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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是有警惕心的,小学语文课本里面隐

2019-12-07 18:22

第二,弃武用文,并采取实际措施防止帝国内部发生武力冲突。“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二十四节气里,不仅有敬畏心,还有警惕心。在每个节气里,古人都硬性规定了具体的禁忌条款,如“立春”和“雨水”:祭品不得用母畜,禁止伐木,不得毁鸟巢,不得捕杀幼小的、怀胎的、刚出生的动物,不得捕杀学习飞翔的鸟及小兽,不得掏鸟蛋,不得聚众起事,不得大兴土木,不可以起兵征伐,军事冲突不得由我方挑起。“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思想家们更多侧重于文化,以此来构建自己的理想。这在各种经传中有所体现,他们往往以礼仪道德为准绳,甚至于诸夏国家违背这些准则,也会被“夷狄之”。孔夫子的老家鲁国,因向楚国乞师伐齐,也在《谷梁传》中被斥责为“夷狄而伐中国”;反之,夷狄如果有符合中原文明观念的举动,也会被“进于中国”,如吴公子季札。

“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诸恐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愿 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国传统的中元节。此时盛夏已过,秋凉刚始。古人们相信祖先也会在此时返家探望子孙,故需祭祖。 也要“放河灯”,原意是为了普度孤魂,体现了古人的一种生死观。

毕竟在春秋时代,夷狄与华夏的分布犬牙交错,战争时有发生,政治家们面对的,是其他民族对“诸夏”现实的军事威胁,而生产力落后的“戎狄”,对诸夏的文化渗透则并不急迫。

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且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淮南子·天文训》中,古人精确地把一年作了二十四等分,并加以命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第一次被完整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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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秦国的文化传统远较东方诸国落后,因此,被武力征服的东方诸国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秦帝国随时都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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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当战国历史步入洗牌的最后阶段时,两个最大的强权:秦、楚,都曾被中原各国鄙视为戎、蛮。可以说,正是“荆蛮”故土上生长的那群人,在秦地建起的皇朝,开创了中华大一统国家的初次整合和巩固。这并不令人遗憾,彼时战火硝烟里,他们都早已熔铸于华夏文明;在后世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熔铸又上演过很多次。

首先,向秦王推荐韩非的是李斯;其次,韩非在秦及秦王面前的影响力并没有超过李斯,更没有对李斯的利益构成威胁。再次,李斯一贯主张借用各国谋士之力为秦所用, 故不会平白无故杀害韩非。李、韩之间的冲突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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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李斯确实期望新建的帝国能有一个有利于建设与发展的和平环境。然而,秦帝国的建立毕竟仅靠武力征服,政治的变革远远大于文化传统的变革。

▲ 公元前104年,《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明确加进历法中。

从出土文物判断,到了战国,楚人依旧极富自身的民族特色,他们有着风格独特的楚地文字,包山楚墓甚至发现了北族辫发一般的独特发型。这些仅凭传世的文字记载,是难以想象的,只可惜这些历史的细节多已湮灭。

哪里有什么虚伪而不切实用的仁义,唯一的只是实力政治、强权政治而已。针对李斯的困惑,荀子作了耐心的开导。

原标题:穆涛:二十四节气是有警惕心的 | 悦读

在今天的湖北阳新、黄石等地,出土了商代炼铜遗址,著名的商文化城市盘龙城,也坐落在今天的武汉境内。可以说,没有青铜,就没有商周时代的文明;而上古时代,开采技术颇受自然条件限制的中原政权,又怎么会放过富产青铜的荆楚大地呢?

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李斯的 《谏逐客令》也是他对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

图片及图说资料来自网络。

人教社《小学语文》96版、王学泰《先秦笑话中的地域歧视及其他》、左丘明《春秋左氏传》、《战国策》、韩非《韩非子》、《吕氏春秋》、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朱圣明《华夷之间:秦汉时期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张正明《楚史》等。

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第一次面对幅员辽阔、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社会现实而采取了统一的文化政策。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古人有两个了不起的科学贡献,一是发现并细化了一年之中这个井然有序的生态变化规律。再是以春秋命名国家史书,把天文、地理、人间沧桑事态相互参照起来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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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对一个族群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或以武力可以废除的外在形式,而是这个生命共同体得以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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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们面对同一事物,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想法,思想的专制与独裁决不是一个政权强大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这个政权极端虚弱和自我恐惧的必然流露。

中国人对天地的认识是循序而进的,周代以前,只有春和秋的概念。“以春秋知四时”,西周时期,多个诸侯国的国史以“春秋”为书名,“吾见百国《春秋》”(墨子),东周之后,已经有了冬和夏的记载,但孔子以鲁国史书为基本线索,又兼容120个诸侯国的史料,写出了那部大历史著作,仍以《春秋》为名称。后来这一历史段落,也以“春秋”来命名。战国之后,陆续有了节气时令的记载。二十四节气首次完整阐述是在汉景帝时的《淮南子》一书中,汉武帝时,作为国家历法写入《太初历》。中国古人有两个了不起的科学贡献,一是发现并细化了一年之中这个井然有序的生态变化规律。再是以春秋命名国家史书,把天文、地理、人间沧桑事态相互参照起来看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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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二十四节气是讲变和不变的。一年之中二十四个节点的运行原则是不变的,但每个节点里都饱含着变化。气候这个词的意思,是节气变化的外在体征。医生治病看症候,厨师炒菜看火候,老百姓过日子,要看天地的气候。古人的观察是很具体的,五天为一候,每个节气里有三候。如“立春”三候:初候,“东风解冻”。二候,“蛰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鱼自河底上游,抵近冰层)。“雨水”三候:初候,“鱼上冰,獭祭鱼”(鱼肥而出冰面,獭捉到鱼一条条排起来,如祭祀一样)。二候,“鸿雁来”。三候,“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春分”三候:初候,“玄鸟(燕子)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闪电)”。“立秋”三候:初候,“凉风至”。二候,“白露降”。三候“寒蝉鸣”。“秋分”三候:初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坯户”(冬眠之虫开始在洞口培土)。三候,“水始涸”(雨水减少)。天和地就是这么丰富变化着的,人活着,就要适应这种不变和万变。

参考资料

意见虽为李斯曾经说过,但由此可见李斯“谏逐客”在秦国吸引外来人材方面的积极效应。在人材吸引方面的最大效应莫过于韩非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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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斯之前很久的时候,聪明的统治者即已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人们对政权的非议,只能疏导,而无法堵塞。显然,李斯的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说史上的一个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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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看到,由于李斯个人思想品格的局限性,相信意识的统一不是靠意识本身和社会实践,而是靠武力、靠强硬的手段加以征服。

本文原发于《美文》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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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皇置酒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等称颂秦皇威德说:

是有警惕心的

“楚人无罪,怀璧其罪”。这个成语本是用来讲述和氏璧发现者、楚人卞和的悲惨遭遇,然而却也正适合用来描述楚人早期的历史,只不过,楚人先民“怀”的是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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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里的警惕心,是对人妄为妄行的警惕,戒欺天,戒逆天。谢天谢地这句话,也是有初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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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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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秦亡朝速亡,除了其他复杂的内外在条件之外,而文化政策的重大失误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十四节气的路线图,由立春到大寒,不是一条线,是一个圆,是轮回。设定这个顺序的基础不仅是天象,还有地势和农时。立春这个节气,大地复苏,万物生长。大寒的物候是,“鸡使乳(孵小鸡),征鸟厉疾(鹰隼一类猛禽最具攻击性),水泽腹坚(河流湖泊冻得结结实实)”。中国古人对天文的认识,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是冬至,冬至也称一阳,那一天地气由地心开始上升,“今日交冬至,已报一阳生”,“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小寒与大寒之间是二阳,地气运行四十五天,在立春这天突破地表,因此这一天也称“三阳开泰”。在汉代之前,我们中国有六种历法,其中黄帝历,周历和鲁历,以冬至所在月份(即今天农历十一月)为正月,这就是以天文为基础的。如果按阳历计算,每年的冬至是在12月22日前后,阳历是西方的历法,也是以天文做基础的。从中国的冬至到阳历的元月一日,这中间有八九天差距。中国古人是站在黄河流域,再具体说是渭河流域观测天象的。西方的阳历,是站在他们那里观测的,这之间有地理站位的差距。二十四节气,是以渭河流域为落脚点和出发点,比较着说,长江流域再往南的区域,时令的变化与这个路线图出入也是很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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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帝国文化政策的决策与执行系统中,李斯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穆涛

编后语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原标题:小学语文课本里面隐藏了地域黑?

原标题:马勇|李斯的思想品格与秦文化政策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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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中坚的知识人发现了问题而惧死不敢言,这固然是知识人的失职,但从政府的政策来检讨,则是文化高压政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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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云,飘摇于文章之观,自贤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王,弃素朴,就末技,陛下亡征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 死,故为陛下陈之。虽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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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血缘还是文化标准,在历史的进程中,都被时间缓缓冲破。东周的大争之世,这种交融的过程,恐怕十分痛苦,“诸夏”之间尚且征战无休止,很难想象外族与华夏之间和平交往能成为主流。

在李斯眼里,天下之事没有正义非正义之分,对个人来说,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是能否改变现状,由处卑贱之位上升到高贵之位,由贫困之境变为富裕之家,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就是李斯为人处世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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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秦不久,秦庄襄王子楚卒,太子政继位,年十三,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吕不韦。于是李斯设法求为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获得了入秦之后的第一步成功。

那个时代,楚人惨遭侵凌与歧视,与其说是地域黑,不如算“民族矛盾”,更精准的说法,则是“华夷之辨”。细究起来,“诸夏”与“蛮夷戎狄”的观念,既包含一些血缘上的意义,又包含着文化意义,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解读。

李斯的这一见解对他个人来说也至关重大,它既是李斯一生为人处世的出发点、归宿点。扩而大之,也是李斯政治主张、文化见解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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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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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制定而又几乎无不归因于李斯的个人思想品格。李斯创造了秦帝国,又亲手将它埋葬。因此,李斯的悲惨性结局并不值得人们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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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 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 宁之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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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更侧重于血缘意义。如管仲所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民族主义者常引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出自《左传·成公四年》,恰恰是鲁国公卿季文子用来指斥本期主人公楚人的。激烈的言辞背后,是血腥的冲突。

兹取相关资料,将这次事件排比如下:

至于《史记》中记载楚人拥有“诸夏”血统,源于帝喾颛顼高阳氏后裔祝融之说,一些学者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楚成王时代楚人“华夏化”后的产物,更何况太史公一贯秉持“华夷同源”观点;另一些学者则提出“祝融后裔与楚蛮融合”的说法,毕竟岁月悠悠,难以验证。

这或许正是李斯、韩非之间纠葛的实质性问题。

楚国王霸江汉的辉煌,建立在灭国四十的基础之上,这些国家既包括蛮越种落,也有曾经的贵胄“汉阳诸姬”,崛起的楚人一度成为让诸夏寝食难安的存在。在已经失序的天下,齐桓公可以“存邢救卫”,诸夏小国还可在“大义”庇护下苟延残喘;而对于楚国这样的夷狄,强盛或毁灭或许是仅有的两个选择项。当然,也正因此,关于楚人的成语,除了地域黑,往往还充斥着战争与霸业,诸如“问鼎中原”“南冠楚囚” “城下之盟”等。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拂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

于是 当有人提出立诸侯以卫社稷的时候,“群臣皆以便”,独李斯持异议。他的理由是:

返回秦国之后,李斯将出使情况向秦王作了汇报,并对如何处置韩非作了如下建议,他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同,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但楚国统治者“厚赋敛诸百姓”,“恃其国大,不恤其政”,李斯“度楚王不足事……无可为建功者”,不值得为其效力,于是决定离楚赴秦。他在向荀子辞行时说的一段话,较为真实地表露了他的心迹。

很显然,韩非的建议获得秦王的认可,达到了存韩的目的。但这毕竟仅仅是秦王个人的意见,能否顺利执行当然还要看看李斯这样重要谋士的意见。

从当时社会文化氛围看,统一的期望确实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反映了人们的共同呼声。这一点正如贾谊所分折的那样:

李、韩冲突的高低优劣本文无意讨论,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李斯面对时代的挑战而作出的回应,以及这一回应所导致的利弊得失。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像淳于越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尚属“内部矛盾”,他们的存在对帝国统治应该是利大于弊。因此,秦始皇并没有怎样责备淳于越,只是将淳于越的意见“批转”给了丞相李斯。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他说:“今贱臣之进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

他说:“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韩非和盘托出的这两套方案,分析透辟,情恳意切,灭韩与存韩的利弊得失对秦王来说一目了然,无需多想。

李斯追随荀子从学的时间巳不可确考,但到了公元前247年时,李斯自以为学已有成, 乃有辞师远游的倾向。

按照李斯的本意,帝国的建设与发展必须蠃得一个和平的内外部环境,为此,李斯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措施。第一,确立新的至上权威、树立社会信心。

周青臣的话作为“颂辞”,虽有那么一点夸大之嫌,但大体说来也并没有多少不妥,且讨得秦始皇的欢心。然而,博士齐人淳于越则不这样认为,他接过周青臣的话说:

一方面,他们凭借自己早年的刻苦努力获得真才实学,而后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加上某种外在的偶然机遇而步入高层,因此从本质上说,他们瞧不起那些不学无术的贵族官僚;

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知识人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使知识人所惯有的怨气、不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这样或许较文化专制主义更能有效地维护帝国的统一、稳固,进而和谐。

鉴于此,本文拟从研究李斯的思想品格入手,以期揭示李斯的文化主张与秦帝国文化政策得失之间的内在关联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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