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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学与文献学的,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

2019-09-20 21:55

   

        我非常怀疑唯物的哲学,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哲学思想都是唯心的,不能肯定人“心”重要的哲学无疑会忽视人的本质与价值。没有心,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心的世界,必定是兽性与奴役的世界。承认心,并不等于否定客观存在的世界;承认心,是明确了人在客观世界中的价值与意义。人并不是动物或机器,人适应世界,人还改造或曰创造自己的世界。心的世界是创造的世界。

三十年代,我读了郭沫若同志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后,就很自然地吸引着我。从此,我就逐步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阵地了。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命,都同样是受到了郭老的影响。

   

        人跟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心,心不仅仅指心智、思维,更重要的是精神。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打破自然规律强化某种行动的能力。当代考古学中心智(mind)的研究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或许把这个词翻译成“心灵”更好。心灵诞生的标志是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外在世界,考古材料上的表征是艺术品。人类开始赋予某些奇怪的石头或骨头以特殊的魔力;开始认为给自己身上涂上颜料或是割出伤疤,他们就可能拥有鳄鱼的力量;他们开始把威伦多夫出土的肥臀的“维拉斯”雕塑当成生育的催产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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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他或她活着,当然需要生存,跟所有的动物一样;作为人,他或她还需要具有人的特质,需要自己的心,一个具有意义的世界,一个自己创造的世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注意到不少人物质上很富足,但是他们感到空虚、迷惘、沮丧,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着落。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去信教,把自己的心寄托给那个虚无缥缈的神。其实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创造的生活,一个能让自己的心有所寄托的对象。我观察到现实生活中,一个只要用心去做一件事(只要这件事不伤天害理),我发现这样的人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也觉得自己过得很幸福。央视科教频道“我爱发明”节目记录了许多热爱发明的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为了一个目标反复尝试,用尽聪明才智、还有财力,尽管从旁人看来他们的做法有点犯傻,但是他们从中都得到了非常多的快乐。心有所系的时候,人才能宁静,才能淡泊,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人人所求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他所追求的,所以他能够宁静与淡泊。

内容提要: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从考古到史学研究”。这一道路的形成,深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位是郭沫若,一位是梁思永。尹达先生的重要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以《新石器时代》、《中国原始社会》、《中国史学发展史》三本著作为代表。重视多学科、多角度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是尹达先生在“从考古到史学研究”学术道路中形成的极为重要的治学特点,也是尹达先生能够沟通考古与史学研究,将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

    原来,郑先生在上海也听说了徐先生想冒险来沪的打算,钦佩之余急忙去信劝阻。后来,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潜赴上海。徐、郑两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励,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

        人心不死,神鬼皆惧!

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五年,思永先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之于田野的调查和发掘的考古工作。

   

 

《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后发布于《新文学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

追问过多少次“人生的意义”已经不记得了,最近有了点新的想法。说来也奇怪,这种想法居然来自于考古学之于人的研究。让人不禁产生一些感慨,原来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认识论都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同的结构。

(一)突破安特生的错误体系,建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科学体系,是先生致力于一生的重大学术贡献,《新石器时代》是其代表。

    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

        心的力量是巨大的,愚公可以移山,精卫可以填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伟大的人心的历史。南非领袖曼德拉被关了27年,常人早就崩溃了,因为有一颗不屈不挠争取种族平等的心,他成功坚持下来。心让董存瑞用身躯顶起了炸药包,心让无数革命者在酷刑面前没有屈服(每当看到那些挂满墙的刑具都不寒而栗,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不屈服呢?!)。心让越王勾践可以卧薪尝胆,孔夫子穷途末路而不悔,司马迁受宫刑而忍辱偷生……。心仿佛力量的催化剂,心将人的力量无穷放大。没有心,人无疑是脆弱的。心是人生的基石!

梁思永对先生的影响,史学领域似乎注意不够。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在北京病逝,4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纪念会,院长郭沫若出席纪念会,副院长陶孟和致悼词,先生在会上以《悼念梁思永先生》为题报告了梁思永生平学术活动和成就。报告中追述说:

   

        旧石器考古学研究人类的文化的起源与进化,我们最经常追问的一个问题,人跟动物有什么区别?无论对于人性有多悲观,我们现在与动物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区别都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人无疑也是一种动物,拥有跟动物一样的生理机制,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动物物种的延续遵循进化论的原则,即适者生存,人也不能例外。

⑤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英文),《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会志》第4本(1939年),第69—79页。中文译文(“根据原作,忠实地译出”),刊于《考古学报》第7册(1954年)。

   

        心赋予一个人的生活以意义,科学家的心在科学事业上,他的人生的意义也是科学事业;艺术家的心在艺术创作上,他的人生的意义在于艺术创作;政治家、商场精英、以及在各行各业中矢志不渝地求索的人都是如此。人世间的悲剧就在于许多人忘却了人活着“心才是根本”,他们只是活着,或是贫穷,或是富足,或是低贱,或是显贵,他们的心是漂移不定的,像云一样,也像云一样的稀薄、离散。为了忘却心的存在,他们抽烟、酗酒、吸毒、不舍昼夜地玩游戏、无穷无尽地满足人的基本欲望……。失去了心,也就失去了人最伟大的力量,常常也失去了人的尊严。

④《新石器时代》,第244页。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先生共同签字贴封为凭。23日,由郑振铎化名“犀谛”(从其笔名“西谛”来)、张咏霓化名“子裳”(从“霓”字来)、何炳松化名“如茂”(从“松”字来),联署发电报给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负责人(时尚未正式任馆长)蒋复璁,并转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第一句话就是:“森公已到,谈甚畅。”(以下凡所引致重庆电、信,今均存台北“国家图书馆”)年已六旬的徐先生还与郑先生一起去嘉业堂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

转自:“穴居的猎人”博客  链接:

⑤《新石器时代》,第7页。

    徐先生这次在上海,与郑先生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尹达先生的治学道路有着极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在最后一次演讲中的八字概括:“从考古到史学研究”①。这一道路决定了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治学方法是注重综合研究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9-20 10:01:40编辑过]

        人心已死,土木形骸!

    “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先生便与徐先生几乎日夕相处。

①上引见《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前编),《中国史学集刊》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59页。《尹达史学论著选集》、《尹达集》所收此篇,个别文字与最初发表文字稍有不同,这里引用最初发表文字。下同。

   

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决定先生必然走出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从1931年发表《关于社会分期问题》、参加河南殷虚发掘到1983年病逝,先生的治学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931—1937年,步人考古领域,即获重要创见;1938—1943年,把新石器时代考古推进到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方面,考古与史学研究初步结合;1944—1953年,从事出版与教育组织工作,基本中断考古与史学研究;1954—1966年,肩负全国历史学、考古学学术组织、学科建设重任,从事历史学理论、考古学理论探讨,考古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此后,为探索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演变规律,进行长时间的理论思考。

    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郑振铎等人将三十多年前沾满了中国人民血泪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来秘密抢救再次惨遭帝国主义抢掠的中国古籍文献。

在卢沟桥的枪炮声中,先生重写于南京鸡鸣寺的《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综合当时新石器遗址发掘的考古事实,得出结论:“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同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两种不同系统的文化遗存”,“在河南北部确知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①。这篇论文的写作,反映着梁思永对先生的直接影响。在《悼念梁思永先生》中,先生这样评价梁思永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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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发表在《中国考古学报》(即《田野考古报告》)第1册(1936年8月),署名刘耀。《尹达集》,第7—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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