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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俗熏陶古休斯敦边境文化,再论禹治雨涝

2019-09-20 21:55

      2016年8月5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以中国学者吴庆龙为首的科研团队的论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爆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以下简称“吴文”)。吴文引起国内外学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认为,虽然吴文揭示的史前中国黄河上游积石峡地区因地质灾害造成的大洪水或许是事实,但将之与文献所载禹治洪水之事联系在一起,并用以说明夏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却缺乏足够证据。更有少数学者袭用“古史辨”派的说法,称禹治洪水是一种神话,禹建立的夏朝,也值得怀疑。与上述学者看法不同,笔者认为禹治洪水及夏朝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夏朝的建立确实与禹治洪水有直接关系。今愿结合吴文并吸取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对有关问题再作必要的论证。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3000 多年前殷商王朝时期的甲骨文,与当今的汉字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字的鼻祖。甲骨文属于殷商王朝后期王都内的王室贵族占卜和记事文字记录,也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古典文献遗产。通过甲骨文的探索,可以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和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由来、特征、品格与演绎始源。甲骨文厚实的原始素材,使有古文字可资考索的中国上古文明史相应上推,为我们穿越3000 多年历史时空隧道、近距离观察殷商社会、“拉长”中国上古史、了解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社会形态提供独特而真实可贵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对于加强中国上古史构建、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人文演进、科学发展的认识,均有其积极推动价值。

       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官网于3月22日报道了该校考古学系教授苏珊娜·哈肯贝克主持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显示,5世纪入侵西罗马帝国的游牧民族把生活方式带到这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边境农民所接受。

  禹在兖州治洪水

  2016 年5 月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而在三年前,2014 年5 月30 日,总书记在北京视察工作中就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 多年,3000 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两次重要讲话,总书记都指出了甲骨文研究对于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这些游牧民族与欧洲人在血缘和文化上都有很大差异。哈肯贝克等人对200名生活在5世纪西罗马帝国潘诺尼亚地区(今匈牙利、罗马尼亚等欧洲中部国家平原地区)的古代居民遗骸和牙齿进行了同位素分析,并将结果与当时生活在今德国中部的农民以及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牧民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生活在潘诺尼亚的居民有些是农民,他们的饮食主要是谷物、蔬菜、豆类和少量肉类,几乎没有鱼类;有些则是游牧民,他们的食物主要是肉类、乳制品、鱼类和大量的粟(在中亚游牧人群中很受欢迎)。而随着时间推移,许多潘诺尼亚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交叉、转变。

  我国古代文献,包括地下出土文献有关禹治洪水的记载汗牛充栋。这些记载上至西周,下迄春秋战国,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一批历史文献,说其所记禹治洪水故事无关史实,都是人们凭空制造出来的神话,恐怕这本身就出自一些人的凭空想象。过去“古史辨”学者称禹治洪水故事只是战国水利事业发达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然而不久前新发现的西周时期的豳公盨铭文,则否定了这种说法。铭文称“天命禹布土,陶山濬川”,说明西周时期已广泛流传着禹治洪水的故事,岂待战国时期再来编造禹治洪水的神话!

  全面整理的必要性

  潘诺尼亚古代墓葬中也显示了高水平的文化融合现象,学者们很难通过墓葬中的骸骨准确地区分出其所属的种族集团。如很多墓葬中都发现有锅、镜、冠帽等青铜器具以及复合弓的残骸,以及在婴儿时期被塑成尖形的颅骨,这些通常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风俗。

  商人也早已知道前朝发生洪水的故实。甲骨卜辞中的“昔”写作 ,作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灾”写作 ,像川水被壅为害,这些都表明商代以前发生过洪水,且深深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

  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教授在上世纪80 年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 年第5 期)一文中,统计出1899 年甲骨文发现以来,出土总数约计15 万片。对此数据,学界有异议,或认为在10 万片左右。我们重新作过一番调查,结论是只多不少,仅北京地区就收藏有7 万多片。新世纪之初,在申报甲骨文世界记忆遗产的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确认。

  哈肯贝克表示,“我们从骸骨中分析出来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的背景,研究也显示出那时生活在帝国边境地带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有过共处与合作。这种生活方式互相影响的现象不仅体现在文化上的碰撞,而且也可能是不稳定状态下人们的一种自保策略。”

  关键是要弄清禹所遭遇到的这场洪水的性质及其发生地域。根据文献记载,禹的治水实不过是对其所居住地域发生的大面积洪涝灾害进行的排涝、开挖沟洫以便疏通积水的工作,即如豳公盨铭文所说的“濬川”、《论语·泰伯》所说的“尽力乎沟洫”一类性质的工作。由此论及洪水发生的地域亦即禹部族之居处,必在黄河中下游平原一带地势低洼之处。即处于西边的太行山及东边的泰沂山地两个高地之间,并处在古代黄河与济水之间,按《禹贡》九州的划分属于古兖州。这里不仅地势低洼,而且河网密集,湖沼遍布,一旦发生洪水,境内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易造成长期不去的水涝。故而古代河患的记录几乎全是在这一地区。

  上世纪中晚叶《甲骨文合集》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等集大成著录集的出版,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为推动甲骨文和甲骨学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但由于不可周知的原因,仍有不少遗漏和疏略等不尽人意之处。一批国内收藏大宗甲骨文的单位,往往只是部分被著录。而散落民间私家的甲骨文藏品,数量也相当可观,许多都没有机会得到专业性整理和公布。故有计划将各家甲骨藏品尽可能进行搜集整理,辨其真伪、别其组类、分期断代、残片缀合、释读文字、缕析文例、诠解史实、著录公布,必可嘉惠学林,这方面的工作任重道远,有心者当可大有作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闫勇/编译)

  除以上地理形势的分析外,古代文献中亦留下了兖州与禹时洪水相关的记录。此为以研究传说时代著称的徐旭生先生的发现。其称,在我国最早的地理专书中,唯有“兖州”条下有两处专门提到古代洪水之事:一处说“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明是讲洪水平治以后,原来宜桑的土地又可以养蚕,人民从高地下来,住到了平地上;另一处讲“作十有三载”,更是与传说中“禹湮洪水十三年”相呼应。因而他得出结论,“洪水发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兖州”。

  甲骨文的全面整理和研究进入新时期

  禹治洪水真相

  进入新世纪,甲骨文材料的全面保护、整理、研究与著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展海内外甲骨藏品家底清查、启动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文化遗产、构建电子数字化甲骨文字形库、2016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大资料、云平台主持下的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立项……近10 多年来,随着一个个堪称大工程项目的相继开展,殷墟甲骨文正进入全面整理和研究新时期。有序地将各地大宗甲骨文藏品加以彻底整理研究与著录公布,通过整理促进研究,推动交叉学科协同探索,有利于发现问题、承认问题和解决问题,提升甲骨学科建设,为加强甲骨文遗产的保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和甲骨人才培养,为国家制定的“十三五”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必威app体育下载,  禹时洪水发生的原因还没有定论。学者一般分析禹时洪水的产生,往往习惯于从气候环境的变迁上寻找原因。笔者过去的文章也是这样一种思路,“由于气候的变暖导致雨量的增加,使得某些地区易于发生洪水”,以为这能与文献有关禹时连年多雨的记载相互印证。然而近年环境考古却指出,禹所在的公元前2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北方地区是向干凉的气候环境发展的,这就使许多学者的说法失去科学依据。

  2014 年故宫博物院与山东博物馆藏大宗殷墟甲骨文的全面整理研究,被同时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科学发掘出土甲骨文的整理墨拓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2016 年国家图书馆、天津博物馆藏殷墟甲骨文整理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大课题也相机启动。为了把握甲骨文研究新阶段的发展动向,拓展学术研究新契机,凝聚共识、激励创新,2015 年12 月22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山东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旅顺博物馆等华北地区七家大宗甲骨文藏品单位(七家合起来有甲骨文藏品81200 多片,约占海内外所藏殷墟出土甲骨文总数的一半以上) 的专家学者,在山东博物馆召开了“全国首届甲骨文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2016 年12 月8 日,我们在山东博物馆又组织召开了“第二届甲骨文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专就甲骨文全面保护整理展开研讨。会议倡导科学精神,继往开来,合力推进甲骨文遗产的保护,增添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新活力,对今后工作的开展有鼓舞人心的引领推动作用。已经取得的成果

  吴文正好在这一点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禹所遭遇的洪水来自黄河上游,来自甘青交界处的积石峡地区因地质灾害形成的堰塞湖的溃决。作者通过计算指出,这场体积为110亿—160亿立方米的史前溃决可以轻易向下游传播2000公里以上,“当这场洪水到达黄河下游平原时,很可能造成天然堤坎的溃决,从而引发多年的大范围的洪水泛滥”。

  近年来,在笔者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与有关方面合作,先后推出了以下8 种甲骨著录集:

  笔者注意到,对吴文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对黄河上游出现的这次洪水溃决并没有表示怀疑,他们反对的,主要是吴文将其与夏朝及大禹治水联系起来,要证明二者的真实性。由于吴文相信夏文化就是分布在豫西一带的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据最新碳14测年最早不过公元前1750年,与其宣称的史前洪水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有很长一段时间差距,并且豫西一带也找不到古代洪水发生的痕迹,因而吴文所主张的这种联系难免受到人们的质疑。

  《云间朱孔阳藏戬寿堂殷虚文字旧拓》(线装书局2009 年)

  其实,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二里头遗址显示出都邑气象,最多也只能说明它是夏代晚期的一座都邑。我们认为它或是夏朝后期向西扩张建立的一处別都。夏禹治水的区域不是在豫西,而是在古河济地区,即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是古代洪水泛滥的地区,考古发现这一带至今仍存有许多与洪水相关的遗迹。这里有许多称作“某丘”的地名,如帝丘、犬丘、商丘、陶丘、铁丘之类。所谓“丘”,就是比周围高一点的土丘,当地人也称之为堌堆。古人为躲避洪水,往往居住在上面,故而留下许多古人居住的遗迹。据考察,它们大多产生在洪水发生时期,也就是龙山时代晚期,或夏朝建立前后的时期。甚至彼时的一些城址也多建筑在其上,它们显然具有某种防御水患的功能。

  上海朱孔阳藏戬寿堂旧拓639 片,属戬寿堂甲骨早期佳拓。后附《甲骨文集锦》二卷,为不见于《戬》的同批之物,上卷《殷虚文字拾补》135 片、下卷《殷虚文字之余》158 片。三批总计932 片。近百片《合集》未收。

  值得指出的是,以这种方式躲避洪水并非只是中国古人的专利,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人居住的大河流域下游,也都存有许多人们为躲避洪水而垒筑的土丘遗迹。如在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达5000个居住遗址,其中大多数都是这类高出周围地面的土丘,它们的垒筑方式与我国古河济之间的土丘完全一致。

  《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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