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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读子弹库帛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一

2019-09-20 17:57

       摆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被译成英文出版的考古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简单回顾原报告产生的历史背景,对读者或许不无裨益。

     科潘遗址(The Copan Site)位于中美洲小国洪都拉斯西部,与危地马拉紧邻,是玛雅时期最为著名的城邦之一,其遗址主体距今已有一千多年。而在科潘遗址的以西不远处,坐落着一个名为科潘废墟(Copan Ruinas)的现代小镇。这个小镇虽然历史不长,但别具一格,颇有特色。这里生活着不少玛雅后裔,虽然文化上受到西班牙殖民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仍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文化因素,而饮食便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文化上的留存这也给了我们,一群来此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人,一睹小镇当地日常吃喝,遐想玛雅时期饮食传统的机会。

      现在这本书,是我第七次读子弹库帛书。这次出版,我想把子弹库帛书的各种“版本”搜集到一起,同时,书中还应包括子弹库楚墓的所有出土物。我想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做成一份抢救性的复原报告。 我希望,这份报告能璧合中美双方的材料,让这批稀有的帛书,最终成为所有中外学者共同拥有的文化财富。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四十年代后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其实可以用两个概念加以总结:仰韶和龙山。仰韶是河南西部渑池县的一个村庄,1921年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它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三千纪,以彩陶和截面呈椭圆形的磨光石斧为特征。仰韶文化主要分布在华北西部的黄土地带,集中于河南西部、山西、陕西和甘肃。龙山是山东中部的一个小镇,地处华北东部,1928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因此就用它命名中国的第二个“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它以发亮的蛋壳黑陶和方形的磨光石锛著称。

  在小镇中心广场的西侧不远处有本地最大的菜市场,每天一大早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售卖和挑选着附近出产的粮食、蔬菜和水果。

  简帛古书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源头。

       考古学上所谓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通过一系列遗址的发现和很少几个遗址的发掘,确实在四十年代后期得以确立,但是它们各自的年代和地理分布范围,它们之间的关系却远非清楚。对仰韶文化遗址调查最为深入的安特生,相信该文化也许是公元前三千纪中叶从西亚进入华北西部地区的。龙山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队的领导人李济和梁思永,却认为龙山文化的居民是土著的中国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这两个文化,一个由西向东发展,一个由东向西发展,似乎在河南相遇。河南的考古遗址,出土遗物兼有上述两种文化的特征,既出彩陶也有黑陶片。这些所谓“混合遗址”很自然地被视为两种文化相接触的产物。

  而市场周围也聚集着不少或坐或站的妇女,每人面前都有一个大包袱,售卖着本地最受欢迎的玉米制主食——tortilla。运气好的话,能找到卖本地玉米粥(Atol)的小贩,别小看一碗Atol,可口又解酒,不管昨晚喝了多少瓶Salvavida(当地啤酒),还是好多杯Tequila(龙舌兰),早上来一碗就能立刻元气满满去上班了。沿着小巷往里走,可以看到不少当地小店,其中一家颇为醒目,叫做Buena Baleada (美味的Baleada饼);再拐一个路口就是小镇最好的咖啡店,里面有本地产的优质咖啡、可可粉,很容易品尝到一杯香甜可口的热可可。

  中国的书,从一开始就是写在竹木简牍上,而不是龟甲、兽骨和铜器上。缣帛是简牍到纸书的过渡环节。《墨子》反复讲“书于竹帛”,被钱存训拿来当中国早期书籍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早期中国,没有简帛,也就没有书。没有书,还有什么学术和思想?

       如果庙底沟的发现是在四十年代,那它很可能也会贴上“混合遗址”的标签。但是,五十年代的考古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发现带来了新认识,导致重新估价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庙底沟和三里桥这两个遗址就对新认识的提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提到本地食物,恐怕最需要隆重推出的就是tortilla,这种巴掌大的玉米煎饼,略厚,口感也没有什么惊喜。但是对于当地居民,乃至整个中美洲地区人们而言,却是食用历史超过千年,最为重要的主食。传统的tortilla是用特殊的玉米面制成的,特殊点在于玉米粒磨成面粉之前要先在石灰水中浸泡,再将湿的玉米粒用石质磨盘和磨棒(考古遗址中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磨盘和磨棒)磨成面粉,揉成面团(masa),压成扁平的面饼,最后用特制的平底锅(Comal)煎成。在整个tortilla制作过程中,将玉米粒浸入石灰水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个过程不仅可以去掉玉米粒较硬的种皮,更能够使的人体必需的烟胺酸和色氨酸从玉米中释放出来,从而被人体所吸收。而当玉米在哥伦布时代之后,从新大陆传入欧洲、非洲以及亚洲等地时,这一重要环节缺通常被省略掉,对这些地区平时不怎么容易吃到肉的人们而言,两种必需氨基酸的缺乏直接导致了脚气病的盛行。

  20世纪初,“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之一。[1]1942年,子弹库帛书出土,则是第一次发现帛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两件事情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件是众多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实施,使从史前到历史时代的数不尽的考古遗址意外发现。第二件是文物保护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实施。今天,考古学家必须与基建工程的工作人员协同作战,意外的发现也必须妥善处理。

  不同于tortilla很可能是由北方墨西哥高地在较晚的时间传入,在玛雅时期最重要的本地食物,尤其是对科潘的王公贵族而言,是一种叫做tamale的玉米食品。Tamale有点像我们的粽子,不过原料是玉米粉(masa)而不是糯米,用玉米叶包裹,其中填以肉、蔬菜、水果等蒸后食用。Tamale的食用历史已经有数千年,考古学家在危地马拉San Bartolo遗址公元前1世纪的壁画中发现了人们食用tamale的证据(这个壁画太重要了,有时间细说),而玛雅时期的彩绘陶器上也多见tamale的图像。无论在玛雅时期或是现在,tamale都是常见的宴会或节日食品,也是过去进行礼仪庆典的指定食品。

  先秦两汉是简帛时代,书都是写在简帛上。我们发现简帛,研究简帛,其实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回归。研究古文字也好,古文献也好,学术史也好,思想史也好,谁都不能忽视这个源头。

       五十年代最重要的基建项目,是基于电力和灌溉需要而进行的华北地区多处黄河水库的建设。其中就包括河南西北部三门峡附近的三门峡水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因此组成了三门峡水库考古队,在1955-1959年间做了大量工作。庙底沟和三里桥就是在此期间因为水库建设而发现和发掘的两个遗址。

  除了tortilla和tamale,在科潘小镇最常见的主食还有beleada,不像前两种食物来源是玉米,beleada基本都是小麦做的,由于小麦中含有的面筋(gluten)赋予了其特有的延展性,小麦煎饼的尺寸也要较tortilla大得多,同样的,beleada中间都可以添加各式的肉类、蔬菜、水果和煎饼好搭档豆酱。提到beleada,不得不提的就是西班牙人对于科潘乃至整个中美洲文化的影响。但是有趣的是,在西班牙本土最常见的小麦制品——面包并没有在科潘得到普遍接受,而是以本地的煎饼形式取而代之,形成了结合中美洲面食形式和欧洲小麦原料特色的beleada,可以看作是外来作物传入后,以本土食品形式为载体的有趣的例子。

  我甚至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没有简帛留下的线索(古文、籀文和小篆、隶书),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就不可能被释读。

       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出土各类文化遗物的特征,以及它们出土的文化层,本报告均予描述。简要概括如下:三里桥是河南西北部陕县境内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发现了仰韶文化和典型的龙山文化(即习见的河南类型)遗存。在同属陕县的另外一个村庄,三里桥村南仅1400米的庙底沟村,也发现有叠压关系的两种文化遗存。早期的庙底沟一期文化属于仰韶,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兼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的特征,与四十年代晚期所谓的混合文化遗址相类似。两个遗址三种文化的年代关系略如下述:

  除了玉米做的tortilla、tamale,小麦做的beleada和brito,中美洲原产的豆子(common bean)也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富含淀粉的豆子称为菜豆或大红豆,被磨成豆酱后作为各种煎饼的馅料,成为科潘人民每日必食的主食之一。

  不过,话说回来,本世纪上半叶,我们的学术资源相当贫乏。研究战国文字,当时有什么材料?数量最大,主要是玺印(还有陶文、兵器和少数几件铜器上的字)。玺印上的字有什么内容?多半是地名、官名、人名,孤零零几个字而已。书,完全没有,长点的铭文,也非常少,几乎无辞例可寻。我们只要读一下王国维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1926),就能明白这一点。当时,玺印是宝贝。很长时间里,研究战国文字的,原来只能研究印,顶多加上点陶文和兵器。

       仰韶文化(庙底沟一期和三里桥一期)

  大红豆在中美洲乃至南美洲也拥有数千年的食用历史,通常和玉米种植在一起,生长阶段为其提供氮肥,成熟后又作为豆酱和玉米煎饼一并出场。有意思的是,夹在tortilla、beleada中的豆酱大多为咸口,而传到中国之后却一改面貌,以甜口的红豆粥、红豆沙被人们熟识,也不再被当作主食,而成了一道甜品。

  王国维,确实了不起。当时,材料那么少,他能考虑那么深,那么远,居然一下子就抓住了两汉经今古之学和小学的关键。当时的金石学家都株守许学,往往把出土文字称为“古籀”,并不知道古文和籀文是什么概念,它们和篆、隶是什么关系。他的《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1916),第一次为我们厘清了这些纷乱如麻的概念。他把战国文字分为两系:西土,秦系的籀、篆、隶是汉代“今文”的源头;东方,非秦系的六国文字是汉代“古文”的源头。如此宏论,远见卓识,洞察隐微,只有603字,一般人很难做到。

       “混合文化”(庙底沟二期)

  以科潘小镇居民为代表的广大中美洲人民,数千年来种植着熟悉的作物(玉米和菜豆),沿袭着古老的加工方法,即便是西班牙殖民者改变了他们的信仰、语言和文化,却丝毫没有撼动其牢固的饮食传统,给了我们重新了解这些即熟悉又陌生作物如何在其原产地被利用的机会。

  中国近百年的古文字研究,战国文字起步最晚,现在最热。其早期代表作有二,一是朱德熙《寿县出土楚器铭文研究》(1954);二是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和《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1959—1960)。两位先生代表两种风格,一直影响到今天。

       龙山文化(三里桥二期)

     (来源:“玉米王国MaizeLand”微信公众 作者:钟华)

  他们都提到蔡季襄发表的子弹库帛书。这在当时是最长的一篇战国文字。

       这说明所谓“混合文化”遗址实在只是“过渡期”文化的遗存,也就是说它代表了连续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新的阶段,始于仰韶,终于龙山。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结论,却动摇了华北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黄河流域的河南,因此不再被不认为是一个起源于东、一个起源于西的两个同时代史前文化的相遇之地,相反,它担当起史前文明发源地的角色,这个史前文明显然是经历了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前身。无怪乎就在《庙底沟和三里桥》这部专刊出版的1959年, 有几篇文章差不多同时提出中国史前文化的连续发展说,这其中就包括安志敏的《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1959年10期,第559-565页),石兴邦的《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10期,第565-570页);许顺湛的《关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年5期,第36-39页);和我本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59)30,第259-309页)。

  朱、李两位的文章,今天看,当然可以挑出很多错,甚至可以说,错得一塌糊涂,但平心而论,以当时的标准衡量,这却是最高水平。万事起头难。在我看来,这种开创性的著作比集大成的著作更重要。特别是李文,更有大局观。他关注的不是个别难字,而是战国文字的全局。他把王国维的东、西两系说进一步细化,第一次为战国文字分国分域,对后人更有启发。

       庙底沟和三里桥并不是建立仰韶-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连续发展序列的孤例,五十年代后期调查的河南西部的其他一些遗址,特别是洛阳的王湾,也具有同样的性质。但是,本专刊报告的两个遗址,是经过最全面发掘的,它们依然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典型遗址,其上述发展序列直到今天在豫西地区依然有效。

  他说,楚帛书的十二月就是《尔雅》十二月名,这也是突破性的发现。

但是,在1959年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们从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中获益良多,我们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某些观点,与本专刊出版时候的看法大相径庭。指出下面这些新进展对读者也许不无补益,因为它们仍跟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现有关。

  书是用字写成的,但字不等于书。过去的战国文字研究,主要是啃字,而不是读书。孤立识字是因为没有长篇的东西。

       1. 中国科学家从六十年代开始测定考古标本的碳素年代,并在1972年发表了第一批数据,因此对我们有关史前中国年代学的认识带来革命。在他最近发表的综合性研究论文《碳-14 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第217-232页)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所长,把仰韶文化放在公元前5000-3000年,龙山文化放在公元前2800-2300年。后者在夏鼐的概念里包括龙山早期(庙底沟二期)和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庙底沟和附近一个遗址的年代与这个年代框架恰相符合。

  1949年以前,我们没有楚简。1950年代,开始有楚简,都是遣册(不但数量少,保存情况也不好)。1957年,长台关楚墓第一次出古书,只有残简,一直到1986年才发表。战国古书,我们苦苦等了半个世纪。1993年,我们才有了郭店楚简。1994年,我们才有了上博楚简。在这之前,我们无书可读,要读,只有子弹库帛书。

       1. 庙底沟一期(仰韶)

  没有书的结果,是我们的认字水平很有限,很多非常简单的字,当时都不认识,学者费尽移山心力,收效却甚微。 过去的工作方法,多半是不得已。

      

  大规模识字,不可能是这种办法。

       ZK110 5030±100 (半衰期5568) or 3910±125(树轮校正)

  我记得,上博楚简发现后,裘锡圭先生曾说,很多字的认出都用不着古文字学家。原因是什么?就是辞例多了。一个字,反复出现多少回,再笨也能认出来。

       ZK112 4905±170 (半衰期 5568) or 3545±190(树轮校正)

  李学勤先生讲过两句话,我印象极深。

       2. 庙底沟二期(庙底沟二期)

  一句话是,战国文字难认,你就是做梦也想不到。

       ZK111 4140±95 (半衰期 5568) or 2780±145(树轮校正)

  另一句话是,某先生真怪,他认字,前提可能是错的,但结论却往往是对的。

       3. 王湾二期(河南龙山文化)

  过去,我们常把字形分析当认字前提。很多人都以为,一个字,形、音、义,字形最重要,通假在其次,字义是排在最后。破读,左转右转,主要是为了凑字形,而不是为了疏通上下文。但在实际的认字过程中,我们却不难发现,字形分析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真正的前提是什么?是辞例。我们是靠辞例和语境为文字定向和卡位,先有辞义的大致估计,然后才考虑字形分析和通假破读。甚至有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字该怎么分析,但照样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字,或大致相当什么字。

       ZK126 3838±95 (半衰期 5568) or 2390±145(树轮校正)

  我记得,朱德熙先生说,古文字的破译最像侦探小说。警察破案,他们的方法,有两条最重要,一是串并,二是排除。串并是把看似无关其实非常关键的线索,通过偶然发现串连起来,形成一条连贯的思路。排除是从大海捞针的众多可能性中,把一切无关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掉,使真相浮出水面。串并也好,排除也好,都是为了定向和卡位。

       最后一个年代数据来自洛阳王湾遗址的龙山文化层,王湾位于陕县之东,其龙山文化同三里桥刚好平行。(以上数据均取自夏鼐1977年的论文,只有ZK112采自《考古》1978年第4期)。随着华北特别是豫西地区年代数据的增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年代学将会更加完善和准确,但是上述数据仍能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概念。

  破译的大忌是被假象误导,一条道走到黑。方向错了,位置错了,费劲再大,全错。本来只是猜猜看的事,试探试探也就罢了,非要长篇累牍弯弯绕,这是“侦探小说”,不是真正的“破案”。

       2. 如果说庙底沟和三里桥在史前中国文化连续发展序列的建设初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本专刊发表之后华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文化连续性的认识。尽管庙底沟一期仅仅代表仰韶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的晚期阶段,但是仰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河南北部和陕西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却早为人知。现在,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系列早期遗址在河北南部、河南中部、陕西和甘肃最东部的渭水流域被发现,这些遗址,以河北南部的磁山和河南中部的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经碳十四年代测定在公元前六千纪,其文化遗存在许多方面早于仰韶文化。我们目前在考古上非常接近黄河流域中国农业生活方式的起始阶段了。

  大家迷信权威,以为权威就不犯错误,或者即使犯了,也是高级错误。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导。权威被假象误导,大家又被权威误导,在古文字学的历史上例子很多。

       3.现在很清楚正是由于庙底沟和三里桥的发掘开始解决河南龙山文化的起源问题。但是,山东和沿海地区龙山文化又当如何呢?在1959年讨论仰韶-龙山文化连续发展的文章中,安志敏和石兴邦都十分慎重地申明,庙底沟的证据只适用于河南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的起源仍然不明。

  文字破译,就像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说对了,三言两语,足够;说不对,千言万语,白搭。

       为了试图解释山东龙山文化的起源,及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同时期几个文化的相似性,我在1959年提出了“龙山形成期”的概念。所谓“龙山形成期”是指一个跨地区的文化层,即很大范围内的中国史前文化均具有类似的文化形貌,这主要包括河南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江苏的青莲岗文化、湖北的屈家岭文化、浙江的早期良渚文化等。因为当时河南之外的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发现早于这些文化的史前文化,我推测整个龙山形成期文化都是从河南向周围地区的迅速扩张中造成的,这个扩张既包括文化扩张也包括人的移动,起因则是华北核心地区农业革命带来的内部动力。

  1942年,子弹库帛书的出土,是简帛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蔡季襄的《晚周缯书考证》是第一部报导它和研究它的著作。这本书,印数很少,现在很珍贵。当初,我是借张政烺先生的书读。后来,我自己也有了一本,是当时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奈特(Michael Knight)先生送的。

       关于龙山形成期文化起源的假说现在看来是不太可能的。首先,碳素测年不支持庙底沟二期文化是龙山形成期最早期的文化。更重要的是,比龙山形成期更早的很可能是其沿海地区先导文化的史前文化,也相继发现。

  这一发现太重要。

       另一方面,上述以及一些其他新发现的大致同时的许多龙山形成期文化形貌上的相似性这一重要事实,仍需要加以解释。这个文化层似乎表示一个很大范围的交互作用圈的存在,这是我从已故的约瑟夫·考德威尔借用的概念,交互作用圈由发源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几个更早的先导文化所构成。这篇新作最近发表在《美洲科学家》(第69卷2期,1981年3-4月号,第148-160页)上。

  第一,它是20世纪的头一批古书,不是档案性质的文书,而是典籍意义上的古书。

       以三里桥二期文化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的走向,是中国考古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实际上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众多,河南龙山文化至少可以细分为三种地方类型,即豫中和豫西类型、豫北类型和豫东类型。豫西和豫中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又被称为王湾类型,一般认为是二里头文化的源头,二里头文化的碳素测年集中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二里头文化被许多学者视为是首先从庙底沟和三里桥建立起来的文化发展程序中的夏文明,因此河南龙山文化现在也被纳入中国文明的连续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

  第二,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帛书。目前,帛书只出土过两次,一次是子弹库帛书,一次是马王堆帛书。帛书,它是第一次发现。战国帛书,它是唯一发现。

       这些新进展充分说明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已经迈入一个复杂而多彩的时代,这是1959年本专刊出版时我们无法预见的。但是,本专刊对这些新进展的发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考古发现依然有效和重要。本书的英文版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

  第三,战国文字,楚文字是大宗。研究楚文字,这也是个头。

       “此文原是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张光直先生为《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英文版(后因故未出版)所写的序言,由陈星灿翻译成中文。该书的中英文双语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今天仍然值得回顾。

原文载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5日第7版。

  中国学术界,目前有一股简帛热,热到不能再热。赌石一行,人称“疯狂的石头”;我们这行,也有“疯狂的简帛”。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当年冷到不能再冷的学问,居然会变成一种时髦;网上称雄,看谁认字多,竟是一种热潮!

  楚帛书,很宝贵,因为字多。它有九百多字,很多字,大家不认识,当时不认识,后来不认识,现在也没全部认识,所以一直有吸引力,吸引很多学者,反反复复读它。比如我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读帛书,不光为了认字。认字只是手段。

  简帛研究,认字是基础。认字是点,通读是面。没有点,焉有面,这个道理没错。避大就小,避虚就实,就字论字,慎言其余,好处是可独占发明权,还不容易犯错误。很多年轻人都以为,这是当古文字学家的捷径。可认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读书。如果是通读,你总没法挑肥拣瘦绕着走。我们别忘了,“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归根结底,还是大道理管着小道理。更何况,辞例的背后还有学术和思想,天外有天。

  认字,不光要从小到大,也要从大到小。字是在通读中被认识,辞例比字形更重要。这是读书的道理。

  我读楚帛书,集中阅读,主要有七次。一次是1980年,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1989—1990年,一次是1993年,一次是2001年,一次是2007年,一次是现在。前后长达三十年。我从年轻读到老大不小,错误固然很多,收获也很可观。1980年。那年我32岁,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读研究生。我的论文题目是楚铜器。楚铜器,最大一宗是朱家集楚器。刚才说过,这是朱先生研究过的问题。当时,楚文字是绝学,熟悉甲骨、铜器的学者未必懂,懂得人很少。

  坦白地说,我是为了研究楚文字,才迷上楚帛书。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酷暑难消的夏天,我把在考古所能找到的材料搜集到一起,写成《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这是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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