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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在李庄,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述评

2019-09-19 00:54

    清华国学院毕业的卫聚贤作有两部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③ 和《中国考古学史》④。这两部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并不高,但却得以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这是民国时期仅有的两部考古学史专著。前者详细记述了民国前期中国考古的情况,包括中国各个机构所做的大多数发掘,以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中国的考古活动,详细记录了这些发现。另外还附有作者认为重要的考古论文、国民政府关于古物保存的法规,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后者发挥了梁启超关于考古学的认识,对中国自周代以来的考古史作了系统的梳理,是作者刻意为之的一部学术著作,虽然与现代科学考古的观念不甚一致,但是由于受现代考古观念的影响,作者对考古学的认识显然比金石学大有突破,例如不但关注遗物,古人对古迹的调查研究也纳入了作者的视野。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1902年,韩伯禄因病在徐家汇去世。1903年,研究鸟类的法国博物学家、传教士柏永年来华,继任徐家汇博物院院长。1928年,柏永年在《自然界》杂志以“徐家汇博物馆”为题著文,介绍了徐家汇博物院的创办、韩伯禄的主要成绩及博物院的收藏等情况。他说:“此博物馆系创于韩伯禄神父到上海以后,即西历1868年正月9日。”这是目前所见“关于韩伯禄神父1868年到上海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之说最早的中文出处,也可能是后来各种文献引用的依据。

    近代考古学,初期仍是继承了宋、清以来金石学的成绩,在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整理和研究,扩大了金石学的范围,考古学的某些基本内容得以成立。1927年以后,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展开,突出了金石学的狭窄范围,考古学已经发展为独立的科学(25)。

  访傅斯年

  在以后几年,“江南科学委员会”计划的工作逐步得到落实。韩伯禄神父一边继续搜集长江流域的动植物标本,一边进行资料整理和科学研究。1883年5月,位于徐家汇天主教总院南侧、天文台东边的博物院院舍建成,经系统整理的动植物标本在两个楼面的陈列大厅展示,并向公众开放。

    民国前期,西方人在中国从事了不少探险和考古活动,大多留下了专门的著作,这些著作很多也翻译成为中文,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知识来源。比较著名的如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⑤、《甘肃考古记》⑥、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⑦、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⑧ 等。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实际上,据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韩伯禄1868年初来到江南,并未马上进行博物院的创办工作。在1869—1870年间,安徽教区的传教负责人是金式玉神父,韩伯禄作为其传教伙伴,负责安庆和宁国地区的传教事务。1869年11月初,当地发生了“安庆教案”事件。在冲突中,教堂被毁,韩伯禄侥幸从教堂后门溜出,逃到长江边上他平时采集标本的专用小船中,并从安庆回到上海。此后,韩伯禄神父虽然还是负责安庆地区传教的神职人员,但已不再去安庆传教,一直在徐家汇天主教耶稣总会初学院和神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同时外出采集动植物标本。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传统还在延续,这集中表现在各位专家为考古人员训练班编写的教材上,后来结集为《考古学基础》(23) 出版。这本书的各部分为各位老中青专家分别撰写,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后来成为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为代表的“左派”青年学生批判的靶子。

  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

  迄今为止,论及近代中国博物馆史的文献几乎一致认为,1868年法国传教士韩伯禄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是外国人在华创办最早的博物馆。但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二、解放后大陆学术界的民国考古学史研究

 《南渡北归》三部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分别是《南渡》、《北归》、《离别》。第一部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第二部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第三部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该作品之行文风格、立论允当等方面尚可商榷,但丰富的史料与翔实的注释是其特点。这里的章节选自第二部,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柏永年为何会把韩伯禄来华后的研究工作看做创办博物院的活动?这里涉及博物馆史追溯的一个基本标准问题,即应当以博物馆的建立和开放作为该博物馆的诞生之日,还是从博物馆建设的前期准备就开始起算。上海徐家汇博物院正式的创办(创建)活动应从1872年8月徐家汇会议开始起算(即教会有了正式计划,安排了专人负责筹建)。虽然韩伯禄前期的动植物标本搜集、研究与后来的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建立有一定关联,但不是必然关系。因为搜集动植物标本活动本身是博物学家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搜集与研究自然标本行为本身并不会必然导致博物馆的建立。韩伯禄利用在长江流域搜集的动植物标本撰写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报告,其中《说鹿》一书于1877年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并获得奖章,说明当时韩伯禄搜集动植物标本的目的首先是出于研究自然科学的需要。只有当教会确定了创办博物院的工作计划,并且由韩伯禄领衔负责创办之后,他以往的搜集研究自然标本工作才与博物院的创办联系起来,成为后来创办博物院的基础。但即便如此,正式创办博物院的时间也应该按照客观史实,即从有了明确的建博物院计划之后才能开始起算,而不应是在这个时间之前。但是柏永年认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最初是由韩伯禄一手创办,是随着他搜集的大量标本而建立起来的,理所当然就把他最初抵沪开始搜集动植物标本的活动,与1872年徐家汇会议之后博物院的创办活动等同起来,于是,就有了韩伯禄1868年来沪即创办徐家汇博物馆之说。(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吕建昌)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十年,是一个人们意气风发建设新社会的年代,学习的对象是苏联老大哥,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前提是与旧社会的一切彻底决裂,包括考古学,也要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因为很多专家权威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所以必须要对过去彻底清算,以避免对现在造成流毒。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奇特的现象,不但青年向老一辈开刀,即使老一代学者自己,也开始向自己的前辈以及自己开刀。至50年代后期,民国时期的考古学在政治上被彻底打倒,李济等人被定为反动派(被毛泽东点名的傅斯年更是彻底成为敌人)。但是,实际上,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考古界遭到的冲击相对不大,老一代学者,除了个别人如陈梦家被定为右派,成为革命对象受到过去师友学生们的猛烈批判,并在肉体上毁灭之外,大多数人都基本过关。经过这场猛烈的革命风暴的洗礼,大家的思想基本上都转移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来,工作指导方针有了彻底的转变。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韩伯禄来沪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和传教活动,并非一到江南就创办博物院。如果1868年韩伯禄就创办了博物院,那么在1872年8月的徐家汇会议上,何以又提出一个“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的计划?两者显然是矛盾的。为何会出现韩伯禄1868年创建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说法?在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第二任院长柏永年司铎(F.Courtios S.J.)发表的一段文字中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考古学被公认为是近代学术史最辉煌的学问之一,对文史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有关考古学史的研究也是牵连甚广,纷纭复杂。但每一个时代对考古学史的认识都有每一个时代的特征,并且这种认识还受到研究者个人立场、学识和个性的影响。下面就按照时代来回顾一下对于民国时代考古学,特别是对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考古学的研究史。因为涉及到的人物和著述十分浩繁,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述之,其中特别侧重能够反映思想史的资料。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3期19版“博物”文章之一。

    1.20世纪50至80年代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教授的助手。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据法国传教士史式徽(J.de.ca.Serviere)《江南传教史》记载,1872年8月,在天主教耶稣会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和谷振声会长主持的徐家汇会议上,决定成立“江南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计划开展四项工作,其中之一是“在韩伯禄神父领导下研究自然科学工作,在徐家汇珍藏并展览他陆续收集的材料,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将其主要记录、论文编辑成册,在上海出版,并寄往欧洲”。

    关于“史语所”各阶段考古活动的总结和叙述,在“史语所”出版物中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以下数篇:董作宾《中华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17)、李济《十八年秋工作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18)、《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19)、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20)、《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后记》(21)、《城子崖》(22),等等。这些第一手的资料,具体完整地记录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由草创到壮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必威app体育下载,  ——编者

  韩伯禄,这位负责创办博物院的关键人物,与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关系非常密切。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记载:“1868年,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的韩伯禄神父来到江南,他的使命是研究中国有角动物和油脂植物。他开办博物院,并编写有价值的文章。他被派到教区的前哨,他在安庆、宁国等地坚持搞科研和传教工作。……只是在多年奔走之后,他才同意在徐家汇闭户埋首,编写他的学术论文和编排他找到的动植物标本。”

    夏鼐《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考古》1955年第3期)、阎文儒《谈谈考古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考古》1955年第4期)、夏鼐《用考古工作方面事实揭破右派谎言》、《斥右派分子陈梦家》(《考古》1957年第5期)、《考古工作的今昔——两条路线的对比》(《考古》1957年第6期)、尹达的《考古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考古》1958年第10期),等等。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

  从1872年教会准备“逐步形成一个博物院”,到1883年博物院开放,前后历时11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筹建时间似乎过长。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说,1878年10月3日下午,他在法国人陪同下,参观了徐家汇教堂、育婴堂和博物院。这说明最迟至1878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已经建成并开放。

    应该说明的是,这场以苏联考古学为榜样的中国考古学革命并没能走多远,因为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考古学很快就从学习的样板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历史在这里成为一场悲剧和闹剧。而更加可悲的是,“反右”余波未定,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从此陷于长时间的停滞之中。直到“文革”后期,才因为偶然的机缘得以复苏。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

  1883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专用院舍建成,随着新搜集的标本逐年增多,原来的院舍日渐拥挤,不敷使用。1931年,徐家汇自然博物院并入同属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总部的震旦大学,并隶属震旦大学,改名为震旦博物院。1933年冬,新落成的震旦博物院正式开放。1939年5月20日,震旦博物院举办了纪念博物院创立70周年大会(原定于1938年举行,因战事影响,所以次年补办庆典活动),与会者300多人,其中包括法国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以及商务参赞等法国政府官员。纪念大会在确定博物院诞生的年代依据上参照了柏永年的说法,认定是在1868年建立,并通过纪念活动的举办,把“1868年韩伯禄创办徐家汇自然博物院”的信息向社会作了广泛宣传。

    该书的《考古学简史》部分为徐苹芳所写(24)。徐苹芳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时代,对“史语所”只字未提,只以前中央研究院的名义,轻轻带过。这种写史方法,可能受到卫聚贤的影响,也可能有避免政治麻烦的考虑。但在最后的结论部分,徐苹芳却表露出自己的倾向: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史语所”考古是民国时期中国考古学的主体,“史语所”发表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代表了这时期考古学的最高成就。而且“史语所”考古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刊发资料的速度特别快,往往当年的发掘和调查,当年或者次年就能够整理发表出来,而且对于连续性的发掘活动,能够不断予以阶段性总结,使得人们能够及时全面了解到这些重要信息。自“史语所”1928年成立以来,包括15次殷墟发掘在内,所有的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在“史语所”早期出版物中,都有较全面完整的反映,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⑩。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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