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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敦煌,探索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

2019-09-19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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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朱凤瀚,江苏淮安人,1947年生于北京。1988年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0年任教授,1995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2000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先秦史、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著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4年增订。)、《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先秦史研究概要》(与徐勇合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并主持编辑了《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读书报(以下用■代表):朱先生,看到您的这本新书,我很感慨。12年前您接受采访的时候,送我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十多年的时间,您还在修订一本书,这种学术精神,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学术氛围中,实在太罕见了。从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14年,现在您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的价值?或者说它的学术史意义?您这次的增订本,是否对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有所修正?
   
    朱凤瀚(以下用□代表):学术史是个大范畴,个人著作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反映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时代氛围。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选这个题目,所得出的认识则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动,学术界也产生重大演变的那样一个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是那样一种形势,史学研究范畴由传统的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变化,由原来的史论打头、史料作注,转向更加注重“实事求是”,重视“论从史出”,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有价值的新理念被引入。这本书原先的一些具体看法,未必都是允当的,但着眼点在选题,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中的血缘组织及相联系的宗族观念的作用;在方法上,是在先秦史研究中,注重多学科交叉,多种史料的参照运用,这对于激活中国古史研究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本书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它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还是被大家承认的。这本书特别为十余年来青年学者所瞩目,得到他们的赞许,可能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说学术批评? 
   
    □:当然有,但一般都是较微观的。比如有几位学者就曾指出了本书中对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及文献的某些理解问题。 
   
    ■:为什么选择在原来的篇幅之外,又写续编的形式呢? 
   
    □:这本书出版社约了我好长时间,2002年就和我说,但就是没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原来出版社是说再版,我想再版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做个订补。对上一版,我做了部分勘误,主要是改了一些文字与文句上的硬伤,包括这些年来其他学者在论文中指出的不妥之处,和自己发现的错误,特别是一些古文字释文的错误。同时加了不少插图,没有图读者检索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原来的框架没动。这个原因,倒不是说学术思想没有发展,也不是说没有新的学术发现,而是觉得当初研究时的基本思路和这本书的基本构架,好像没有必要做大的修改,一些主要观点,比如商周家族基本形态特征与对商周社会的作用等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这本书反映的是我当时的学术思想———今天再重新审视,感到不必做大改动,实际上也还是在这个课题上做了反复的思考后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个人来讲,也有点学术史的味道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么多年还在这一个题目上做研究而没有脱离开,还在修订,这才是做学问的精神,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 
   
    ■:续编的集中写作,听说就是利用前年闹非典的那一段时间了? 
   
    □:是这样的。2003年“非典”期间,SARS猖獗。4到6月间,我们馆闭馆,社会活动也骤然减少,我哪里也去不了。非典对我们国家当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倒是意外得到大概两个月时间,能比较安静地做了修订,写出了续编。 
   
    ■:增订本的具体观点,是否也有修改?有所发展? 
   
    □:具体观点当然有修正,比如对商晚期“臣”的看法,现在看,称“臣”者未必皆是奴隶,而可能是最初的家臣,为贵族服务的家臣,西周时这种制度又得以有更大的发展;而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资料则加深了对西周贵族家族的认识。再有就是几个商周大墓地的发现。春秋以前,墓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结构与等级状态,最近几个大墓地的发现补充了很多材料。安阳花园庄甲骨发掘出的非王卜辞,很生动地反映了商代家族结构,使我们对商晚期出身于王室的贵族家族的规模与诸贵族家族间的等级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续编当中写出了我读了这些新资料后的认识。和其他断代史学不一样,这也是搞商周史的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总有新东西出来。 
   
    ■:从一个更大的学术史背景来讲,这本书似乎还不单是反映带时代性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变化,而且牵扯到对一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看法的深入与研究态度问题。 
   
    □:是的,我在1978年春才上大学,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那时上课,教材讲商代是奴隶社会,讲大墓里的殉人都是奴隶。这都是正统的观点,我们当时也都相信。可是到1979年初,我为读研究生,开始钻研甲骨文、钻研金文,分析商晚期的墓地,看了很多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在读大学期间发表的《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一文明确指出了“众”的阶级身份应该是平民。作为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平民。那么这样的社会与奴隶社会应该是有区别的。史学的认识,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这就促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比如,70年代末以前讲国家,什么是“国家”?一是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由血缘统治变为地缘统治,居民血缘关系被打破,国家通过地域性的行政组织来统治;再有一个就是国家机器。这大致是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基本观点的理解。当时讲到中国古代的国家,也这么讲。但中国商周社会早期国家的实际情况却是,国家虽建立,血缘关系仍然很强,贵族的家族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很大的作用,家族主义很浓厚。过去讲中国古代帝王家天下,这个根,显然在商周。由家族研究来认识国家与社会形态,可以说是我当时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思路与目的。 
   
    ■:关于商周家族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曜、胡厚宣、丁山等都有论著。20世纪60年代张光直《商王庙号新考》一书出版。但商周家族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确如您所言,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2年前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曾说,您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的出发点是:战国以前的家族是当时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个人的意志往往湮没于家族群体之中。商周社会形态以及国家结构形式、政体、政权结构、军事组织、经济制度等诸多问题皆可从当时的家族形态及其制度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看来,当时社会确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社会发展阶段。那么您认为进入文明时期的先秦社会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怎样的地位呢? 
   
    □:我觉得先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期,非常重要。中国历史,史前是一个大的段落(史前史的研究现在实际还是落后的)。进入文明历史阶段后,夏(这个时期的情况现在实际上还不能深谈)、商到西周、春秋是一个大段落。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有几个重要特点:在政治体制上,世卿世禄,贵族世袭;再有即是,西周建立了典型的封建制,把贵族逐级分封到土地上,贵族对所占有的土地上的人民有政治统治权与经济支配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利结合。还有劳役地租,农民自己有用以维生的土地,又必须到贵族的土地上以集体服劳役的方式干活,受贵族的剥削。自春秋中叶以后,世卿世禄变成官僚制,平民可以当官,像战国时苏秦、张仪都是凭自己的辩才得到重用。再后来,国家靠科举从不同社会阶层中选拔人才。在政治上,封建制度变为郡县制。在经济上,劳役地租变为实物地租,农业上是以地主经济为主,也包括国家地主,很多土地是国家授予的,国家直接把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剧烈的变化发生在春秋中叶后到战国初期。所以可以说先秦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秦以后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最后阶段(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之中已经奠定。而从秦汉直到清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形态的变化基本上可以说只是一个量变而非质变的过程。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后期,囿于当时的情况,我们对古代中国那一段历史的认识都比较肤浅。甚至于不论是大学生还是中学生,学历史都感觉比较枯燥,死记硬背一些概念。其实中国古代社会是很生动的。现在如果写一本商周历史的书,内容也是会十分丰富的。 
   
    ■:最近十多年,先秦史研究都有哪些新成果?其中哪些对您的研究有比较直接的帮助? 
   
    □:首先,在研究理论上,学者们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社会结构、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二,方法上,在狭义历史学与考古学及自然科学的方法、手段的结合方面迈出了很大一步,而其“革命”的力度,超过了其他史学分支。 
   
    还有,近年来的考古学发现,大大促进了对中国古史的了解:有关文明起源问题的发现与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明形成原因与过程的认识,比如,充分认识到多元文化的交流是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商代考古的新发现,加深了对非常重要的商文明发展特性的认识。近年来一系列西周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西周封建制与封国历史有了古人不可想像的新认识。地下出土的竹简帛书,不仅丰富了先秦社会历史与思想史的史料,也启发了学者如何正确认识古代文献的形成过程及其学术价值。 
   
    ■:2003年第1期的《历史研究》上,您在《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那篇文章中认为,中国原史、历史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间不应人为地相互封闭,而应建立一个科学的结合点。同一期上,谢维扬教授发表长文《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谈到中国古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么您认为,目前中国古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中国古史研究要深入发展,要与时俱进,除了研究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上面已经涉及)外,自然首先要解决理论问题。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实是求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这个原则,我想是个关键。这关乎到对历史上许多事物的科学认识与评价。 
   
    ■:比如,2000年,您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谈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解。 
   
    □:从专业的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封建”,它的原始意义自然是一个政治范畴,所谓“封邦建国”。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当然如果是作为一个社会的称呼,即应该包含有与此种政治制度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当中国社会进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之后,原本意义的封建实际上已经衰落了。有的学者说,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封建社会,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是似应把这个封建的涵义说清楚。典型的封建社会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早期),而这个原本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一些特征,如世卿世禄、封邦建国、劳役地租,显然已非战国以后社会的特征。如果说,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已习惯于这样称战国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自然亦无可不可以的问题,但那是另一回事。不应影响我们对“封建”作为古代中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的正确认识。 
   
    ■:您是在强调,做历史研究,要从事实和材料出发。 
   
    □:是这样的。但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一些研究却是将经典著作中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作为普适性理论,去剪裁史实。历史唯物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并不排除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明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殊性。而且,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生动的、独特的社会形态特征,也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趋势下,也有其许多自身特性。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地理、气候与人文背景中。中国既然是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独立起源的地区之一,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地理环境,那么对其具体社会发展情况、社会形态就不宜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模式。我们现在在建设的不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它的社会历史发展就一定要与西方一样呢?在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较的过程中,正确地阐释中国古代文明与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深入探索中国先秦社会的形态特征与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化情况,正可以丰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助于说明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说明人类文明的进展是多种文明、多元化的文明相互交流、互动的结果。如果说古史研究的现代意义,我想这正是一个。 
   
    ■:多学科的交叉,是否将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 
   
    □:我给博士生所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叫“先秦史研究中的多学科交叉方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知识面都是有限的。从我自己狭窄的知识面来说,在研究中,我可以运用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以及部分考古学的知识,理论上包括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等,但也基本上限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范围内。更真正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这就不是我们一般的哪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阶段性研究结论这里不谈,但是我觉得,组织这个研究,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多种人文学科的学者与许多自然科学家集合到一起,真正做了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多学科交叉,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本人即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与研究方法。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随着公众考古理念的深入,考古知识普及读物越来越多地得到考古内行人的重视。然而,如何写出既不媚俗又生动有趣的通俗性读物,是个值得思忖的问题。
    什么是考古读物
  一般来说,考古专业内人士大量接触的是考古学文献,这些是介绍考古发现、探讨考古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的工具,因此它们应该具有科学性、逻辑性、创造性和学术前瞻性等特点。
  而通俗性考古读物则并不要求所含信息一定是有前瞻性、创造性的,甚至它的表述也不囿于必须是“科学性”的表达。它更倾向于考古信息的普及,特别是如何让受众理解。这也就使得它更倾向于自身所蕴含信息的被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与考古“内行”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读物有着本质上区别的。
  谁是通俗性考古读物的受众
  作为公众考古的一种实践方式,通俗性考古读物应该面向公众、面向社会上所有的人。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通俗性考古读物真的能面向所有人吗?
  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说从考古人的考古学变成大众共享的考古学,是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景象,但是这里的“大众”绝不意味着所有人。那些将正常的考古发掘一律视为“盗宝”“挖墓”而表现得很“愤青”的人,对他们开展公众考古可能还是有些一厢情愿。
  这里可以借引“共同富裕”的理念。让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先接受考古、了解考古,然后先接受者带动后接受者,先了解者带动后了解者,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考古”的前提下,实现共同“考古”。区分“先行派”和“未来派”,不但有助于明确并满足目标受众的需要,有利于信息更好地传播和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公众考古的媚俗化。
  那么谁是公众考古首先要面向的“先行派”群体呢?应该说,随着目前整体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对考古青眼有加的并非少数。近年来,有关考古发掘的新闻一再成为热点,即是明证。高蒙河教授在《中国考古的典型案例》中提到,贾兰坡先生面向公众的考古读物《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总印数高达 35400 册,吴汝康先生的《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总印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20550 册。这些数据背后是庞大而广泛的对考古感兴趣的群体,这些可视为“先行派”的资源。
  那么这么多公众为什么会站在“考古”的门窗外向内张望呢?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最好导师,也是学习的原动力。正因为有兴趣,才愿意在风雪立中宵,只盼考古能微露倩影。可他们又为什么只能站在“考古”的门前窗外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相关文献读不懂、读不进去。究其原因,虽是双向的,但是主要的解决路径却不在受众。
  面对如此庞大的受众,适用他们需求的图书却极少。对于初学者“看不懂”“看不明白”,如果采取置之不理,或强迫其读书的方式,其消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由此亦可见推动考古读物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谁应该是通俗性考古读物的作者
  毫无疑问,通俗性考古读物的作者首先应当是具有一定考古文博知识及素养,甚至是较高知识和素养的人。事实上,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先驱者和力行者恰恰是李济、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等学术大师。李济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就是介绍殷墟发掘概况和主要成就的通俗读物《安阳》。
  正因为有着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些学者在写文章时能更好地把握材料,深入浅出。而正是基于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学术严谨性,读者也往往对他们的作品有更大的信任和期待。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一书完稿伊始,至少受到13万粉丝的密切关注,直至最后几乎是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华丽登场,出版发行。
  对于考古人来说,如果仅有专业素养,撰写生动有趣的考古读物也非易事。《何以中国》之所以大火,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让“外行”看到了“破案的瘾头”:一个历史大案——夏王朝到底存在吗?是不是中国最早?为什么中国出自中原,又是如何出中原的?随着轻松的文字,作者一一道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不妨将考古读物的作者视为考古的“说书人”。只有将故事讲得清、讲得好,将“黑脸”的龙山蛋壳陶、将“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的明清青花瓷活灵活现地聊出来,才能称为合格的说书人和合格的考古读物作者。当然,《何以中国》虽然写得像故事书,但出自“严谨到保守的学者之手”,每句话都是有根据和负责任的。考古读物有趣幽默的基础仍必须强调专业素质。
    怎样写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
  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首先它所提供的信息量应当是适度的,是能恰巧满足目标受众的。适度,不偏不倚,不多不少。这样的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两个极端——远远超出读者的知识水平或者远远低于读者的知识水平。
  有些考古读物单纯将“公众考古读物”理解为“简单的读物”“信息量少的读物”等,而完全低估目标受众的接受能力。就像强迫高中生反复进行加减运算一样,不足的信息量,会使读者失去继续读下去的兴趣,甚至产生侮辱智商的反感。
  而远远高于读者知识水平的考古读物,过大、过专业的信息量超过了读者能够暂时搁置、继续阅读的程度,就会使得读者不得不从读物中走出来,转向网络、亲友、老师等以求答案。等再转过头时,读物已被闲置太久,以至于读者失去了原来的兴趣,甚至会因为阅读过于艰难晦涩而中途放弃。
  为了使读物具有适当的信息量,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这也是一本受欢迎的通俗性考古读物应该具有的第二个特点——由信息的单向性输入转变为双向性互动。虽然《盗墓笔记》作为描述“盗墓”犯罪行为的文学作品颇受争议,但其仅在百度贴吧就拥有超过150万的关注度和近70万的讨论量,影响面之广是毋庸置疑的。抛开“合法”“非法”的争论,应当反思《盗墓笔记》为什么会大行其肆?
  显然,作为网络平台的连载书籍,它与读者间良好的互动应该是其成功畅销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网络连载,作者始终能接收到读者群体的反馈信息,读者便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对作者的反向信息输出。而在读者的讨论批评中,作者也能不断完善作品。通过连载的方式,可以通过读者的评价反馈来成功实现信息的双向互动,这为考古读物的写作提供了思路。考古读物亦可利用微博、博客、中文起点网等大众媒体,公布部分书籍来听取读者的意见。
  当然,考古读物的专业性特点,使得它可能无法像小说一样迅速成文,或情节急转直下。对此,不妨尝试将初稿交予少部分目标受众试读、沟通、进而修正完善文稿。
  其实,无论是连载还是试读,问题的关键在于思路的转变,即由作者→读者式的输出型,变为作者→读者→作者式的双向交流型。作为潜在的通俗性考古读物作者,业内的专家学者如果肯放下身段和读者沟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则一定会从他们那里获得极大的启发。
  受欢迎的考古读物应当具有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考古读物的趣味性。如果将考古读物包含的信息比作棉衣材料的话,那么趣味性就是棉衣的款式。如果棉衣款式老套,就可能会让人失去试穿的兴趣。一本受欢迎的考古读物,也应该既有学术操守、知识量,又注重它的趣味性,甚至可以形成某个作者独特的风格。
  毫无疑问,通俗性考古读物作为不甚完善的公众考古学的一种形式,还是一个亟待关注的方向。哪些考古方面适合写成考古读物,具体如何操作才能将考古读物写得有趣,应该如何选取考古读物的试读人群,考古读物的具体形式更适合为书籍、报纸杂志还是新媒体等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讨论,更需要吃螃蟹的人进行实际操作。
(来源:《中国文物报》,作者:申珅)

   ■ 位于西部边陲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古人谓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

   ■ 敦煌研究院始终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总方针,把莫高窟保护放在第一位。

   ■ 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只有执行这样的科学理念,才能确保文化遗产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递下去,以使体现这种价值的状态得到保护。

   ■ 莫高窟自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始终将保护贯穿于旅游开放的全过程。坚持在保护好的前提下合理利用、在利用中做好保护的原则,没有为旅游开放牺牲文物,也没有为保护文物闭门谢客,而是把保护与利用恰如其分地联系起来。

  

   2016年5月17日,我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工作者,能够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言,倍感荣幸。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文物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强调“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回望敦煌研究院数十载风雨历程,一代又一代莫高窟的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工作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以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勇于担当、不懈创新,使千年古老遗产重新焕发出熠熠光彩。

   一、敦煌莫高窟是世界艺术的杰出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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