棱,下腹饰绳纹。口径12、高23.6、最大腹径21.2、底径4.8厘米(图八,4;图版拾贰,3)。

  当今社会是快节奏的时代,发稿要快, 效果要好,当记者确实不容易,很辛苦。但有些青年朋友,是否过于浮燥,不够认真严肃呢?我想,大家不会忘记,传播正确的知识信息,是媒体的基本职责之一,也是记者的责任和良知所在。

  Ⅵ式:一件(7:1)。泥质黑陶,卷缘圆唇,大口圆腹,底内凹。下腹饰交错绳纹,腹部有六个用以加固裂痕的小孔。口径21.6、高36.8、最大腹径41.6、底径16厘米(图八,6;图版拾贰,5)。

  参考文献:

  (二)铜器

  [1] 仇伟.第五届“毕昇奖”授奖大会在京举行[N] .新闻出版报,1997-06-20.

  七四七件。器形有带饰、环、管状饰、(钅尊)、刀、铃、扣、带扣、扣形饰、泡及五铢钱等。

  [2] 子牛.西夏木活字研究有新进展,牛达生又获文化部成果奖[J] .中国印刷, 1999(11).

  带饰 二十一件,分三式。

  [3] 庄电一.西夏木活字印刷术研究成果被写入初中历史教材[N] .光明日报,2007-04-23.

  Ⅰ式: 十七件。呈长方形,透雕或浮雕各种动物图案。l:4,透雕双龙纹,边框饰柳叶形花纹,双龙间有兽头及圆形、菱形纹饰。出土时附着在残皮带上,皮带上有二个小孔,并与另一带饰相连。长10.2、宽5.9厘米(图九,10;图版拾陆,4)。l:9,透雕伫立状双驼纹,边框饰柳叶形花纹,驼头上方饰两个兽头。长9.8、宽4.9厘米(图九,5;图版拾陆,1)。4:13、4:16,两件相同,中间为长方形浅凹槽,两侧各透雕一着甲佩剑武士,上下各透雕两只伏卧状鸭,边框为紊面。长10.7、宽5.75厘米(图九,11;图版拾肆,2)。5:9、5:11,两件相同,均鎏金,浮雕两个伏卧状马,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马身配一兽头,边框饰麦穗纹。背面有三个桥形钮,有的钮内穿有残皮条。残长7.3、宽5.6厘米(图九,7;图版拾伍,4;图版拾柒,5)。6:5,透雕双马互斗图案,边框饰柳叶形和竹节状纹饰。长12.9、宽5.7厘米(图九,6;图版拾柒,3)。11:4,浮雕三个涡形图案,周边饰麦穗纹,一端有圆形透孔,背面有两个环形钮。长5.6、宽3.3厘米(图九,1;图版拾柒,4)。13:7,透雕虎食羊图案,边框饰柳叶形花纹,一端有凸钮。长11.3、宽5.1厘米(图九,8;图版拾柒,2)。14:3,浮雕伏卧状绵羊图案,羊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边框饰麦穗纹,一端有圆形透孔。背面有两个环形钮,表面有清晰的布纹痕迹。长9.6、宽4.5厘米(图九,12;图版拾伍,1、2)。14:11、14:12,两件相同,均鎏金,透雕龟龙(双龟一龙)相斗图案,边框饰麦穗纹。长9、宽5厘米(图九,9;图版拾肆,1)。19:9、19:10,两件相同,均鎏金,浮雕两个伏卧状马图案,马后半个躯体向上翻转,周边饰麦穗纹,背面有两个桥形钮。其中19:10的背面有残皮带,其上有穿钮的透孔。长10.6、宽5.3厘米(图九,13;图版拾伍,3、5;图版贰拾,12)。19:13,透雕双羚羊(?)图案,羚羊相向伏卧,双尾纠结,边框饰麦穗纹。长7.6、宽3.9厘米。透孔内穿有残皮条(图九,2;图版拾柒,1)。22:l,残断,透雕伫立状双驼图案,边框有一凹槽。残长5.7、宽4.9厘米(图九,3)。23:1,透雕伏卧状骆驼图案,边框无纹饰,一端有椭圆形孔,孔侧有一小凸钮。长11.3、宽5.7厘米(图九,4;图版拾陆,2)。

  [4] 牛达生.西夏文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及其学术价值[J] .中国印刷, 2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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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活字印刷鼻祖在中国——西北学者孙寿龄有实物捍卫[N] .银川晚报,2004-07-29;孙寿龄——西夏文字解码者[N] .银川晚报,2005-04-10;庄电一.让历史再现的人[J] .人物,2001(12).

  Ⅱ式: 二件。呈马蹄形,透雕动物肢体、牛头及龙头图案。1:3,长8.9、宽4.9-6.1厘米;l:8,长8.4、宽4.5-5.7厘米(图一O,8;图版拾柒,6)。

  [6]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J]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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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史金波.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J] .敦煌研究,2000(3).

  Ⅲ式: 二件。呈刀把形,透雕动物或人物车马图案。10:33,一侧为驾牲双轮车,车上有一犬,车后有一骑马武士,一手执剑,另一手抓住战俘头发,一犬扑向战俘。边框饰柳叶形图案。长10.7、宽4.7-6.8厘米(图一O,6;图版拾陆,3)。10:14,透雕伏卧状马图案,没有边框。长10.3、宽4.3-5.4厘米(图一O,7)。

  [8] 宁夏文物考古所.山嘴沟西夏石窟[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环 十三件,分四式。

  [9] 潘吉星.中、韩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J] .当代韩国,1999(2).

  Ⅰ式: 五件。呈扁圆形,环周有九个或十个柳叶形透孔。13:11,外径7、内径3.5厘米(图一O,2;图版拾捌,6)。15:4,外径5.9、内径3.2厘米,表面遗有布纹痕迹(图一O,1;图版拾捌,1)。

  [10] 牛达生.金属活字起源之我见——兼论〈直指〉不是“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A]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1997[C]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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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张秀民.南朝鲜发现的佛经为唐代印本说[ J]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1(4).

  Ⅱ式: 六件。呈圆形,大小不等,外径2-5.2、内径1.5-3.1厘米。2:13,外径2.4、内径1.6厘米;10:6,外径3.5厘米;15:6,外径5.2、内径3.1厘米(图一O,3、5;图版拾捌,2、3)。

  [12] 李兴才.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J] .中国印刷,1987(2);钱存训.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及雕版实物[C]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

  Ⅲ式: 一件。(13:20)。用直径0.7厘米的铜丝扭成,两端呈尖状,不衔接。外径2.5、内径1.8厘米。

  [13] 潘吉星.韩国新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与中国武周时期的雕版印刷[A] .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印刷术的发源地——中国还是韩国[N] .中国文物报,1996-11-17.

  Ⅳ式: 一件。(21:7)。用直径0.8厘米的铜丝扭成,两端交错成环形。外径3,内径2.2厘米(图一O,4)。

  [14] 牛达生.《无垢》经“辛未除月索林”考——兼论此经为唐代开元印本[J] .中国历史文物,2005(1).

  管状饰 四件,分三式。

  [15] 李龙如.我省发现泥活字印的书[N] .湖南日报,1980-03-04.

  Ⅰ式: 二件。中间鼓,两端圆筒状。4:18,长3.6、两端径0.8厘米(图一一,15;图版拾捌,7)。14:9,长3.1、两端径0.7厘米。

  [16] 叔英.新发现的泥活字印本——《泥版试印初编》[J] .图书馆工作,1958(1);张秀民.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J] .文物,1961(3);蔡成瑛.翟金生又一种泥活印本——《试印续编》[J] .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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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张秉伦.关于翟氏泥活字的制造工艺问题[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1);张秉伦.关于翟金生的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J] .文物,1979(10).

  Ⅱ式: 一件(10:7)。中间有三个鼓肚,其余部分为圆管状,饰数道凸弦纹。长8.8、径1.5厘米(图一一,17;图版拾捌,8)。

  [18] 刘云,林碧霞.翟氏泥活字制作工艺研究及活字印刷模拟试验[J] .文物, 1990(11);张秉伦,刘云.泥活字印刷的模拟试验[C] .中国图书文史论集,台北:中正书局,1991.

  Ⅲ式: 一件(23:2)。圆管状,一端有一小孔,通体饰多道凸棱。管内残留铁芯。长4.3、径0.7-0.73厘米(图一一,16)。

  [19] 王光荣.当代毕昇——记两院士王选[N] .光明日报,2002-02-01.

  鐏一件(18:10)。圆筒形,一端开口,中间有一道凸棱,銎内遗有朽木。长6.2、口径2、另一端径1.8厘米(图一一,2;图版拾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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