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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学术研商,沉痛悼念王仲殊先生

2019-09-19 03:16

 

  王仲殊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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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初,王先生跟随夏鼐先生到河南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在辉县琉璃阁发掘汉代墓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科学的考古发掘。在夏鼐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熟练掌握了考古发掘的方法,为日后的考古生涯打下坚实基础。1951年4月至7月间,王先生又跟随夏鼐先生从郑州到渑池,对河南中西部地区各个时代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我本人就是在30多年前刚刚进入考古研究所的时候,在他的引导下,在进行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从事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也是在他亲自安排下赴日本留学、进修。他还亲自担任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指导我完成了东亚古代文化交流方面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王先生对我的悉心教诲和热情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在韩国考古学、古代史方面,王先生在《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的专著中有《友好的百济》、《新罗的强盛》等连带性的叙述之作。2002年冬,他用日文写成以《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为题的讲演稿,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盛大讲演会上就韩国庆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论述,表明了他的独特见解。特别是1995年发表题为《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的论文,对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途径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论点,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虽以日本冲绳各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取材却广泛包含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乃至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各处的发现,在国外则普遍采用东非、西亚、中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许多地区的资料,足见其放眼世界,在学术研究上注重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关系,这便是王先生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中外交流考古学”。他不仅自己努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鼓励年轻学者开阔视野,关注乃至从事中外交流考古学的研究。

 

 

 

 

  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王仲殊(1925~2015),考古学家。浙江宁波人。195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82年任所长,并兼任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1988-1997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亚洲史学会评议员(常务理事)。199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曾参加过河南辉县、湖南长沙和河南洛阳的战国汉代墓葬发掘。从1956年开始主持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调查发掘工作。1963-1964年主持黑龙江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调查发掘。1968年主持河北满城1号汉墓的发掘。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时代考古学、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对中国古代都城和中国古代墓葬、古代铜镜等也都作过专题研究。对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古代都城制度,以及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墓主等都作过深入研究。主要学术专著有《汉代考古学概说》(1984),《三角缘神兽镜》(日文,1992),《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1992),《六顶山与渤海镇》(1997)等。参加编写过《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及《洛阳烧沟战国墓》等考古报告的有关部分,还发表过《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关于日本古代都城制度的源流》等学术论文约100篇。  

 

 

  自1956年迄今,王仲殊出国访问37次,其中28次是访问日本,却也曾先后往访埃及、叙利亚、前苏联、越南、阿尔巴尼亚、秘鲁、墨西哥、伊朗、美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在王写作的有关外国的学术著述中,除关于日本考古学、古代史的许多论文和专书以外,也曾有《苏联考古学访问记》(共著)、《阿尔巴尼亚访问记》(共著)、《墨西哥古代文化简述》、《秘鲁、墨西哥考古学访问记》等篇目,它们皆属介绍性文章,却可从中看出王对外国考古学概况的了解。

  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也提出,60年来随着我省一座座和夏商相关的城池发现,使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步步呈现在世人眼前,为考古人士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是这三位老先生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河南的考古事业树立了好的风气、好的榜样。”孙英民回忆,安金槐先生被河南省文化厅作为先进考古学家代表,感召着全省的考古人;邹衡先生长期在河南进行考古实践和考古工作,为河南不仅在考古事业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省专业队伍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还记得我当年在河南大学创办考古文博专业的时候,邹衡先生长期关注河南大学专业的发展,并多次到学校讲学,为我们河南的考古教育事业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嵩山文明在我们河南来讲被大家真正所认识,是从嵩山地区古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筑开始的,这就说明嵩山文明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文明的概念,是我们祖先在这里生活和发展的一个作用,研究夏商周不应该离开嵩山文明,研究嵩山文明也不可能离开夏商周。”刘其文认为,“从今天我们已经发掘的嵩山周边文化遗址来看,他们上下都有着传承和连接作用,当然更进一步的东西需要我们专家学者去研究、探索。”

 

 

 

 

  1950年9月,夏鼐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夏鼐来考古所前一度在浙江大学执教时闻知,王仲殊的历史文献基础较好又通日文,见到王仲殊便劝导他在学术研究上专攻应将田野考古与历史文献记载充分结合的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可进而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于是,夏鼐便担任王仲殊的导师。在夏鼐的殷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王仲殊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成绩显著。1957年至1965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曾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年至1982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夏鼐的得力助手。1982年至1988年,王仲殊继夏鼐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考古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革”期间的延误,王仲殊于1979年被破格由助理研究员直接提升为研究员。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至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以来,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2006年,王仲殊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先生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由夏鼐和王仲殊两位先生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并阐述了世界考古学的发展简史,内容详细、充实,论述精到,文笔流畅,至今仍是中国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著述。

 

 

 

 

  难忘考古里程碑

  在考古学研究的常年实践中,王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书,又有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著作,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中国古代墓葬概说》等独著的论文数十篇,其中不少成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经过60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郑州商城的珍贵历史价值和重要学术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为世人所认可,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不仅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商代的历史与文明,也使人们重新认识了郑州、认识到郑州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古代都城所应有的地位。”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表示,以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专家学者,为郑州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付出了必生的心血和汗水,“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进一步研究发掘郑州商城历史价值,宣传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对三位先生最好的纪念。”

 

 

 

  说起王先生的贡献,还有一点不能不提。“文革”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都被迫停止工作,唯独考古所因受周恩来总理的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先生受命主持考古所的工作,他在郭沫若院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先生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先生还与夏鼐先生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期刊复刊以应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需要,蒙周总理立即批准,乃使考古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事业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以《考古》和《考古学报》复刊为契机,全国停刊多年的各种学术期刊随后陆续复刊,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应该说明,在韩国考古学、古代史方面,王仲殊在《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的专书中有《友好的百济》、《新罗的强盛》等连带性的叙述之节。2002年冬,他用日文写成以《唐长安城、洛阳城与东亚的都城》为题的讲演稿,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盛大讲演会上就韩国庆州都城的形制、布局作论述,表明了本人自身的独特见解。特别是1995年发表题为《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人》的论文,对古代中国与波斯的交往途径提出与众不同的新论点,水平甚高。此外,1998年所作题为《论汉唐时代铜钱在边境及国外的流传》的论文虽以日本冲绳各遗址出土的开元通宝铜钱为主要论述对象,其取材却广泛包含中国从新疆到黑龙江乃至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各处的发现,在国外则普遍采用东非、西亚、中亚、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许多地区的资料,足见其放眼世界,在学术研究上注重中国与外国的交流关系,这便是王仲殊所说的“中外交流考古学”。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都学会原会长朱士光提出,中原地区在郑州作为商代前期主都这么一个城址周围,有很多商代前中期的城址,事实上就是有各种规格的,有聚落、城址、都邑好多座,现在除要加强对郑州作为商代前期主都进一步进行发掘、进行研究,对遗址和遗物加强保护之外,还应该对郑州商都作为郑亳和周边都邑、城址、聚落等文化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做进一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好像郑亳和西亳之间相互关系做的工作比较多一点,与其他都邑、城址和聚落之间的关系做得相对少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方面还值得我们今后在郑州商都研究当中进一步加强。”朱士光说。(原文刊于《郑州日报》2015年7月21日第8版)

  王先生一生严谨务实,潜心治学,心无旁骛,与世无争,低调行事,诚实做人,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为人处事风格,他严谨务实、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贯通中日、勇于创新的学术成就永远被中国和东亚古代史和考古学界所敬仰!(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第8版)  

  王巍(19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学研究院终身外籍院士,《考古》杂志社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60年前郑州商城发现,让世人初步了解了一个罕为人知的商代早期都城,拉开了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研究和中国早期文明探索研究的序幕。7月18日、19日,“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在郑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省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15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交流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来相关领域的最新学术动态和研究成果,共同缅怀对郑州商城发现和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夏商周考古的主要开创者韩维周、安金槐和邹衡。这次会议有哪些成果和热点,对我市文物考古工作有何促进?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据20世纪70年代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全面发掘,8世纪前期日本平城京宫内第一次大极殿建立于高为2.2米的、可以称为“龙尾坛”的大坛之上,这显然是出于对唐大明宫含元殿的模仿。龙尾坛在其前面左右两侧边缘处各设一条斜坡道以供升登,而坛的前面中央部分则无台阶之类的设施。1981年7月,岸俊男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提出个人见解,认为龙尾坛前面中央处应有一条木造的阶梯,以便升登殿上,只因年久枯朽,不留痕迹,故未曾发现。于是,许多学者按此见解,绘描大极殿龙尾坛的复原图,突出坛前木造的大阶梯,公开发表,竟成定论。     另一方面,早在1959~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马得志负责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在发掘报告中明确认定龙尾道的位置在殿前的正中央处,建筑学者据以作成复原图,国内外学者皆信以为真,毫无异议。但是,1995年至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安家瑶为队长的西安唐城工作队的大规模发掘证明,含元殿前面正中央处根本不存在任何阶道,从而在考古研究所内部引发了关于龙尾道问题的激烈争论。

 

  从今年6月开始,以腿脚行动不便为先兆,王先生身体的各个器官逐渐出现衰变,食量渐少,日益消瘦。我和他的家人多次劝他去医院救治,但他早已将生死看淡,坚决拒绝到医院抢救,并谢绝外人探视。他还一再嘱咐家人,他去世后,一切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他唯一惦念的就是考古所的同仁们为庆祝他90华诞而撰写的纪念论文集的出版。所幸的是,在他去世之前,这一论文集的样书已送到了他的病榻前,他甚为欣慰,反复说自己没有什么牵挂和遗憾了。

  关于中日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从来都局限于都城内部的宫殿、里坊、街路、市场、寺庙等项,而不及于都城的郊外。学者们认为,自古以来,中国都城郊外多设各种礼制建筑物,而日本都城郊外则无类似的设施。无待于言,这是两国古代都城制度的重要差异之一。

  从点到面加强研究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副书记雷兴山表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郑州商城考古和郑州考古、河南考古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有很多的合作项目和科研项目,“纪念是为了展望、为了更好地向前走,我愿意和河南考古学界同仁们一起在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沿着这几位老先生前贤的脚印再奋发努力,争取更大的辉煌!”

  王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名誉教授,1988年被德国考古学研究院授予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被推举为亚洲史学会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他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王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是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第三位得到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纪念是为了深化研究,纪念是让我们后人更好地记忆,研讨60周年商城遗址发掘研究工作以及研究成果所产生的作用,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纪’就是记忆,在历史上这个字就是记,‘念’就是怀念,不要忘记,我们只有纪念好,记忆好,我们才能够重视它、保护它,利用它。”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会长刘其文教授说,同时,纪念商城遗址发现60年,也是为了进一步深化商代遗址发现发掘和研究的意义、深化研究成果,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动员社会来关心保护利用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历史文化。

 

 

 

 

  2015年9月24日12时40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老领导、著名考古学家、我敬爱的导师王仲殊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噩耗传来,悲痛万分,王先生的生平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浮现在脑海之中。

  (6)日本学者主张三角缘神兽镜为中国魏朝皇帝所赐之镜,最为重要的依据在于镜铭中有“景初三年”、“正始元年”的纪年。但是,在“景初”、“正始”纪年镜的铭辞中,工匠陈是(氏)自述经历而称“本是京师,绝地亡出”,“本自州师,杜地命出”,可证陈是(氏)其人本为中国吴地扬州京城(今江苏省镇江,吴时称其地为“京”,东晋称“京口”)的镜师,因故亡命于日本,在日本作镜。

  王仲殊先生1925年10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教育和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1946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多所国内一流大学,并最终选择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王先生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的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业。

 

 

  1950年7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8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就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位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因而可以说,王仲殊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王先生最为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一系列研究课题的创建。经过长期的努力,他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亚于其在中国考古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对古代中日两国都城制度的比较研究亦得心应手,多有创见。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一样,王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仲殊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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