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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路研究的奠基之作,黄河厚载

2019-10-04 08:13

 

    黄文弼(1893—1966)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1927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蒙古和新疆考察之旅,也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征程。

忆马雍

 

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并收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他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他在西北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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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先生先后四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000公里以上,探查过的遗址有数百,重点发掘的也有数十,对所有的遗址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录。因此,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新疆考古的第一人。

林梅村(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

 

    第一次的考察,黄文弼先在蒙古地区获得了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其后考察的秦长城、黑柳图、居延堡等遗址,都为日后北方史地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进入新疆之后,黄文弼独立作业,在吐鲁番盆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泊地区进行了中国学者第一次新疆考古的科学调查和发掘。后来高昌陶罐、吐鲁番墓志的成书,土垠遗址、南北两河的发现,都始于这一次的艰苦工作。此后,1933—1934年间,作第二次蒙新考察之旅。1943年,黄文弼受西北大学委托,第三次赴新疆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黄文弼以64岁的高龄,率领中国科学院的考古队前往新疆,成为他人生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西域考古。

 

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办公楼里,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位年逾古稀却精神矍铄的老先生,他在办公室里不知疲倦地伏案工作着,无论是星期天,还是节假日都是如此。这位老先生就是全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安金槐。

    黄文弼最早发表和出版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相继出版了《高昌专(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这些著作在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表彰“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盲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误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我小时候喜欢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这书重新定义了“英雄”的概念,为音乐家贝多芬、艺术家米开朗琪罗、文学家托尔斯泰树碑立传。他在《名人传》中写道:“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予文虽劣,却欲学罗曼?罗兰笔法,描写我心目中的英雄,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五位恩师马雍、俞伟超、季羡林、王世襄立传。《南方周末》2010年1月21日刊登的《忆父亲》是一个初步尝试,本文再斗胆写写我的史学启蒙老师马雍。

安金槐先生1921年9月出生于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安庙村。194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195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踏上了考古这条漫长而艰苦的路。对于考古,那时的他是个门外汉,好在历史与考古算是近亲,有着历史知识的他,就这样搞起了考古。

    黄文弼的吐鲁番研究成果,后续还有《高昌专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的出版。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志、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并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等论文,奠定了后来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从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术界一些著名的西域史专家如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一直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并及时用书评的形式在日本发布。如对于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地说:“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贺的吧。”

 

参加工作不久,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定要把淮河治好。河南开始治理淮河,动工兴建板桥水库。当时的省文管会只有七八个人,大家都不懂考古,瘸子里面挑将军,领导让他作配合板桥水库考古发掘的负责人,带上几个人上了水库工地。水库指挥部把他们当成考古专家,看见他们来到,十分热情。可是,他这个“专家”心里却直发毛,因为自己既缺乏考古的理论知识,更缺乏考古的实际工作经验。不会挖墓,也不知道墓还有墓道,更不知道发掘遗址还要开探方,也不认识器物。无奈之下,只好把暴露出来的墓挖开,把里面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记录绘图就算了事。挖遗址地层也不清楚,只是见到东西就拣出来。安金槐的考古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以《罗布淖尔考古记》为代表的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黄文弼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一是土垠遗址及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二是孔雀河北岸古道和各类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土垠汉简是新疆地区发现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西汉简牍,结合这批汉简和考古遗址的判断,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做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在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重大发现。而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的差异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雍(1931-1985),字孟池,湖南衡阳人,国学大师马宗霍之哲嗣,“资质聪颖,博闻强记,生长在颠沛流离之中而不废读书,秉承家学。精熟五经四史”(张政烺语)。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高材生,专攻西欧历史,精通多种外语。1954年,进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融会古代经史,考证各地出土文物,尤其是新疆出土文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有四本专著流传于世,分别为《战国纵横家书》、《新疆历史文物》《〈尚书〉史话》、《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听李学勤先生说,这本五万多字的《〈尚书〉史话》是马雍二十多岁时写的经典之作。除此之外,马雍还是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员,遂有“献身高昌”之宏愿。

1952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举办全国考古训练班。安金槐作为第一期学员到北京参加学习。这一下,他真是开了眼界,长了知识,比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考古的理论和技术,学会了发掘遗址、开探方和分地层,认识了各时代的不少器物。用他的话说:“真是如鱼得水“。在北京学习期间,他还买了一些考古书籍。他的考古根基就这样扎下了。谁知后来干考古还真上了瘾,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丰富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自己熟悉传世文献的优长,再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黄文弼的最后一份新疆考古报告是《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生前已经完成初稿,在其身后由孟凡人先生根据遗稿整理出版。

 

要说开始干考古时,他想得很简单。一是想起了革命战争时代,好多人提着头干革命,流血牺牲,那时他在上大学,大学毕业还进了省直机关工作,他觉得这很幸运,只能好好干;二是他学的是历史,虽然考古与历史的关系很近,但必竟是个新行当,对考古很有兴趣;三是工作没多久,领导就让他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说明领导对自己很信任。就是这些朴素而纯真的思想,成了他勇于向前的动力。

    黄文弼的一些考证丝绸之路的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也充分体现了他在一个学术新时代里“守正出新”的追求。

“文革”结束后,中国学术百废待兴。国人对国际学术界的现状尚不十分了解,马雍却一马当先,分别在法国、意大利、日本用英文刊发学术论文,如《隋大兴城之城市规划》(巴黎,1980)、《近代欧洲汉学家之先驱卫匡国》(特伦托,1983)、《吐鲁番出土高昌郡文书考》(东京,1984)等学术论文,率先问鼎国际学坛。马雍是史坛罕见的奇才,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学界流传着许多马雍的逸闻轶事,本文只谈我向马雍问学之所见所闻。

1953年,他由开封来到郑州。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成立,他当了组长。翌年,文物工作组改为河南省文物队第一队,他是主抓业务的副队长。在建组和建队的工作中,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委曲。

    我们今天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可以呈现出一幅文化交流的立体图景,而黄文弼等老一辈学人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来源: 人民日报)

 

那是1953年秋天,国家文物局领导到郑州视察二作。安金槐陪领导看了文物组破旧的办公室和露天席棚的文物仓库后,请领导给予支持,拨点钱盖房子。国家文物局领导设法拨来四万元,1954年冬天,国家文物局领导由陕西返回途中,又到郑州视察,看到所建仓库已堆满文物,遂决定再拨四万元修建费,但这钱并不是好花的。原来这笔钱是批给外省建房用的,因临近年终,无法开工,钱花不出去。过了年用又不行,只好将钱转到郑州。距年底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文物库房建起来,困难实在不小。接到这笔款项后,安金槐当下带人四处奔走,购买砖瓦、砂石、白灰、木料和油毛毡等建筑材料。同时,赶紧找有关部门,办理各种手续,联系施工单位。隆冬季节,建房开工了,为了保证施工质量和速度,他就住在工地里,随时解决问题。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单位的基本建设上,自己家里有什么事,他不去想,也不去管。就这样,一幢较大的文物仓库和一幢二层办公楼盖起来了。

 

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瞰都说的提出,是安金槐勇于探索的一次很好体现。1953年,他主持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一开始挖的是郑州二里岗遗址。第二年,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陶遗址。这些发现使他感到郑州商代遗址可能不一般。因为铸铜遗址不是一处,而是二处,只有大奴隶主住的地方才会是这样的。他怀疑郑州会不会是商代的城址。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得出的认识是郑州有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在1954年编写的《郑州二里岗》考古报告时,他将这一想法写进结语中。1959年这本书出版时,他的郑州隞都说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6年安金槐在配合黄委会在郑州白家庄西一带铺设地下水管道工程中,幸运之神难得的降临,竟有幸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只是开始时并未识破夯土的真面目。他初以为是大墓的填土,沿着其走向追了几十米还不到边,显然已超出了墓的范围。他又怀疑是堤坝,但看看黄河离郑州尚远,查查也没有黄河临近郑州的记载,河堤的可能好象也不大。会不会是城墙呢?他把想法告诉了正在郑州视察的一位前辈考古学家。这位前辈摇头否定了他的假设,并认为这可能是堤坝。

著名史学家马庸

安金槐尊重这位前辈,却对他的看法产生怀疑。为了找到新的资料来证实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他组织发掘力量,以白家庄附近的夯土为起点,沿着走向追踪钻探,白天他守在工地上一千就是一天。晚上回到办公室便及时整理一天的收获,并把它标到工作平面图上。渐渐地经钻探出来的夯土围成一个长方形,在其周围分布着铸铜、制骨和制陶作坊遗址。夯土里的包含物都是商代的,这应该是商的城墙,他脑子里时时萦绕着这样的闪念。又经过了几年的发掘工作,1961年,他发表《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

 

文章一发表,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有一些学者同意安金槐的观点,北京大学的《商周考古》讲义也收入了郑州商城的资料。可是也有一些学者持怀疑的态度,理由是:比郑州商代遗址晚的安阳殷墟尚未发现城墙,早于殷墟的郑州商代遗址何以会有城墙?这就是说商代后期都没有城墙,商代前期也不可能有城墙。郑州商城就这样被“逻辑”的否定了。

马雍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用事实来说话的。双方讨论你来我往,热烈而火爆。不久,十年文革开始了,原本关于郑州商城的讨论是会继续进行下去的,可是,文革中安金槐被戴上了单纯业务观点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关进了牛棚。那时的学术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讨论就此偃旗息鼓。

 

1971年,全国出土文物展览要到国外去展出。有人提出展览中可在郑州出土文物示意图上画出商城,这就引起了很大争议。赞成的人一如既往,怀疑的人也未改初衷,反对者的言辞有时还十分激烈。争论双方各执己见,最后把郑州文物分布图也取消了。那时安金槐仍相信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

王国维曾说:“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从1954年起,马雍就致力于外国古典名著翻译,先后出版了五本译着,分别为(苏)密舒林《斯巴达卡斯》(中华书局,1955)、(苏)阿尔塔蒙诺夫《伏尔泰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古罗马)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与傅正元合译,三联书店,1958)、(美)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杨东莼、马巨合译,商务印书馆,1981)、(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与厉以宁合译,商务印书馆,1985)。

1972年春,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找来安金槐问:“郑州商城靠得住吗?”“由你主持再发掘看看。”安金槐看到这位领导严肃的面孔,意识到关于郑州商城的争论还要延续下去。

 

回到郑州,他组织文物队的同志,于1972年秋又对在郑州的城墙进行全面复查钻探,并开了三条探沟进行发掘,继之又在郑州商城内开始了寻找商代宫殿遗址的钻探与试掘。每天,他骑着自行车,跑遍每一个工地。从发掘工地得到信息,使他兴奋不奋不已。宫殿遗址在城墙内找到了;探沟里的地层堆积表明,夯土城墙的建筑年代不晚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岗下层,又不早于被城墙叠压着的龙山文化层和二里头文化层。从而确认城墙的年代为商代前期无疑。这就是说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前期的。

人们一般是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新译本得知马雍大名的。1973年,毛泽东想看这本书,当时只有日文及俄文转译本,可是他老人家要看从原著翻译的,就让日文版译者、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找人翻译。杨老找到马雍,请他从英文版翻译此书。早年郭沫若重视此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过社会学的张荫麟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郭先生研究的指标,乃是五十多年前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已经成了人类学史上的古董,其中的结论多半已被近今人类学者所摈弃。……郭先生竟毫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19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牵强穿凿的地方。……郭书中关于中国古史最新颖的论点竟是最不易成立的。”这位清华才子指摘郭老依据的理论从时间看业已“过时”。摩尔根的理论,历来褒贬不一,不过在近二三十年所谓Postmodern Age(后现代时期),西方对此书评价反而渐高,亦为人始料未及。

然而正当他沉浸在考古收获的喜悦之泪时,病魔悄悄地靠近了他。一天,在挖郑州商城南城墙时,地层叠压关系较为难分,于是每天吃完饭,他就泡在工地上,用手铲刮刮看看,再刮刮看看,仔细观察着、分辨着。第三天地层终于分清了。当他直起身刚想喘口气,忽然间一阵晕眩,眼前一片模糊,啥都看不清了。同志们赶紧把他送进了医院,经初步诊断为脑瘤,组织上决定立即送他到北京治疗。临走时,他想可能回不来了。当同志们用架子车拉他到医院办理赴京证明时,他非让人拉着他到正在发掘中的宫殿遗址去看一眼,看看那里发现的夯土是不是商代的宫殿基址。

 

他爱人哭着说:“你都病成这样了,还要去?”可是他放心不下,还是去了。考古,他所挚爱的工作,是那样的让他牵肠挂肚,难舍难分。

与马雍打牌

到了北京,经医生检查,排除了患脑瘤的可能,医生认为他工作时精神太集中,用脑过度,导致眼底视乳头高度水肿。有了这个结论,他不等病痊愈,就匆匆赶回郑州,又出现在发掘工地上。

 

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这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城市遗址被发掘了出来,罩在郑州商城上的纱幕,被安金槐揭开了。郑州商城的存在已得到考古学界的公认。 I

按照年龄,我属于50后。生不逢时,刚上小学三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即便开学也是挖防空洞。不久,我又随父母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直没正经读过什么书。马雍承担这项翻译工作后才知这本“古董”语言晦涩,有时找我父亲讨论书中一些问题。老爷子如获至宝,就请马雍教教那个学业荒废多年的儿子。初识马雍,他刚和妻子离婚,家庭生活很不幸;政治上前途无望,经济上贫困潦倒,身体亦长期受疾病折磨。他早年动过肺部大手术,为此锯断了几条肋骨和锁骨。手术后,医生说他最多活三个月,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有关郑州商城性质的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着,也许还将持续下去。但是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城市研究的先河,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商城。1983年,发现了偃师尸乡沟商城。1992年,辉县孟庄发现殷墟时期的商城。郑州商城的发现,在安金槐的考古生涯中,划上了鲜亮的一笔。

 

安金槐喜欢摆弄出土器物是出了名的。要说摸器物、粘对器物是搞考古的基本功。可是要想从中发现问题,却要有点真功夫。50年代末,他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偶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仔细看看,不象是陶器,是什么?一时说不准,暂时就叫成釉陶。一次,他在密县陶瓷厂参观,发现烧成的瓷盆都是绿釉,捡起摔坏的瓷盆片一看,胎是灰白色的,一问才知道是用瓷土烧的,绿釉的釉药也是当地产的,爱琢磨的他,回到郑州,又反复观察商代釉陶,发现胎质也是灰白色的,釉也是绿色的,胎质很坚硬。他把釉陶片送到陶瓷厂做化验,证明胎质是瓷土的。这时他才惊喜地意识到,这是瓷器,不是陶器,商代就有了瓷器!

马雍最初对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他的学问。一开始去他家,目的是打桥牌。上世纪70年代初,整个北京城没几个会打桥牌的,我和从小在一个国家机关大院长大的谢文,常为找不到桥牌对手犯愁。打桥牌和打麻将不一样,需要数学头脑,精确计算四人手中每一张牌。牌运如股市,变幻莫测,运气不佳,要沉着冷静;时来运转,不能忘乎所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敌当前,临危不惧。总之,桥牌是一种智者的游戏。在精神空虚、物质匮乏的1970年代,桥牌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欢乐。马雍的桥牌打得出神入化,他说在大学读书时就喜欢打桥牌,每个周六晚上开战,牌友是厉以宁、俞伟超、邹衡。为了翻译《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厉伯伯常到城里找马雍。我和谢文一下子遇到了对手,终日聚在他家打桥牌,废寝忘食,马雍亦乐此不疲。

1960年,他写了一篇《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投给一家大杂志。这篇文章经陶瓷界的专家审阅后,认为不能成立,被退了回来。后几经周折,文章才在《文物》上发表。争论也由此开始。因为这一观点的提出,将中国陶瓷的起源由一般认为的东汉,一下子提早到了商代,上溯了3千余年,这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争论在所难免,一些学者,包括一些陶瓷界的权威都反对这个观点。商代瓷器说的争论,因与郑州商城的讨论有着同样的原因,一时间被搁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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