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首页官网

热门关键词: 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
您的位置:必威app体育下载 > 必威app体育下载 > 边疆时空,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

边疆时空,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

2019-11-03 09:11

原标题:【边疆时空】陈彩云 | 元代私盐整治与帝国漕粮海运体制的终结

原标题:学术 | 黄宽重: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会演变

原标题:徐州相王时的齐威王, 是如何用好齐国人才的?

图片 1

【内容提要】宋代建立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出任地方亲民官,并设置巡检、土兵、县尉、弓手等基层武力,将有财力的百姓纳入吏职,使县成为宋廷深入基层社会的基点。徽宗时期,宋廷无力维护地方治安,使地方菁英、豪右与胥吏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南宋时由于长期和战等因素,使县政推动更需倚赖地方势力的协助。地方豪强与菁英一地方官员—基层武力与胥吏三股势力,形成南宋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三个支柱,共同合作互相依存。宋代士人的角色更为重要,是南宋时代基层社会的主要力量。

图片 2

陈彩云

图片 3

徐州相王

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蒙古-元朝史,特别是从事元代至当代中国海疆与东亚海洋文明研究。

一 前言

齐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不管是姜齐国的君主,还是田齐国的君主,都不拘一格对待人才,比如晏婴就是个身高不足五尺的名臣,晏婴在出使楚国的时候还曾经受到楚国的羞辱,这丝毫不影响齐国国君对这些臣子的重用。齐威王时代的齐国,因齐威王善于纳谏,又极大的用好了稷下学宫,人才汇集齐国都城,服务齐国政治,比如说受过刑法且相貌丑陋的淳于髡,还有平民出身的邹忌,甚至就连残疾人孙膑,都被齐威王委以重任,并在齐国建功立业。

摘要:元代继承南宋以来的沿海盐场,藉由食盐专卖制度,使盐课收入成为帝国财政的重要来源。其盐业政策与东南滨海民众生计存在尖锐矛盾,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在盐课收入与民生困境之间,官方加强对犯法者的缉捕,鼓励民间互相告赏,司法腐败导致冤狱四起,终激起民变,方国珍起事海隅就是典型案例。私盐武装具有强大的海上行动力和充沛的财力支持,梗塞海道阻断漕粮海运,而元朝因根深蒂固的族群藩篱,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海上防卫体系,与私盐武装海上交锋屡屡失败,使得大都政权主导的漕粮海运体制受制于海寇,并走向终结。

唐宋变革或转型的研究是中国唐宋断代史之外,具有历史意义而且较宏观的重要课题。此一议题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长期成为国际汉学界探索中国历史的主要范畴之一,不仅有助于掌握朝代与朝代间的衔接转变,以及长时期历史的延续与变化,更是探讨中国历史变迁乃至近代化的热门主题。学界对此一议题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人口、商业、土地、政治、社会流动、地域家族、妇女等方面,成果丰硕。

齐威王即位的时候,韩赵魏就乘机攻打齐国,大军直打到齐国的灵丘地区。齐威王这个时候便深刻明白朝政衰微或人才凋零给国家带来的祸害,这个时期最强大的正是用好人才的魏国,以人才强国的理念为众多诸侯强国所接纳。这种思想在当时还是非常新潮的,因为这种思想伴随而生的就是所谓变法图强,就是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很多规则,那就要伤害到很多旧贵族的利益。

关键词:私盐整治 漕粮海运 东南沿海 族群政策

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的讨论,提出了多种说法,各有创见。在变革分期的研究上,学者都认为唐宋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但对唐宋的哪一个时段是历史转型或定型期,仍有不同意见;以往多强调唐宋之际是历史变革期,刘子健教授则提出南宋是转型期的说法。(注: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第79—85页。近来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在刘子健教授的论点上进一步加以梳分、论述或补充。)在议题的研究上,日本学界对社会、经济领域,及其时空所造成的差异有比较深入的讨论。欧美学者则从科举社会流动及思想史的取径入手,重视北宋、南宋菁英分子的差异。这些研究成果,都能超越朝代的断限,作长期观察,对历史变迁的因素也提出看法,自有其贡献。中国大陆与台湾学界则在近年来才提出较集中的讨论议题,成果尚待观察。

图片 4

元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选择海路将江南漕粮运往元帝国的大都城,供应军事帝国的财政开支,维持草原内陆的向心力,其兴废过程亦反映出元明之际海洋经略的深刻变迁。元末漕粮海运的终结同活跃于东南沿海的私盐贩徒紧密相关,朱元璋讨伐张士诚檄文称其“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兴兵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值得深思的是,漕粮海运的终结绝不仅仅反映出元廷应对张士诚、方国珍等私盐贩徒违法犯罪的处理失误上,更是元帝国处理海洋事务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整体失序。张、方等沿海私盐贩徒在元帝国严厉整治私盐的高压下,掠劫海滨为寇,何以直击漕粮海运并能洞悉其软肋?私盐武装何以能冲击、瓦解东南海上军事防护体系?从侵扰“海岛”到割据“东南”,张、方等人其后更是以漕粮海运为筹码要挟元廷,对爵禄、官位、地盘予取予求,使得漕粮海运体制终至瓦解。

不过,目前的研究成果仍有若干不足之处。一是讨论的问题仍过于集中,以某些专题、资料、地域作为观察变化的基点或立论的基础,提出某一个时段是历史现象的转变或定型期,并解释变革的原因。二是讨论侧重阐述变革、转型或消长的一面,忽视延续性及各种关系变化的过程,似有抽刀断水之嫌,致使讨论议题形式化。三是强调唐宋之间的变化,反而淡化唐与宋朝代内的转变因素;其实,有些议题在朝代之间与朝代之内都可能有所变化,因此,若能同时观察唐宋历史本身的变化,也有助于厘清历史长期的发展与演变。

徐州相王

图片 5

宋代社会是以往宋史研究中较弱的领域。近年来在学界的努力下,对妇女、家族、宗教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开展新的议题与视野,而且成果显著。从最近几篇相关研究回顾的论文,可以反映学界努力开拓宋代社会相关领域研究的新方向,(注:参见吴雅婷:《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2002年,第65—93页;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汉学研究通讯》2003年第3期,第15—26页;李华瑞:《宋代妇女地位与宋代社会研究》,邓小南主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905—916页;王锦萍:《20世纪60年代以来宋代民间信仰研究述评》(待刊)及郭恩秀:《八十年代宋代宗族史中文论著研究回顾》(待刊)。)其中基层社会更是社会史研究的新焦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多属个案的探讨,而且偏重于乡村制度与区划,以及个人与家族在社会中的角色,尚有许多广泛的基层社会的议题,有待进一步开展、充实和完备。

齐威王是田齐国的第四任国君,自田和正式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也就数十年的时间,遍布整个齐国的朝臣之中,大多都是田氏宗亲,随着齐国国力的发展和开疆拓土的需求,田氏宗亲们大多也希望通过变革来获取更多的利益。因此当齐威王大力建设稷下学宫,推行人才强国战略的时候,田氏宗亲们大范围上应是支持的。齐威王的施政动作还是非常大的,除了发展生产,齐威王还在大力的操练兵马。

张士诚像

本文以县作为基层社会的讨论范围。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地方社会的研究取向各有侧重点,其中“乡村共同体”或“地域社会”的概念,是日本学界的重要视角,但这样的研究视角似乎过于侧重“社会的”及“空间的”,反而忽视国家权力及政局变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而“地方”一词又有与中央对立之意。个人先前研究地方军与地方武力时,也发现这些武力多超越县,而属于路或府的层级,因此在本文中以“基层社会”作为整合结构与空间、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场域。(注:关于共同体的研究,谷川道雄教授是先驱,而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明清社会史研究者提出“地域社会”的视野则影响深远,相关论著颇为丰富,可参见檀上宽:《明清乡绅论》,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53—481页;岸本美绪:《明清地域社会论的反思》,何淑宜译,《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0期,第164—176页;《“秩序问题”与明清江南社会》,《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32期,第50—58页;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72—83页等。)基层社会指涉的内涵多因人口、活动空间和数据记载的详略而有所不同,如以今天而言,基层社会可以指涉村里,明清的基层社会则可以是乡镇。宋代基层社会的范围目前仍在讨论阶段,研究取向也不一致。(注:吴雅婷在她的文章中,对基层社会一词是采取以人为中心向外推衍的较为宽泛的认定。见氏著:《回顾1980年以来宋代的基层社会研究——中文论著的讨论》,《中国史学》第12卷。)明朝以前,中国乡镇志一类的地方资料不多,除了个别地区,很难作为观察基层社会的对象,而县是中国历代行政组织中设官任职、执行政策、维护治安、司法裁判和财税征收的基本单位,县衙所在的地区是官府行使公权力和统治力的基点,也是民众和官府交涉、交流的场所,中央政治力与地方社会力接触的界面。一般而言,被认为是中央集权的宋代,任职于县的官员大概只有知县、县丞、主簿、县尉,顶多再加上监商税务一人,其他事务性的工作,则由胥吏担任。(注:福州辖下各县大约有一百至二百名胥吏,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7年,第594页。)县衙的官员不多,却是执行公权力,象征王权统治力的中心。乡里固然能真实体现基层社会的活动面貌,但在宋代是虚化的行政区划,而且受到资料的限制,只能看到极少的个案或特殊时期的样貌,并不具有普遍性。反之,从县这一层级,尤其是县衙所在的县城,较能体现政治运作、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经济、文化活动,也是资料上能较全面反映社会现象的部分。因此,本研究以县作为观察宋代基层社会的基点,应当较为明确且争议较小。

同时之间,韩赵魏三家对中原的攻战日趋激烈,齐威王三年的时候,赵国攻打卫国,夺取了两座城池,对此最强的魏国当然不会袖手旁观,直接出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放眼中原,也就齐国和楚国的军力还能与魏国对抗,便是派遣使臣前往齐国,请求齐威王出兵相助。这场战役在齐国朝堂引发争议,邹忌反对救援,而段干朋和孙膑等则建议兵分两路围魏救赵,一路齐军率领宋卫联军进攻魏国襄陵,一路则由田忌和孙膑率领援助赵国,与孙膑的老同学庞涓对阵。

无论是漕粮海运,还是盐政均是元史研究的重点、热点问题,成果丰硕,名家迭出。陈高华指出,元代沉重的盐课使得元政府与广大灶户及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大量从事私盐贩卖的盐徒参加了日后的农民起义。高树林对元代盐户的数量及生存状况作了宏观叙述。张国旺对元代盐政进行过系统考察,探讨元代私盐贩卖群体的来源及特征,同时也对元代政府限制私盐的对策展开分析。陈波详察元代海运船户从事私盐贩卖的原因,并指出亡入海岛的船户成为方国珍集团的重要社会基础。尽管漕粮海运和盐政在人事任职交流、经费、海防等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然或许毕竟分属不同部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往往被元史学者所忽视。本文试图说明,在帝国严厉整治私盐的背景下,元末“以贩盐浮海为业”的方国珍等势力何以在东南沿海地区崛起?又为何能够截断江南至大都的漕粮海运,从而留下“帝国亡于海”的历史记忆。探究私盐整治与漕粮海运之间的关联,将有助于揭示元代盐政与海寇、海防问题的内在联系。

地方武力与士人家族是笔者多年来研究的两个专题。这两个专题,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讨论政治与社会议题,看似各自独立、缺乏关联,其实二者既有很强的地缘性,彼此的关系也很密切。从地方武力的发展,固然可看到与中央的互动及对政局的影响,士人家族的发展目标也是入朝为官,不过他们均立基于地方,在基层活动更为频繁,关系更为深厚。通过这两个群体,由基层社会出发,从人群、组织与权力的角度,观察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当能发掘到更富有历史意义的议题。鉴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多,因此,本文试图从个人已有观点出发,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以县作为基点,考察从北宋到南宋基层社会的演变;而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互动为视角,通过政治的实际操作,观察地方官府与民间的组织与运作。在实际运作中,则注意人的角色、关系及其影响,也就是从政治力与社会力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基层社会的环境是变动的,本文虽然希望从较宏观的视角,去掌握基层社会在不同时期的角色与转变,作为未来进一步探讨唐宋基层社会的基础,但并不是要将基层社会视为一个无差异的整体。同时,基层社会涉及乡里组织、宗教社群活动、礼俗生活等许多层面,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先从两个侧面,分别由结构的角度观察基层武力与胥吏的发展与变化,以及从空间的角度对以士人为中心的地方势力兴起的转变,提出较概括性的观察与讨论,作为将来开展专题研究的基本论点;希望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世基层社会繁衍、发展的样貌。

庞涓在此战中犯骄兵必败之病,以为老同学孙膑已是残疾,无法与自己对抗,大兵推进至齐军埋伏圈中,被孙膑活捉,魏军也至惨败。这场战役也是庞涓带领的魏武卒自成立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失败,更是动摇了“魏武卒不可战胜”的言论。魏国紧张之余连忙与韩国联盟,调用魏韩大军进逼襄陵,击败齐宋卫的联军。

图片 6

讨论宋代基层社会的问题,理当涵盖整个中国。但在南宋时代,整个淮河以北地区已非赵宋政权的统辖区,而且史料明显不足,不易进行比较与讨论。因此本文讨论南宋时,限于淮河以南地区,江浙一带更是研究、观察的重点。

图片 7

张国旺著《元代榷盐与社会》

二 基层武力与胥吏的发展及转变

徐州相王

盐务苛政与东南沿海的民生灾难

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唐末五代政局转变频繁、社会变动不居,是旧秩序解体、新制度待建立的时期,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与角色,到宋代才逐渐确定。不过,这种转变,并不像政治上改朝换代一样,变化迅速而且明显,而是需要一个酝酿与改变的过程,显示在政治环境改变之后,仍需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来重新调整和建构社会组织,塑造社会秩序。

此后数年之间,魏国显然认识到齐国的威胁,尤其是魏国要称霸中原,东方的这个传统强国齐国还是不能忽视的对手,便开始积极的与韩赵修复外交关系,并逐渐形成战略同盟关系,以三晋之合力逼得中原诸国亲附三晋,比如鲁国、卫国,在齐威王六年和七年的时候就分别派兵攻打齐国,并攻占齐国城池,甚至逼得齐威王在边境修筑长城,以防外部侵略。到齐威王十六年的时候,三晋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破裂,魏国攻打韩国,韩国受制于魏国之淫威,便只能寻求齐国的援助。这就引发了史书中更为有名的马陵之战。

元军占据东南沿海诸地后,继承南宋的海滨盐场,藉由食盐专卖制度,使盐课成为元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国朝定煮海之赋,倍于前代,邦用是资”。不过东南地区海岸线绵长,盐场大多分布于人迹罕至的海滨滩涂和偏远岛屿之上,官盐之外的私盐生产与贩卖早在南宋就已然成为东南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与历代王朝一样,为确保盐课有效征收,维护帝国财政安全,元政府对于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均有严格的管制措施,采取多种手段整治东南沿海猖獗的私盐贩卖。更值得注意的是,元初东南沿海反元势力多以贩卖私盐为业,就受到元朝强力军事打击。沙全曾任华亭县达鲁花赤,附近“盐徒聚众数万掠华亭”,沙全“击破之”,将六千人籍为灶户,安置于两淮盐场屯田。至元二十三年(1286),江淮行省左丞相忙兀台镇守江浙,指出“以贩鬻私盐者皆海岛民”,请求募为出征日本的水手。元初军事力量的强大使私盐贩卖尚处于可控状况。

唐宋的基层社会中,基层武力和胥吏的发展与转变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宋朝建立以后,县是国家直接实行权力的基点,不仅县一级的亲民官多由士人出身的朝廷命官担任,更借着武装力量改变的方式,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力,而且透过征差一定资产以上的民户,在各官府专职供役的方式,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巡检、士兵与县尉、弓手,是两种职权与角色相似的基层武力,(注:曾我部静雄:《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宋代政经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49年(1974),第248页。)它们与由职役与衙吏构成的胥吏,正是彰显赵宋王朝中央深入基层的重要力量,也是观察唐宋的基层社会与政治运作变化的线索。在宋代,这两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武力以及胥吏,却随着时代的推移,有着不同的演变历程,最后反而提供了社会力发展的空间,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

在这场战争中,鬼谷子的两个徒弟,孙膑和庞涓再次相遇,不幸的是庞涓再次失败,并丧身于马陵,魏武卒在此战之后也便销声匿迹。当年马陵之战还未开战的时候,齐威王就亲自到秦国,与秦国人结盟,这本身就是希望以秦国力量来牵制魏国,此后马陵之战役中,齐国攻破魏国城池而后,秦孝公也派商鞅再次攻打魏国河东之地。这一东一西,终于将战国初期雄霸中原的魏国防御墙给击破,更是为齐威王此后与魏惠王在徐州会盟,并相互承认王号奠定了根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随着元中后期财政开支增加,对于盐课需求逐年递增,官盐价格提升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民众或无奈被迫淡食,或冒险购买私盐,私盐问题逐步凸显成为东南社会矛盾的焦点。曾任嘉兴路儒学教授的叶知本上疏于官府,梳理元统治以来当地盐价逐步提升的过程。他指出大德年间增加十万引,价增十五贯,至大四年(1311)又增盐价十贯,后增二十五贯至一百贯一引,折合就是官价二百五十文一斤,较之唐宋,多至四倍。又经过盐场批发,盐商盘剥价格至五百文一斤,盐商批发至店铺利润又有三分利,民众购买的盐价至八百文一斤。延祐二年(1315)盐价又增至每引一锭,也就是五百贯。盐不同于一般商品,作为事关生存的民生必需品,飙涨的盐价使得老百姓生活极为艰难,“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官盐价格高企使得私盐贩卖利润丰富,屡禁不止。苏天爵认为两淮地区的私盐问题主要就是盐课太重。他指出,至元初年(1264),一引是中统钞九贯,至元二十六年(1289)增至五十贯,元贞元年(1295)为六十五贯,至大以来到一百五十贯,税增则盐价愈贵,“甚至杂以沙土,恶不可食,嗜利犯法者众”。元末平阳人史伯璇提到“盐为五味之一,民食所不可缺,理宜赍价赴买,何至椿配而犹有不肯占认耶?不过以官盐价贵,私盐价贱而已”。高昂的官盐价格造成严重的民生灾难,元末天台人丁复提到浙东沿海的盐政时说“况从官卖盐,十室九空匮”。吴兴人沈梦麟也发出了“增科苟不息,祸乱恐未已”的感叹。

(一)巡检与士兵

责任编辑:

图片 8

巡检作为官称,大体始于唐代中叶,主要是置于盐池产地、交通要道和军队等地方;唐朝也曾出现巡检使一词。(注:学界以往认为巡检是五代时期才出现差遣的职务,见黄清连:《圆仁与唐代巡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4分,第899—924页。 但近年的研究则显示唐代中叶起已有巡检使一词,见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到五代,巡检是一种使职、差遣,而不是职官,位低职重,其设置不论在地域或结构的层次上,都大大突破唐时规模,职能也比唐代扩大。巡检职能的改变,体现了唐末五代中央与地方权力角逐的现象;当藩镇分割了中央部分用人权的同时,中央政府则透过差遣的办法,又将一部分用人权力收归中央。(注:刘琴丽:《五代巡检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34—41页。)

元朝第二位皇帝元成宗像,“大德”是其年号

宋代巡检与其所属的士兵是中央集权的重要表征之一,其设置更为普遍与复杂。经过宋太祖、太宗二朝的征战、招纳,藩镇割据局面消除,中央威权逐步加强,五代时期巡检使担负监督地方军镇势力的职能逐渐消失;反之,募兵御边与维护境内治安,成为巡检新的职责。宋初为防御辽、夏进犯,以及避免五代藩镇之势重现,朝廷任命一批熟识边防事务的将领,充任巡检,率兵守边,这些人“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子,北京:中华书局,第974页。)既能发挥御边的作用,又有利于集权中央。此外,为了加强维护宋境内的社会秩序,镇压反叛,宋廷则于远离城邑的多盗之区,设巡检、置寨兵,以强化治安缺口,稳固政权。到了宋与辽、夏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担任戍边重责的巡检,不仅数量减少、辖区缩小,地位也有降低的趋势。尤其自神宗以后,西北地区的巡检,不论辖区或地位都有明显的缩小与下降。反之,由于境内经济活动蓬勃,而宋廷为了增加财政税收,实施茶、盐专卖制度,导致境内外的茶、盐走私活动频繁,甚至武装护卫,不仅威胁地方治安,更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如虔、汀两地的走私者,活动区域辽阔,“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嘉you@②七年二月辛巳条,第4739页。)这种现象自仁宗以来即已出现,并引起朝廷重视。宋廷为镇压私贩武力,开始在县中增设巡检,并提升其地位。(注: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仁宗在诏书中即说:“国家设巡检、县尉,所以佐郡邑,制奸盗也。”(注:《宋会要.职官》57之36,庆历三年五月。)此后,巡检与县尉共同成为宋朝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重要武力。

首受高额盐课之害的就是承担官盐生产劳役的灶户。灶户制盐属政府强制劳役,而盐场所在的沿海滩涂则是贫瘠的盐碱地,基本不产粮食,灶户只能以官府发给的工本钱为生产成本和生活依靠,而工本钱经常被盐场官吏所侵吞、克扣。在两浙盐区,黄溍担任过宁海县丞管理过当地盐务,他称:“朝廷给降工本钱,遭贪官污吏掊克之余,人户所获无几。”杨维桢担任过绍兴钱清盐场司令,目睹过当地恶吏的行径。他说:“余尝官于海滨矣,见岁之分漕……官给工楮,大亭与亭吏必撙捐过其半。”恶吏将本应属于灶户的工本钱被克扣大半,一些正直官员需要亲自至盐场监督的工本钱发放。元末廉吏贡师泰担任两浙盐运使时深知“亭民岁给工直,恒半入奸吏槖”的实际情况,派遣能干的官吏朱元宾亲自到各个盐场监督发放工本钱,贫苦的灶户见到本应属于他们的工本钱感叹说:“我等煎盐老矣,今日乃尽得官本,虽劳无怨也。”从老灶户的感叹也可以想见,拿到足额的工本钱实属难得一遇的幸事。

巡检在维护地方治安的任务上所负的责任,更为繁重。基本上,县尉负责县城及草市的治安,属于民防性质;巡检则负责维持乡村治安,对付大股寇盗,“不得与闻州县事”,(注:《九朝编年备要》卷1,乾德三年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0页。)驻所也偏设于地形险要之处,军防性质较强。巡检的任用资格虽多,但仍以武职官员为主,任期稍长,其中武学生及武举出身的人是出任巡检的重要资历。(注:方震华:《文武纠结的困境——宋代的武举与武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3期,2004年6月,第1—39页。)而县尉一般是由文官担任,偶有兼差武臣的情形。

图片 9

巡检统属的成员性质上属于军人,早期包括禁军、厢军、乡兵和士兵,后来则以招募当地的士兵为主。巡检早期的职责是监督境内的地方军及边境防御外患,军事性质很强,因此,以统辖正规军的禁军为主力是势所必然的;但随着境内治安任务的加重,禁军的适任性也面临考验。禁军由于多是外地人,实行轮戍制,对驻扎地区内的山川地理、人情风俗均不娴熟,对付地区性的变乱不容易发挥弭乱之效,有时反而成为地方肇祸之源。因此,轮调式的禁军能否胜任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任务,颇引起争议。苏辙就曾说:“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注:苏辙:《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62页。)显示部分朝臣对外来的军队能否有效维护本地治安,有许多疑虑。为了改善此一现象,元丰年间,宋廷曾令以土军替代,但到了元you@②二年(1087),又有朝臣指出,土兵多亲戚乡里之人,容易互相遮庇,建议以其半复差禁军。但随后朝臣亦认为“禁军所至,往往一心惟望替期,又不谙习彼处道理”,建议仍依元丰法,一律招士兵代之。从徽宗之后一直至南宋,除极少数例外,宋廷均以招募本地人为士兵,维护地方治安。(注:参见苗书梅:《宋代巡检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41—54页。)如南宋初,虔州土豪陈敏因组织家丁讨捕走私、保卫乡土有功,被任命为巡检。后来,在福建地区成立的地方军——左翼军,就是以他的家丁及当地的土兵为基础。(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5页;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地方武力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第60—61页;参见佐竹靖彦:《宋代福建地区的土豪型物资流通和庶民型物资流通》,《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0—235页。)从上述巡检职能及所辖成员的变化,显示北宋末年起,宋廷的政策已由以戍边御敌及贯彻中央统治力(禁军)为重,转为以维护境内地方治安(土兵)为重。

杨维桢像

(二)县尉与弓手

海滨盐场灶户为完成不断加重的盐课生产任务,不得不夜以继日,从事高强度的盐业生产,就役状态艰辛。余姚的石堰场元末盐课增至九千引。“民又多匮乏愁苦,其耋稚无寒暑宵昼,悉诣灶所,煮斥卤直,薪火终岁劬役,食衣恒弗周至,病也”。海盐生产受制于变化无常的自然因素,如海水盐度、风力大小、太阳光照时长、周边滩涂上烧煮薪草是否足够,而不利的自然条件就会严重阻碍盐的产量,造成盐课不能及时完纳。如松江盐课就达到十万引,至元二年(1336年)三月当地灶户上告盐司,“连岁亢阳淫霖,沴菑相乘”,请求宽限纳盐时日。

县尉及其所领的弓手是另一支宋廷维护基层治安,象征中央集权的武装力量。弓手一词自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置县尉诏》中首次出现, 成为宋代具有民政意义的基层武力,它也是宋太祖建政后强化中央权威的措施之一。赵匡胤在推行杯酒释兵权等一连串收兵权的做法之后,接受赵普的建议,复置县尉,由朝廷直接任命,以其领导弓手,来逐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宋廷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原来属于私人武力的镇将之权责,并将镇将原来统辖的武装力量弓手,纳入朝廷行政体系之中,归中央掌握。县尉的复置和弓手隶属的改变,与其他军政措施同时推动、环环相扣,都是宋廷强化中央权威的重要措施。

盐业生产虽受制于无常的天气,而元廷对盐课的苛求却不可变通,盐场官员追纳盐课急如星火,冷酷残忍。“课额岁以增,纷纷谁与守,煎户日困穷,吏职又习狃,追征急星火,犴狱常纷纠。”有些灶户为躲避盐课被迫逃离盐场成为反抗苛政的流民。下层灶户因无权无势处境更加悲惨,不少人破产败业,甚至走投无路,被迫自尽。元末绍兴人王冕曾夜宿上虞曹娥庙,目睹当地灶户被官府催缴盐课,不堪忍受从而自尽,“前夜总催骂,昨日场胥督,今朝分运来,鞭笞更残毒。灶不无尺草,瓮中无粒粟,旦夕不可度,久世亦何福。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心酸的文字背后是沿海灶户的血与泪。

弓手是百姓职役负担中拥有武器装备,代表朝廷执行公权力的武装力量。宋廷将弓手改隶县尉之后,依各县户口的多少,编列固定员额,来处理地方治安事务,控制基层社会。宋廷在《置县尉诏》中,说明每县添差弓手的人数,视各县户口数多寡而定,从五十人至十人不等,但实际情况却视地区、户口及境内治安状况而异。例如乾德六年(968)和大中祥符七年(1014)规定弓手的人数, 即较建隆三年有明显的增加。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为强化境内治安,各县均再增弓手,大县达百余人,小县亦有六十人左右。(注: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页;日野开三郎:《五代镇将考》,收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论著选译》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2—104页;陈振:《宋史研究中官制引起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185—187页。)南宋时期江淮防卫重镇的江阴,设有两名县尉及弓手二百人,人员编制远远超过初创时的数量。(注:袁燮:《絮斋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页下。)担任弓手之人是当地百姓,依资产、户口多寡作为职役的标准。应役的弓手属五等户之中的第三等,与一般的力役有别。神宗行免役法后,曾支付弓手雇钱,但县府常无法支给,为了生计,迫使弓手做出诸多违法事务。(注: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3月,第76、100—101页。)

图片 10

弓手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随着宋境内治安及宋与辽、夏、金和战形势的转变,在役期、员额编制、器械配备与职务负担上有许多变化,也在维护地方治安与抗敌平乱上贡献力量。如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进犯淮南东路的招信军时,县尉率弓手百人英勇抗金,让高宗君臣得以从容渡江,在江南建立政权。(注: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0页。)淳熙年间,负责敉平茶商赖文政之乱的辛弃疾,就在江西、湖南等地组织训练当地的乡兵、弓手,对付茶商,发挥因地制宜的战力,最后敉平乱事。(注:参见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地方武力的探讨》,第120—121页。)而蕲州的弓手和茶商武力也在嘉定十四年(1221)二月金兵攻城时,共同担负抗敌守城的任务。(注:赵与@①:《辛巳泣蕲录》,笔记小说大观第17编,台北:新兴书局,第9页下—42页下。)

王冕《南枝春早图》

从中央政府统治权力的发展看来,唐末到两宋,中央对基层社会的掌控有相当明显的变化。宋朝的巡检、县尉及其所属土兵、弓手,是构成宋代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的基础,也是中央权威深入基层,削弱原有地方势力的重要举措。巡检、县尉是此一政治结构的主干,土兵与弓手则是基层实际执行者。这是宋太祖在建国后,为落实强干弱枝政策,加强中央的统治力,将巡检、县尉纳入县一级的军政体系,作为朝廷控制地方重要武力的结果。此一举措,和任命通判及监当官等的做法,以及逐渐建立的官员任期、轮调制度一样,均具有强化中央权威的政治作用,而这些作为与其他政策的逐步落实,也体现了宋朝是一个强化皇权的王朝。这种中央集权的现象,在政治运作制度化以及精干亲民官任职的时期,特别明显;在这个时候,弓手、土兵等基层武力,既是地方州县长官执行公权力的工具,也是中央统治力深入基层的象征。

正因为盐政腐败,导致灶户生活无着,被迫出卖私盐贴补家用。平阳人史伯璿说:“今之私盐出于小民之镬煮者甚少,其担数以百千计者,未有不出于亭灶之所煮煎者也。”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江北淮东肃政廉访司淮安等地分司副使姚太中奏报淮东路四起贩盐案,其中两起就涉及到灶户,至正八年五月包和尚等招供用钞十一两五钱买到灶户蒋海驴私盐一百八十斤,又至正八年七月李保招供从钞十两从五祐场将六三处购得私盐百余斤。

然而从徽宗时起,地方势力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徽宗中期以后,宋朝内外多事,朝廷无力顾及地方事务;地方治安的维护不仅由地方人士担任,连维持这批武力的费用也由地方官府提供,(注:彭龟年:《止堂集》卷11《上漕司论州县应副军粮支除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页;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第82页。)让地方势力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逐渐扩大。其后宋金爆发战争,方腊又掀起事变,内外交迫,朝廷无力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这些弓手、土兵等基层武力与自发性的民间自卫武力,参与勤王与维护乡里安全的任务;他们甚至取代部分正规军的角色,填补了政府统治力的空白,使社会力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注:黄宽重:《地方武力与国家认同:以两宋之际洛阳地区的地方势力为例》,《十一十三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7月24—29日),第95—106页。)靖康之乱以后,大江南北由民间凝聚形成各种抗御女真的武装力量,以及绍兴以后,宋廷在岭南、湖南、淮南地区所组织建立的各种地方军与地方武力,如广东摧锋军、福建左翼军、湖南飞虎军、茶商军、两淮山水寨等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区基层武力与民间自卫武力参与的痕迹。(注:参见黄宽重:《南宋地方武力》。)

自元中期开始,更具民生灾难后果的“计口食盐法”就在东南地区推行,其意就是按照各州县人口数量强行摊派盐课,无论户口减损与否,只依原额椿配,老百姓苦不堪言,只好逃亡,造成恶性循环。如果说前言盐法之弊主要影响灶户的生存,广大民众受影响相对较小,社会局面尚处可控,“计口食盐法”就是使得东南民众无论贫富,都将直接面对盐法恶政,社会后果极其严重,“始则亭户患其耗而不登,次则商旅患其滞而不通,及均敷科买之法行,而编民之家无贫富,莫不受其患,况夫得吏肆其奸,则民之不堪益甚矣”。“食盐法”强行实行,不法胥吏上下其手,导致“民不聊生”。湖州吴兴人赵孟頫指出“计口食盐法”是“东南民力竭”的根源。他有诗送友人至杭州赴任时说:“贪欲肆偏颇,利多归私室,民始受盐祸,尔来又计口。强致及包裹,榷酤穷滴沥。”在温州平阳,史伯璇指出:“数载以前椿配,抑勒使民占认,乡都之民至有卖田鬻妻子以充盐价者,又不及数,则笞箠逮曳,不胜惨酷,有力者则散而之四方,无力者自经于沟渎。”在绍兴诸暨,延祐中实行“食盐法”以来,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增男女户口数,“岁积赢又悉责寡民庾之,民不胜病死徙者众矣”。元末,激起民众极大愤恨的“食盐法”曾一度取消,元至正三年(1343)下令“罢民间食盐法”,至正四年,又下令“不许抑配食盐”。然后很快旧态复萌,椿配法又重新实行。史伯璇说:“自至正四年宽恤之诏下,然后官民得其便,今又有配抑之渐矣,若不改弦易辙,政恐将来之弊,又有甚于曩日,而民仍大不堪矣。”

总之,宋廷是藉由基层武力深入地方,伸展王朝的政治力;但随着内外局势的演变,在实际执行上,反而使地方势力的角色与分量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在两宋之际,内乱外患频仍,基层武力和自发性的民间自卫团体护卫乡里安全,在基层社会发挥实质影响力;以致南宋朝廷在重建政权后,弹性地调整强干弱枝政策,甚至藉此力量建立地方军。可见宋廷本欲利用基层武力,将统治力量深入基层社会,却由于政局的发展与时空环境的转变,让地方社会的力量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图片 11

(三)亲民官与胥吏

赵孟頫自画像

由职役的民户及胥吏承担县级事务,是宋朝推动中央集权所形成的一项特色。先秦出现的乡里行政建置,到隋唐随着乡官制的破坏,乡里逐渐虚级化,到宋朝正式确立。刑名钱谷成为县政要事,县衙统揽基层事务,面对民众,承担繁杂的业务。一方面,宋廷为强化中央权威,应对社会现况的变化,不断修订颁布各项法条、规章、命令等文件,颁布到基层,作为执行规范,发布的文件中甚至包括行政程序,要求各级政府恪遵规程,照章办事。官员在处理政务时,不仅自主权受到限制,而且面对大量档案文书,难以切实掌握。另一方面,由于宋朝内外多事岁用浩繁,为了扩大财源,不断增加各项赋税名目与税则,加强稽征并摊派夫役与职役,加上土地租佃、交易、继承等财产转移的活动蓬勃,其中关于程序、公证及法律诉讼等,均涉及人民权益与官民关系。这些复杂多变的事务都须透过县衙转呈、运作、执行,难怪宋人就认为“当今作吏之难,莫若近民之官,于民尤近者,作县是也。”(注:《宋会要.职官》48之49。)

与历代王朝一样,元朝同样背负着末代的罪恶,统治阶层内部充斥着权臣秉政、派系斗争、官员腐败,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底层民众衣食无着,不少人迫于生计,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为应对各地纷扰的局势,元廷加强军事镇压的力度,然财政开支激增导致对盐课收入的需求更为急迫,已达百般苛索的地步。顺帝即位之初,为稳定朝政,不顾财政危机大肆赏赐宗室以收人心,其费则从盐课中搜括。“时今天子新即位,大会宗亲,赐予蕃渥,白金不足,分命盐漕代偿”。时任两浙盐运使王贤不仅将前任所欠的盐课十万引补齐,同时还设法凑齐了赏赐之费。用盐课补足财政缺口成为朝政上的应急之方,任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胡彝面对顺帝即位之初的赏赐诸王之费,“建议以盐易银,赐用以足”。元末天灾不断,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提出赈济费用也从盐课中预支,“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元末战乱不休导致军费急剧增加,所提出的财政应对之方还是增加盐课,“外难四起,征讨不辍,物力大耗,民用不靖,有司湛溺故习,益乘时肆志,无所恤隐。”繁重的盐课生产任务使得本应在夏秋两季生产的海盐被迫在冬季继续生产,从而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灶户和地方百姓负担更加沉重。元末大儒沈梦麟寄给时任台州海门县令的诗句中感叹:“灶火冬犹炽,军需日不虚,艰难总如此,东望一长吁。”“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式的横征暴敛使得官员叹息,民众就只能以“起事为寇”来应对。可以说,畸形倚赖盐课的帝国财政、严苛的盐务政策、元末纷扰的时代背景导致东南地区严重的民生灾难,也是元末海上动乱率先爆发的区域。

实际上宋代的县衙面对民众的第一线人员,是少数决策性官员与大量执行事务的胥吏。宋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有为数庞大的胥吏,根据王曾瑜的估算,北宋元you@②年间胥吏总数约在四十四万左右,南宋时期所辖十六路的胥吏总数当在二三十万人。这些胥吏主要从乡村上户和坊郭户中招募或轮差而来:州县役差募不一,乡役多属差役。(注: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新史学》第4卷第1期,第80—81页。)他们人数众多,各有专司,在各地的名称也不相同。如台州县役人吏有前后押司、录事、前行、后行、贴司、书手、手力、斗子、库子、掏子、拦头、所由、杂职等;(注:《嘉定赤城志》卷17,宋元方志丛刊《台州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9页。)乡役人则包括里正、户长、耆长、壮丁、保正、保长、承帖人、催税甲头等。(注: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各县的监狱管理人员则有门子、狱子、杖直、押狱、节级以及替囚犯治病的医人。(注:参见戴建国:《宋代的狱政制度》,《宋代法制初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64—280页。)福州辖下各县大约各有一百至二百名员额的胥吏,实际应不止此数。(注: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594页。)在县衙服务的吏职,主要是承担国家二税及各项杂税的征收、治安及法律文书等业务,是县衙行政事务的实际操持者、面对民众的第一线人物。县役或乡役的吏员,多无俸禄,也没有出职为官的机会。(注: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

私盐整治与元末海上动乱的爆发

到南宋,胥吏已成为基层政治运作的要角。县衙的吏职不论是募或役,多长期任职于一个地区或机构,也用各种方式荐引自己的亲戚子弟入役承继其业务,有世袭化的趋向。(注:参见王曾瑜:《宋朝的吏户》。)加上社会变迁,人口增加,江南农工商业发达,基层事务人员专业化与职业化的需求增强,逐渐使定期轮差的制度被雇募方式所取代。像乡书手最迟到北宋末期,就因须经常来往县衙,胥吏的属性大增,至南宋已明显成为专职的胥吏了。这些胥吏处在法令规章繁多、业务专业化的南宋,可以凭借其熟悉公文簿书、精通法令的专业知识和了解基层社会复杂生态,处理繁琐的地方事务,成为乡村管理体制的关键。(注:参见张谷源:《宋代乡书手的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6月,第5章,第132—134页;黄繁光:《南宋中晚期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4—247页。)由于环境和能力的因素,使他们成为不究细务或缺乏行政经验的官员所倚仗的重要助手。(注: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1—724页。)

元代有识之士意识到盐务苛政造成东南地区严重的民生灾难,追溯根源在于高昂的官府盐价,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治理私盐的思路,正本清源之策则要降低食盐课额减轻灶户的负担,抚恤灶户的生活以防止他们产销私盐,同时调低官盐的售价消除民众运销、购买私盐的意愿,从根本上消除私盐泛滥的社会基础。元顺帝即位之初,曾任两淮都转运盐司使的许有壬就上书言事,指出面对盐课危机的对策就在于减价征收,“不惟民力少苏,又且各处盐课易办”。盐税难办导致财政危机不仅是庙堂之忧,作为社会焦点甚至成为国子监学生的策论题。婺州兰溪人吴师道任国子监助教时,与诸生讨论元廷在盐务上的两难境地,指出中枢到地方均明晰高昂的盐课导致民不聊生,然而每年盐课亏额已达数十万引,再行减赋势必使得财政难以为继。“何以补之,旧引之积而未售者尚多,新者将安所售耶?抑配则重困民,减弛则无以佐国用”。吴师道寄希望于“圣君贤相”勇于任事,“朝廷轸念生灵,一旦奋然减盐额十万,罢民食与仓运之法,东南之民欢忻鼓舞,遍满田野道路,深仁厚泽前所未有也。”朝堂之外的民间呼声更为迫切,元末江阴人王逢曾上书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两浙盐运使苏天爵要求朝廷减轻盐课以为救时之方,“地官合为宏远计,盐价减征同赋税,盗源既清民瘼除,五风十雨歌康衢”。

宋代官员的任用制度,也加重了胥吏在基层社会的角色分量。宋王朝透过科举考试,拔擢了大量的士大夫进入官僚体系,并任之为亲民官;担任州县亲民官,是士人仕宦的重要经历。但宋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官员把持地方及澄清吏治,建立官吏任用制度,凡担任路、州、县的亲民官,需要回避本贯、寄居地、回避祖产和妻家田产所在地、回避亲属等,并遵守定期轮调的种种规定。避籍、避亲制度形成于仁宗朝,到南宋已趋完备,执行也相当确实,只有在父母年老或为优待元老重臣等较特殊的情况下,官员才可以与近地、守乡邦。这些制度的设计,虽未必能达到“官无徇私之嫌,士无不平之叹”的目的,不同朝代执行的宽严也有别,但总体而言,对澄清宋朝的吏治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注:参见张邦炜:《宋代避亲籍制度述评》,《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0—375页。)

本文由必威app体育下载发布于必威app体育下载,转载请注明出处:边疆时空,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看宋代基层社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