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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前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2019-12-23 01:25

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

在最近20年来中美文化交流和发展历程中,美国书籍之在中国大量翻译和出版,应视为其最引人注目的一大景观。本文系统考察、认真研究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至1997年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巨大成就、影响,并客观评述了业已凸显或潜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以美国书籍为纽带,这必将将成为推动、深化中美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一座金桥。

[关键词]美国史研究;去意识形态化;学术积累;现实关怀;本土化

晚清士人在最初接触美国历史知识时,就曾涉及早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到了美国立国的历史;徐继畬在所著《瀛环志略》中,则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建国史做了一些介绍。到20世纪初年,美国革命、华盛顿和《美国宪法》的名称以及相关史事,不时出现在中国改革派和革命家的政论时评当中。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0、43——72页。但是,关于美国早期史的学术性探讨,则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的3/4世纪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处在草创时期,美国史也不例外。除了一般通史性著作中涉及美国早期的史事以外,专门的早期史著述可谓凤毛麟角。1978年以前中国学者撰写的美国早期史著作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胡伯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郭圣铭《美国独立战争》(商务印书馆,1973、1984年版)等;专题论文仅有几篇论述早期奴隶制、独立战争和“谢斯起义”的文章。

本文将初步考察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历程。这种传播历程主要包括近20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被介绍、翻译、评论和研究等层面,我们的视点除着眼于此外,还将着重分析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及其问题。

[摘要]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得益于多种有利的条件,学术水平逐渐提高,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此期间,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来源有所调整,在思想理论取向上经历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历史主义意识有所增强,愈益重视原始材料的利用和解读,在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方面也有新的尝试。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一代学术新人正在成长,表明这个领域具有相当光明的发展前景。

197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早期史领域的专著寥寥可数,但论文的数量已然相当可观,涉及的课题逐渐增多,研究的条件大为改善;与此同时,未来早期史研究的重点和走向,也变得逐渐清晰明朗起来。

本文所谓“美国书籍”,系指出自美国人手笔、被翻译成中文、由中国正式出版机构在中国内地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类出版物;就其内容而言,则以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为主,其中既包括美国人撰写的关于美国历史、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涉及美国方方面面的译作,又包括美国人写作的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相关主题的著作。

[中图分类号]K092—74/76[文献标识码]A

因受信息资料来源不足的限制,对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及澳门地区美国书籍的传布,本文暂付诸阙如,这当然是一大遗憾。

[文章编号]0583—021401—0030—20

这里所说的美国早期史,是指1815年以前的美国史。这里的“美国”换成英文应当是“America”,而不是“TheUnitedStates”。它不是一个国名,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比“合众国”要宽泛和模糊;殖民地时期没有“合众国”,但仍是“美国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合众国史”的背景或前奏。在中国大学历史专业本科的世界史教学中,美国早期史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般的世界史教科书,通常用一章的篇幅讲述北美殖民地和美国革命的历史。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美国殖民地时期和革命时期所占篇幅为44页,而此后直到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分散在各章,合起来所占篇幅为20页左右。但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早期史却并不受重视。专门研究美国早期史的人,包括研究生在内,可能不到20人。在国内的研究者中间似乎存在一种未曾明言的看法,觉得北美殖民地的历史只是美国建国的背景,而建国初期的美国也不过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蕞尔小国”;研究美国史,应当以内战后、特别是20世纪已然强大的美国为重点。也许是由于相似的原因,在内战以来的美国史中,外交史又格外受青睐,研究人员和研究论著的数目,几乎相当于美国史其他所有领域。在1989——2000年间,发表过美国史文章的作者有585人;而同期发表过美国外交史文章的作者,就接近400人。见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直到目前,这种局面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比较不同时期性质相近的专题的文献数量,同样可以说明早期史相对不受重视的状况。在1979——2007年的中文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华盛顿之名的文章有77篇,含有杰斐逊之名的文章有71篇;而含有林肯之名的文章有186篇,含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名的文章更多达366篇。在同期的期刊文章中,标题中含有“独立战争”(或“美国革命”)字样的文章,只有108篇,而含有“内战”(或“南北战争”)字样的文章,则达到170篇。据2007年3月26日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其中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另,本文所引中文论文,除出自论文集的以外,均系从“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下载,以下不一一注明。可见,从一定意义上说,早期史成了某种“思想偏见”和“学术势利眼”的受害者。

我们常说,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年轻”则往往意味着不成熟。其实,中国人接触美国史知识的时间并不算晚,只是最初的一些出版物大多属于编译的性质。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外国史的重视程度较以前大为提高,关于美国史的文章、教科书和专题小册子在数量上也趋于增多;但这些读物主要不是中国学者独立研究的成果,而是对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论著中的材料和论点进行扩充加工的产物,并且带有“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①的痕迹,至多属于编写范畴。1978年以来,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中国的美国史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发展势头。在以往30年里,这个学科逐渐摆脱了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艰难地突破了编译和编写的樊篱,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探索的领域。虽然它至今还远远谈不上兴旺发达,但前景确实越来越鼓舞人心。

其实,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并不晚于美国史的其他领域。老一代学者对此无疑有开拓之功。黄绍湘教授、丁则民教授、张友伦教授等前辈学者,都曾发表过美国早期史方面的论著。特别是黄绍湘教授在1957年推出的《美国早期发展史》,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部奠基性著作。黄绍湘教授后来对该书做了修订和扩充,更名为《美国史纲,1492——1823》,于1985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全书叙述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直至“门罗宣言”发表约300余年的美国历史,内容涉及“北美殖民地的历史背景”,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独立战争,制宪会议,以及早期共和国时期。作者以“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线索”来构筑美国早期史的框架,对1823年以前美国历史上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趋势作了叙述和评论;重视“人民群众”在早期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独立和革命、争取民主的最坚定力量,同时对建国一代领导人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作者参考了早期史各个领域的多种代表性著作,并利用了若干种基本史料集和历史人物文集;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这可算是一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著作。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书中附有历史图片、地图、大事年表、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和索引,便于读者阅读,而这种优点正是后来许多学术书籍所缺乏的。

近20年来,中国究竟翻译、出版了多少种美国图书?坦率地讲,目前我们尚缺乏一个具体、细致而完全准确的统计数据。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多种多样,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关于此类图书的中心图书馆或收藏信息中心。本来,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的规定和要求,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均应将其一定数量的样书上交北京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但因一直没有得力的保障举措,不少出版社对此置若罔闻,这些年来拒交样书的情形愈来愈加严重;买卖书号之屡禁不绝、二渠道书商大规模卷入图书出版业等,在目前的图书流通体制下,也在客观上使得相当多品类的图书难以通过新华书店这一主发行渠道而进入各图书馆;另外,近年来各图书馆一直普遍面临经费奇缺的严重困境,而书价却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升再升,犹如雪上加霜,事实上使得包括以“所有中文出版物尽量收齐”为宗旨的国家图书馆在内的任何一家图书馆没有而且几乎不可能对越出越多的图书搜罗无遗。目前关于中国图书出版信息的主要检索渠道包括一年一度的《中国出版年鉴》、《中国国家书目》以及《全国新书目》杂志,虽有无可取代的重大文献资料价值,但均因上述缘故而难免残缺不全。因此,要想彻底摸清美国书籍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全部家底,目前几乎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一基本趋势和主要成绩

在老一代学者中,专门研究早期史的有刘祚昌教授和齐文颖教授。刘祚昌教授是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的主要奠基人。他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部160页的美国独立战争史;刘祚昌:《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

关于中国翻译出版的美国问题书籍,前些年曾有学者作过一些编目整理的工作,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Shambaugh)博士1988年编辑出版过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美国书目(1977-1987)》(BooksonAmericainthePeople'sRepubicofChina,1977-1987,Washington);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先生1990年编印过《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从事这些基础性工作,虽说艰苦备尝,有时甚至不被人理解,但实则“为人作嫁衣裳”,功德无量。如何组织人力物力尽早编撰一部包括译书在内的综合性的《中国美国学文献总目录》,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转折性发展,始于1978——1979年间。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据几位对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有着突出贡献的学者后来回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两国的正式建交,可以说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突飞猛进的起点”②,标志着它“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③,从此“沿着健康的道路迅速发展,欣欣向荣”④。美国史研究本来是一种学术事业,为什么会受到国内、国际政治变动的决定性影响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更是集中研究美国早期史,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奴隶制的起源、美国革命和杰斐逊的研究方面建树甚多。代表性的论文有:《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4期;《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美国奴隶制的起源》,《史学月刊》,1981年第4、5期;《美国殖民地时代的议会制度》,《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论北美殖民地政治结构中的民主因素》,《文史哲》,1987年第3、4期;《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关于美国革命的成就和影响的论述,挑战了美国学者50、60年代的观点,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关于托马斯·杰斐逊民主思想的论述,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他于1990年出版《杰斐逊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据不完全估计,1979年至今,我国出版的美国翻译书籍不会低于5000种,其中约70%与美国或美国问题研究有关,其中美国文学作品(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文学史等)占相当大部分;其余则是由美国人撰写的其他著作的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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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又推出了长达百万余字的《杰斐逊全传》。刘祚昌:《杰斐逊全传》,齐鲁书社,2005年。后者是目前国内最有分量的美国早期史著作。这部巨著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史功力,而且反映了一个中国学者对美国早期史的独到认识。他在研究和写作中着力追求外国史研究的“本土化”:一方面比照中国历史人物和传统价值观念来诠释杰斐逊的思想和人格,同时在表述中采用古雅流畅的文字,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色。对于这种尝试,美国史同仁可能会见仁见智,但他这种探索外国史研究“本土化”的良苦用心,无疑是令人感佩的。

①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98页。

齐文颖教授不仅在殖民地时期教育史和美国革命史方面有独到的建树,而且在北京大学建立了一个美国早期史硕士点,为国内早期史研究人员的培养开启了先河。她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先后指导了10余名早期史研究生,其中一些人后来到美国深造,在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这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涉及的问题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议会、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业、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北美的“光荣革命”、殖民地的“代役租”、殖民地时期的妇女、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英国“文艺复兴”与北美殖民地移民等。这些论文的缩写或从中派生的论文,大多收入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这些问题都属于美国建国以前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在中国以往的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意义,仅仅被视为美国革命的背景。她倡导研究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就是要突破这种“旧框架”。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前言”第1页。同时,她在北大进行了以早期史为重点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与外国学者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先后邀请美国和英国的早期史名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Handlin)、斯坦利·卡茨(StanleyN.Katz)、迈克尔•坎曼(MichaelG.Kammen)、玛丽·诺顿(MaryBethNorton)、J.R.波尔到北大讲学;她主持收集了大量图书资料,至今仍然在研究和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翻译、出版。从近20年来的情况综合分析,这些图书的翻译、出版大致包括如下方式:

②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原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收入杨生茂:《探径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l06页。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可视为一个真正起步的阶段。在这个时期,涉猎早期史的作者增多,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所列篇目统计(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多数论文属于政治史领域,涉及美国早期的主要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建国先辈等,具体包括早期奴隶制、“契约奴”、清教、议会制度、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亚当斯、托马斯·潘恩、汉密尔顿、麦迪逊等。1990年以来,早期史研究的领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仍然集中于前述重要的事件、制度和人物,特别是殖民地政治、美国革命、联邦宪法、1812年战争和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汉密尔顿和潘恩等人物。突出的变化表现在三方面:第一,论文数量显著增加,17年间的论文总数达到310篇左右,据2007年3月25日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的数据计算(2007年的数据不完整;不含研究生学位论文)。以10年平均计算,大大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10年;第二,研究水平有所提高,探讨的问题相对比较具体,使用的原始文献有所增加;第三,观点和解释越来越具有开放性,教条化的独断论语式开始淡出早期史的写作。这表明,虽然专门的研究人员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论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一些可喜的变化。

第一,大型综合丛书。八十年代以来,各出版社竟相推出看家的大型套书、丛书,既争夺市场制高点,又着眼于社会影响,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在这些大型人文社会科学丛书中,只要是涉及外国文化、学术或思潮,几乎无不以美国学者的著述为龙头重镇。举其要者,如《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二十世纪文库》、《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代文化丛书》、《现代社会与人丛书》、《社会与思想丛书》、《走向未来丛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新世纪学术译丛》、《经济科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当代经济学译库》、《金融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宪政译丛》、《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等等。在这些主要是取材于欧美、有广泛影响的丛书中,译自美国的书籍一般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份额。即使是以古典学术著作为主体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根据对已出版的该丛书7辑、共300种著作的统计,出自美国人之手的名著也达28种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著作丛书》、《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以现当代学者著作为主的丛书,则美国书籍往往占有较多的份量,有的甚至占绝对优势。

③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4——155页。

在讨论美国早期史上的各种问题时,中国学者表现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但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著作的词句,往往作为直接引语出现在许多文章中,甚至是作为论据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转化为一种方法和分析工具,或者内化为建构解释框架的一种要素。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早期发展史》,运用当时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梳理了美国早期历史的脉络,并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原理,来解释早期史上各种事件和制度的性质与意义。例如,独立战争被视为“北美殖民地资产阶级”“要求建立适合当时蓬勃发展着的生产力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在早期史中也经常得到运用。例如,美国北部的工商业者被称作“资产阶级”;美国革命被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所建立的政体,被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冲突,被视为“人民群众”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还有学者试图用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来解释美国独立战争的进程,认为战争必然经历“武装起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四个阶段;美国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所致。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8页。由于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理论,中国学者比较注重普通民众、黑人和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的作用。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1月号,第25——31页。

第二,专业研究丛书。这主要是指关于美国问题研究的学术译著,有代表性的如《美国丛书》、《美国文库》、《美国文化丛书》、《美国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研究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国文学史论译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美关系研究丛书》、《美国法律精选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等。其中《美国文学史论译丛》自成一体,无论选题还是译文、印制,均相当考究,别开生面;《美国文库》最具文献性和学术价值,已翻译出版的有《林肯集》、《杰斐逊集》、《爱默生集》、《梭罗集》、《爱伦·坡集》、《奥尼尔集》;1993年开始出版的《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丛书》出手不凡,后来居上,已推出《美国式民主》、《民治政府》等大部头名著,最有希望成为囊括当代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精品的大型丛书。

④刘绪贻:《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概况》,《史学月刊》1986年第5期,第100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些中国学者尝试吸收和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的理论概念,对早期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一篇博士论文尝试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分析邦联国会的运作及其意义,力图说明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充分肯定了邦联作为美国最初国家形态的地位。雷芳:《邦联国会与美国早期国家建构》,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06年。有的学者试图借助政治文化的概念来研究早期政治思想,以突破片面关注精英文本的局限,将普通人的政治观念和见解,纳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视野。李剑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及其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还有学者利用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论,并从“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北美奴隶制和黑人文化的变迁。高春常:《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宗教:一种文化混合体》,提交2006年8月“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然,这类尝试大体上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不足。由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理论不够发达,中国学者所能借助的理论资源,大多来自欧美学术界;如何借助外来的理论资源而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努力探索的问题。

第三,实用性经济类丛书。如《美国管理协会·斯米克管理丛书》、《哈佛商学经典译丛·名著系列》等等。这些书籍大都是出自清一色的美国作者之手,因其发行量大,往往一版再版,行销广远。比如,由上海工商学院主持翻译的《美国管理协会·斯米克管理丛书》,已出两辑,每辑10册,首版很快销售一空即重印,现在第3辑也即将面世。《世界大企业家传记》丛书几乎是美国富豪垄断的天下。随着跨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预计此类美国书籍的热销将有增无减。

在1978年以前的二十多年里,学者的思考和写作,受到政治权力和政治性意识形态的支配和主导。“在那样的环境下,没有人可以不受到影响”①;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者“常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研究什么,如何研究,都受到政治气候和权力意志的制约,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认识,也必须遵循某种“公式”。②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料、信息和其他条件都很齐备,也难以开展独立而自由的研究;而缺乏独立和自由,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1978年以后,随着党和政府路线、方针的调整,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和学术领域同时兴起。史学界在“文革”的“思想暴政”中受害最深,这时也提出了“实事求是”、“打破禁区”、“勇于创新”的口号,对“文革”史学进行反思和清算,开启了史学正常发展的大门。③美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也因时顺势地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不过,此后中国的政治气候仍有阴晴寒热的变化,而美国史研究对这类变化似乎异常敏感。在较长一个时期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仅仅是一种应景的口号,而的确是许多人打破禁区、敢讲真话的旗帜,并且在自己的观点遭到政治性质疑或批判时,还起到了某种保护和减压的作用。

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资料的缺乏曾经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资料积累严重不足,早期史领域的资料尤其匮乏。因此,多数学者在写作时主要依靠从美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中摘引史料。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写道:“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对殖民地时期政治、战争、宗教、科学、出版、语言风格、医药、艺术各方面的情况如数家珍,在我们研究殖民地时期美国历史时,这些具体史料,还得参考、择优选用。”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2页。以严格的标准来看,布尔斯廷的这部书属于通论性著述,转引其中的史料须极为慎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看到布尔斯廷著作的原文,乃是一件令不少研究者羡慕的事。在研究美国宪法的制定时,能够使用麦迪逊的《1787年联邦会议辩论记录》和海因曼等人编辑的《美国建国时期政论集》,就已经难能可贵了。美国建国先辈的个人文件集,在国内一些图书馆能够找到,但大多不完整。另外,由于条件的限制,当年许多研究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美国史研究训练,对于利用原始文献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解读史料的技能也存在局限,因而有些国内能够获取的第一手文献,也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第四,美国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和出版。据董乐山先生判断,“美国文学作品的译本的数量不仅居有关美国的书籍之首,而且也大大超过了中国国内其他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在中国,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分工体制,出版美国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等,但也不以此为限。其中包括综合性文学丛书,如《世界文学名著丛书》、《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世界文学博览丛书》、《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世界诗库》、《世界中篇小说经典》、《世界短篇小说精华》、《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等,均有相当多的美国作家作品,如中英文对照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赏析》丛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美国作家作品。销路甚好的《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几乎是美国作家的一家天下。可以说,经过近20年来卓有成效的努力,美国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差不多都被介绍到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的美国作家的全集也开始在中国落户,比如,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除自1995年起开始推出多达20卷本的《亨利·米勒全集》外,还将陆续翻译出版15卷本的《索尔·贝娄全集》以及多卷本《马克·吐温全集》、《纳博科夫全集》。南京译林出版社已购进了约翰·格里森姆、迈克尔·克林顿这两位美国最畅销作家的全部已出及未出版作品的中文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了海明威的全部作品、威廉·福克纳等名家的部分代表作中文版权,已出或即将出版的美国作家文集有《海明威短篇小说全集》、《福克纳文集》等。河南人民出版社将翻译出版多卷本《厄普代克文集》。

中美关系与美国史研究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1949年以后,中美两国长期没有外交关系,而冷战的形势又加剧了双方的敌对,这使得中国人了解美国的渠道很不畅通,而且也不存在公正了解的可能性。因此,那时人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有限知识,许多都是扭曲性的。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为真正的美国史研究创造了许多不可或缺的条件。缔交以后,两国都有相互了解的需要;就中国而言,更需要了解美国。正如罗荣渠教授当时所说,“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相互认识和了解,历史学科工作者肩负着特殊重要的任务,因为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缺乏正确了解,想要正确认识一个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④。而且,敌对状态结束以后,过去那种以揭露、批判和攻击为取向的美国史写作,就有可能向学术性和知识性的方向转变。再者,政治关系的确立推动了两国间的学术交流,使美国史研究的学术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获取美国早期史资料的渠道逐渐拓展,美国史文献资料的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利用史料的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刘祚昌教授关于杰斐逊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多种版本的杰斐逊文件集和著作集;研究汉密尔顿的文章,大多引用了汉密尔顿的文件集和著作集。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各高校数字化资料建设的进展,借助网络获取早期史资料和研究文献的途径,变得越来越便捷,这对于提升研究水平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近年来,南开大学等高校图书馆连续开通了里德克斯公司的“美利坚档案”系列数据库、盖尔公司的“18世纪文献”数据库和“早期英文图书”数据库;加上“JSTOR”“EBSCO”“ProQuest”系列数据库,以及大量免费数字化文献网站,当前研究者可以大为方便地利用各种史料,并掌握相关的研究信息。最近,一个研究约翰•温斯罗普的博士生,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温斯罗普著作的各种版本,以及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和一些村镇的档案汇编;一个研究邦联国会的博士生,从网上获得了全套《邦联国会日志》和全套《邦联国会成员通信集》。她们都没有获得到美国做研究的机会,但在资料工作上达到了这种程度,这在数年以前乃是无法想象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早期史和外交史一样,已成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中资料条件最好的领域,其发展潜力确实是鼓舞人心的。

此外,美国报告文学作家文集已出版的有多卷本的《斯诺文集》、《斯特朗文集》、《史沫特莱文集》。已翻译出版的美籍华裔作家作品集有《陈香梅文集》、《张爱玲文集》、《董鼎山文集》等。因翻译出版美国畅销书而尝到甜头的作家出版社,将专门集中推出《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有的美国文学作品尽管篇幅单薄,但影响极大,最突出的一个新近的例子就是《廊桥遗梦》,这本薄薄的小书,居然爆销至少60万册之多,风靡大江南北,“让那些不服气的人气死”。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还给美国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现实需要”。经济建设、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被视为头等大事,“现代化”成了举国上下的急切追求。人们需要了解先行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作为必要的参照和借鉴;而美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其迅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自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兴趣。这种兴趣触发了美国史研究者的激情,他们也热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服务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需要”。另外,中美交往增加,需要知己知彼,对当前美国真实状况的了解,有助于制定适当的对美政策;人们普遍相信,关于美国历史的准确知识,乃是了解当今美国的基础。出于这种需要,对美国史、特别是20世纪美国史的研究,其目的就不再是批判和揭露“敌人”,而是寻求理解,以增进交往。

此外,专门登载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艺》等大型译刊,在介绍、发表美国作家作品方面也发挥了特别重要的桥梁作用。

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对美国史研究的影响可能是潜移默化的,但意义同样深远。借助学术交流,中国学者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社会状况和学术动向,并且在材料、方法、理论和写作方式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可资借鉴的外来资源。国际学术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1979年以来,不断有美国学者来华访问讲学,其人次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菲利普·方纳、赫伯特·古特曼、迈克尔·坎曼、奥斯卡·汉德林、埃里克·方纳和入江昭等美国史学名家的学术讲演,在中国同行中间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另有不少美国史学者作为富布赖特教授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长期授课,对中国国内专业人员的培养颇有助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美国访学,有机会了解美国社会和学术,并且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青年学生也源源不断地到美国大学攻读学位,虽然学成归国者为数不多,但他们中不少人关注国内学术,通过回国讲学、发表中文论著、参加国内学术会议等方式,对国内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发挥有益的影响。另外,从1987年开始,国内先后举办了至少7次专题性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译介美国史学著作的工作也一直未曾间断,虽然所译多属一般性著作,而且偏于陈旧,但较之以往仅仅翻译苏联和美国“进步学者”的著作,已经是一种很大的改进。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比较关注美国早期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与不足。梳理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观点,能较具体地看出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路径,了解其进展与欠缺,并可从中洞察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和学术风气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下面将要提到的种种不足与局限,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环境和研究条件的制约所造成的,我们对此要抱一种“了解之同情”。

第五,个人文集。除上述作家作品集外,关于美国学者的个人论著集近年来也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比较突出的如《托夫勒未来学丛书》、《尼克松文集》、《费正清集》、《施拉姆集》、《亨廷顿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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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的开端,曾是中国学者关心的问题。一般的美国史教科书,都会用一定的篇幅叙述欧洲移民达到以前印第安人的分布及其社会状况。但是,土著居民的历史与美国历史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它仅仅是美国历史的一个背景,还是美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致在美国史学界有人明确提出以不同文化交汇作为美国历史起源的同时,中国学者也曾认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一次美国史研讨会上,中国学者讨论了如何看待北美殖民地建立以前的印第安人历史这一问题。有的学者提出,美国历史的上端是与欧洲的“封建社会”相连的,因而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能算作美国历史的开端;另一种意见认为,印第安人的历史应当作为美国的古代史,而殖民地建立以后的历史,只能算作美国的“近代史”。黄绍湘教授为此专门撰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她认为,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连续性、人口的人种和血统联系、美国文化的渊源等各个方面来看,“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与美国历史的关系都不密切,因此,美国历史的开端只能以殖民地的建立为标志,而此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属于“世界古代史”,而不能视为美国的古代史。黄绍湘:《北美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不是美国的古代史》,《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第133——140页。这一论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而一般的教科书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来处理印第安人的历史:叙述和介绍殖民地建立以前印第安人的状况,以作为殖民地建立的背景;在考察“美利坚民族”和“美利坚文明”的形成时,通常不把土著居民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第六,文献资料及工具书。除前述《美国文库》等文献类图书外,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在陆续组织翻译出版的《美国法典》系列。这套书系该社出版的《世界各国法律大典》系列之一,兼有文献资料和工具书双种价值,将是20世纪我国翻译界、出版界携手完成的关于美国的一套规模最大的翻译工程。作为囊括美国全部联邦法律的综合大典,《美国法典》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是迄今最权威的美国法律版本。中文版根据美国国会众议院法律修订咨议局编纂出版、美国政府印刷局印制的1988年英文版全文翻译,共分十大卷,全部出齐估计将超过2000万字。

①李慎之:《痛失良史悼荣渠——<美洲史论>序》,见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不过,如果仅仅把印第安人的存在作为欧洲裔居民经历的背景来处理,就容易过滤掉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近二、三十年来,美国学者对早期土著居民的历史、早期黑人的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融合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进一步探明了美国历史和文化起源的复杂性。在这些问题上,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科林·卡洛威(ColinCalloway)、菲利普·摩根(PhillipMorgan)、阿伦·泰勒(AllanTaylor)等人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重视。这类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印第安人历史与美国历史开端的关系,是一种有益的参照。

第七,单本译述。这是美国书籍在中国出版的最广泛的途径。通过这一途径究竟出版过多少美国译著,虽无确切数据,但有一点几乎是肯定的:即中国有影响的综合性出版社或出版公司估计至少一半以上都出版过翻译的美国图书。这些图书中,有权威性学术著作,也有高品位的知识读本。如美国中国学权威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已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几个版本。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丹尼尔·布尔斯廷的名著《美国人》三部曲有三联书店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个版本,布尔斯廷的另外两部代表作《发现者》和《创造者》也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印过不止一次。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等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都是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学术译作。费正清等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等大型剑桥中国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斯塔夫里亚诺斯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全球分裂》、塞缪尔·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三联书店)、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名家名作,都在中国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自八十年代以来,著名美藉华裔学者余英时、杜维明、黄宗智、林毓生等的代表性学术著作也不断在国内翻译出版,三联书店甚至得风气之先,一举推出了包括《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21世纪》等在内的《黄仁宇作品系列》,备受读书界嘱目。桑德堡的《林肯传》,脍炙人口,已印行十余万册,成为最受欢迎的外国人物传记之一。房龙的雅俗共赏的《宽容》、《与世界伟人谈心》、《房龙地理》等代表作,现在几乎都有了中译本,而且几乎本本畅销。《未来之路》、《金钱传》、《心灵地图》、《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大收购——华尔街股市兼并风潮》等美国畅销书,也几乎都是横行中国书市排行榜的宠儿。其中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初版即20万册,一印再印,以至有人称1996年是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比尔·盖茨年”。

②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序”第2页。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乃是中国学者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在独立战争前后“美利坚民族”已经形成。这个判断的依据来自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以求实精神为主的民族性格和资产阶级民族文化)。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157——179页。至于具体的形成时间,则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美利坚民族”在反印花税法时期就已经形成,因此,独立战争就很自然地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是一场“殖民地反民族压迫”的“资产阶级革命”。同上,第214、280——281页。另一种看法是,“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始于殖民地的建立,经历渐进时期、急进时期和跃进时期,而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则是美利坚民族形成的标志。颉普:《关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32——41页。这种认为“美利坚民族”形成于独立战争以前的观点,后来受到了质疑。有的文章从经济角度考察“美利坚民族”的形成,认为在独立战争以前,“美利坚民族”并不是一个“既存事实”,而只是处在正在形成的趋势当中,这个过程直到“南北战争之前”或经过“南北战争”才完成。盛浩:《北美经济的发展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2期,第37——40页;熊锡元:《试论美利坚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8年第6期,第56——63页。还有的文章提出,不仅独立战争前没有形成“美利坚民族”,独立以后直到1812年战争时期,美国人还有“与英国民族认同的意识”;“美利坚民族的整体意识和精神”直到重建时期才形成。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7——72页。还有论者质疑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及其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论述,梳理了国内学者的相关论述,并以“民族自我意识”为主要指标,把“美利坚民族”的“雏形”形成的时间确定为18世纪60、70年代。黄兆群:《美利坚民族形成刍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35——39页;《也谈美利坚民族的形成问题》,《民族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36页。

第八,对美国书籍特别是作家作品的介绍也构成了一道迷人的人文风景线。在这一方面,老一辈翻译家冯亦代贡献最著,他自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起即开设了个人专栏“西书拾锦”,以美国文坛变迁、作家作品为核心,每期一篇,蔚为大观,现已结集《西书拾锦》、《听风楼读书记》等。与冯先生堪可比肩者还有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董鼎山先生,他在评点美国书人书事方面乐此不疲,有“美国文学大使”之誉。

③参见洪认清:《20世纪70年代末史学界的思想解放与学术创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31——36页。

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这些讨论,基本上停留于理论思辨的层面,而缺少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多数文章的论述策略是,首先确立“民族”的某些标志,然后从历史教科书中选取与这些标志相吻合的事例,最后提出一个结论。这种论述方式类似理论性和概念性的论辩,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相去甚远。此外,多数论者没有考虑民族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于民族概念的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缺乏透彻的了解,尤其是几乎无人涉猎有关“美利坚民族”形成的具体问题:“美利坚人”在早期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种族和文化交汇对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影响,英格兰人对于“美利坚人”的认知及其与“美利坚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关系,冠以“美利坚”名称的社团的主旨和活动对于“美利坚人”形成的意义,等等。在所有关于“美利坚民族”形成的讨论中,只有张涛的《英法对北美整体性的认可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一文(《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带有实证研究的性质。在美国早期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出现这种状况固然不难理解;但长期停留于这个层次,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了。

除赵罗蕤、董衡巽、施咸荣、李文俊、董乐山、李野光等老一代美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者外,赵一凡、钱满素、申慧辉、盛宁等中青年学人也承前启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④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页。

现在看来,所谓“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理论色彩比较浓厚的“非历史”问题。为什么中国学者会如此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呢?其中可能牵涉到这样一个因素:“美利坚民族”的形成,同独立战争的起因和性质有着直接的关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普遍将独立战争视为“资产阶级民族解放战争”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或“殖民地解放战争”,“属于殖民地革命的类型”。罗荣渠:《美洲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4页。如果在独立战争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美利坚民族”,这种立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中国学者通常用亚、非殖民地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模式,来看待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居民称作“母国”)的关系,认定是英国的“殖民压迫”导致了殖民地的反抗。刘祚昌:《北美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历史教学》,1957年一月号,第25——31页。他们对于“帝国学派”的观点,一般是持批评态度的。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9——51页。而且,他们相信,正是反对“殖民压迫”的“正义性”,决定了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最终必然“以弱胜强”。李世雅:《试论美国独立战争进程的内在逻辑》,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51页。

对于美国史学科的发展来说,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以来,国内大学的研究生教育逐步改进,不少学校设立了美国史硕士点,南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还较早开始招收美国史博士生。90年代中期以后,培养美国史博士生的高校有所增加,目前已达近十所。老一代学者对于研究生培养有奠基之功。南开大学的杨生茂教授,不仅较早开始培养美国史研究生,而且对研究生培养方式有比较系统的思考。他特别强调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用“鉴别吸收”、“外为中用”的态度对待国外学术成果,采用“讨论班”作为研究生的基本授课方式。①东北师大的丁则民教授,作为国内“杰出的美国史教育家”,亲自指导了13名博士研究生和18名硕士研究生,并对“授人以渔”的教学有独到的经验。②我们的研究生训练固然不够完善,但如果离开了它,美国史领域就不可能出现薪火相传、赓续不绝的局面。当前活跃在美国史研究第一线的人员,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显然,这种立论方式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世界历史上出现过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属北美殖民地乃是英国人控制、英国人居住的海外领地,它的独立显然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独立宣言》诉诸的逻辑,乃是政治共同体内部人民反抗不公正统治的权利,而不是反殖民主义或民族解放的思想意识。于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陆续有人撰文对独立战争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见解。有一篇文章从民族意识形成的角度,否认了独立战争是“民族独立战争”的说法。张小兵、张彬:《论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延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69页。还有文章从殖民地的性质、殖民地居民的法律地位、英国殖民地政策的后果、“新殖民地政策”及其反响、殖民地独立的内在逻辑等问题着眼,提出了独立战争并没有反殖民主义的思想特征,也不是“民族解放战争”,而只是英帝国内部的政治分离运动。李剑鸣:《英国对殖民地的政策与北美独立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谈到近20年来美国书籍的大量翻译与出版,人们当然首先会联想到它的影响与意义。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条件开展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为数不多,即使是条件最好的地方,也存在图书资料严重匮乏的问题。后来,情形逐步好转。特别是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和研究的投入大幅增加,高等院校的图书资料状况得到改善,各类研究基金的资助力度增强,复印费用降低,扫描技术兴起,这一切使得资料的购买、复制和流通愈益便利。尤其是最近十余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学术性数据库不断增多,特别是网上美国史原始资料大增,对这个学科的进步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学者对于美国早期“民主”也颇为关注。多数学者相信,殖民地的政治结构中存在若干“民主”的因素,清教思想中包含着“民主”的因子,议会制度乃是“民主”的体现;在美国革命中,由于“人民群众”和“民主派”的斗争,“民主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美国革命通常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此期间,存在一场“美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787年宪法制定。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48页。“民主”被视为美国革命的主导性诉求,“民主”的思想意识渗透到美国革命的各个层面。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到,《独立宣言》“阐明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原则”,是“人民民主主权的宣言书”。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219页。刘祚昌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撰文,批评罗伯特·布朗等“新保守派”史家的观点,认为美国革命不仅赢得了独立,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民主成果”;而这些“民主”成果的取得,乃是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力量,可以分成“民主派”(代表农民、边疆拓荒者、工匠、工人、小店主以及黑人的利益)和“保守派”(主要由富商、大种植场主、收入丰厚的律师、圣公会及公理会的牧师组成),而争取“民主”的斗争,就是两派之间的较量。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16——22页。

美国书籍在中国的影响,当然首先以在读书界学术界为最显著。自1949年以来,由于受中美关系长期不正常甚至敌对的影响,又由于中国内部长期“左”倾思潮当道,加之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学术思想的强烈抵制,所以,当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际,我们对美国人著作的情况几乎一片茫然。由于缺乏对美国及西方学界起码的了解,更谈不上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和借鉴,当时我们不仅在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大大落后于人,就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就绝大多数具有可比性的学科领域而言,也是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不少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重要学科(如政治学、人口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甚至还面临重建与发展的双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书籍的大量翻译、及时出版就不能不具有相当迫切的意义。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人们对译著情有独钟、爱不释手。从老专家到年轻学子,透过书籍这一独特窗口,人们所重新发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上的“新大陆”,而且还挖掘出了精神上的“新大陆”。在思想解放、读书无禁区的年代,美国书籍的涌入正好适应了知识界如饥似渴的需求,因而毫不奇怪,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凡有译本必有广大读者群的特定岁月。十几年来,无论是“文化热”、“现代化热”还是“国学热”,我们都可以找到翻译介绍到国内的美国学者著作或观点的影子或参照,有的则与美国书籍译本息息相关。

在最近30年里,还陆续成立了不少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对美国史研究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1978年以前,仅有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设有专门的美国史研究机构,此后有十多所高校设立了类似机构或美国研究中心。③机构一旦成立,编制和经费随之而至,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专业队伍得以形成,并能保持基本的规模。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中华美国学会相继成立,除了举办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等常规工作外,前者组织编纂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美国通史,后者则运作实施了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出版补贴计划,帮助出版了数十种美国史专著。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关于美国早期“民主”的讨论表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宽泛地使用“民主”一词,把“民主”作为涉及“人民”的一切事物的总称。例如,1787年宪法中的分权机制,被理解为体现了“民主政府的原则”;罗荣渠:《美洲史论》,第39页。宪法没有包含“权利法案”,被说成是“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丁则民:《关于18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67页。早期政治人物批评“民主”的言论,往往被当成一般意义上的“反民主”观点;而共和党和联邦党的冲突,则被理解为“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74——384页。第二,用当前的民主概念看待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主”,或者把美国民主视为一种从诞生到现在并未发生多少变化的事物。研究者一般采用当前流行的某种“民主”的定义,来观察殖民地和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若发现其中有与之相合者,就确定为“民主因素”或“民主雏形”。正是基于这种方式,1619年弗吉尼亚议会的召开,被解释为“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轫”;同上,第87页。而革命者没有做到当前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事情,即被判定为革命的“局限性”。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7——40页。

通过这些数以千计的译作特别是其中的学术译作,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新概念、新知识,而且还由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地震。知不足而奋起,有继承方可创新。在临近20世纪末之际,反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文社科领域天翻地覆的变革,我们不能不承认包括美国书籍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很可能是无论作何估价也是不过分的。比如,以经济学为例,这可以说是近20年来我国发展变化最大的学科,其中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介绍和研究可视为转折点,在这一方面,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巨著《经济学》之翻译及其一版再版最为显著,该书在我国迄今仍是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为广泛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其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加尔布雷斯、康芒斯、阿瑟·刘易斯、西蒙·库兹涅茨、熊彼特等的代表性著作,也基本上都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而且广受欢迎。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美国新一代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两卷本《经济学》,199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刚刚出版即受到普遍欢迎,中译本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即两次印刷,雄居各大书店排行榜之首。

目前,国内绝大数美国史研究人员都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员。这个民间学术团体的创建者,是新中国第一代美国史专家。他们出生于上一个世纪最初20年,大多有留美的经历,在1949年以前就已学成,到1978年已是知名学者。他们在年富力强的时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无法专心进行研究工作;而1978年以后又进入年迈体衰的晚年,但他们老当益壮,不仅不断发表新著,而且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使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走上了正轨,培养了一大批新生代的研究人员。④上一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大多在1966年以前毕业于国内的大学,1978年时正当盛年,在研究和教学中充当骨干力量。目前正处在学术高产期的第三代人,大多出生于上一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数是经第一、第二代学者指导而毕业的研究生。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新人也在成长,并开始崭露头角。严格地说,这四代研究人员只是一种基于年龄和教育背景的划分,他们在学术历程上则多有重合。去年5月,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一时少长成集,数代同堂,呈现出代代相传、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国内外学者近几十年的研究表明,美国早期“民主”问题可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如果缺乏历史主义意识,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理解史料,就会对它做出简单化的处理。以杰斐逊为例,他通常被称作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所推动的废除长子继承制、实现宗教自由的措施,被视为“民主改革”。刘祚昌:《杰斐逊与弗吉尼亚社会的民主改造》,《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第19——29页。但实际上他所推崇的不过是“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的统治,这是一种“共和主义”的精英政治观,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主思想”。杰斐逊长期未从正面意义来使用“民主”或“民主派”等词汇,他后来被塑造成“民主”的倡导者,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早期民主观念的转变,同时也与杰斐逊本人晚年改变了对民主的态度有关。又如,美国宪法中的人民主权、有限政府、分权与制衡、文官控制军队等原则,被笼统地称作“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原则”。李巍:《略论美国宪法的形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45页。其实,这些原则的起源和形成,非但与民主无关,而且大多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他们本是君主制和贵族制的产物,后来之所以成了美国民主制的基本原则,与革命期间对民主的重新界定和重新建构有直接的关系,也离不开19世纪初期以来美国政治的非精英化趋势的发展。如果不考虑美国历史上民主概念的演变和政治生活的变化,不假思索地用当前的观念反观历史中的某些因素,就会导致“非历史”的看法。

中美建交以来,随着两国关系的恢复与发展特别是双方文化交流关系的加强,中国人有机会赴美访问、经营贸易、读书深造、学术交流、观光旅游者已越来越多。但相对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超级人口大国,能有机会亲临大洋彼岸耳闻目睹、实地观察者,毕竟还是极少数。在这种情况下,除报纸、电视、电台等新闻媒体外,如何促进各阶层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理解,就成为一个不能不加以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离开了真正的了解与理解,即不可能有中美两大国关系的坚实基础。在这一方面,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不仅为专家学者及一般读者了解、研究美国文学本身所必需,而且为人们了解万花筒般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直观的素材,正如已故翻译家、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施咸荣研究员所总结的,“文学能够‘潜移默化’,起无形的影响,美国文学作品在近十年中大量翻译出版,有助于中国广大群众增加对美国的了解,改变两国敌对隔阂30年所形成的某些错误印象和偏激看法,在中国人心目中塑造一个对美国比较客观和正确的形象。”8年前,也就是在中美建交10周年前夕,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董乐山曾写过专文《十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对1979——1988年间翻译出版的关于美国的书籍进行了有价值的综述和讨论。董氏本身是《西行漫记》等众多美国名著的译者,文中有不少论述可视为现身说法,生动而深刻。董先生认为,“现在还很难说,这十年来关于美国的近1500种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对于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因为从书目上来看,这些书籍不论就其内容的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来说,远远是不够理想的,常有单顾一头现象,不少应译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没有译介(……),同时时事性的书籍和通俗文学占了其中的大多数。……从全面介绍美国情况的观点来看,这样手工业生产方式显然是不能满足当前中国开放政策的需要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同十年前的情况相比,这已进了一大步,至少为进一步有系统地介绍美国情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美国不再是个谜,也不再具有以前的公式化的形象了。”在这里,董先生说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美国已“不再是个谜”,从现实情况看,可能显得过于乐观甚至不无夸张的色彩;但美国“不再具有以前的公式化的形象了”,从中国人的美国观演进的视角看,确乎如此。这样的意义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译书、出书、读书本身,其价值还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出来。按照美国著名“中国通”哈里·哈丁的说法,“学术交流可促使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持久的关系,取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更好地理解美国。”不难设想,以美国书籍为纽带,这必将将成为推动、深化中美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一座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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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制宪会议和美国早期宪政,也是中国学者重点研究的课题。最初的论著大多集中于讨论美国宪法的性质和制宪者的动机。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时期,中国学者用“进步”、“反动”、“资产阶级”、“统治工具”一类概念范畴,来看待美国联邦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费城制宪会议和1787年宪法的生效,一般没有包括在美国革命的范畴之内,而被视为是对革命的反动或倒退。黄绍湘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认为,制宪会议“由资产阶级反动派所把持”,宪法肯定和保护奴隶制,而且条文中包含不少“关于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规定”;因此,“美国宪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强化国家机器以保障他们的权益和维护有利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工具而已”,是“实现两大剥削阶级——北部的商人和南部的奴隶主的意志的法律,它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巩固剥削制”。黄绍湘:《美国早期发展史》,第316、318——320、321页。近30年以后,黄绍湘教授仍持大致相似的看法,认为美国宪法在本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专政、巩固雇佣劳动制、保障剥削者有剥削与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权利的工具”。见黄绍湘:《美国史纲1492——1823》,第389页。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萨师炯先生发表文章讨论美国宪法,认为它是对“包含有某些民主内容”的《独立宣言》的“否定”;其制定程序不民主,甚至也不合法;其最大缺陷是“没有包括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却反而保护奴隶制;所谓分权与制衡只是虚伪的装饰,是左手和右手之间的分工与牵制。萨师炯:《从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杨生茂等编:《美国史论文选》,第69——108页。这种看法在1978年以后仍然长期流行。有的文章虽然肯定美国宪法的“进步性”,但仍然强调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宋子海:《简评1787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徐玮:《略论1787年美国宪法》,《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5期。

①杨生茂:《博与约的关系及其他》(原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4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70页;杨生茂:《读书、思索、对话和创新——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体会》(原载《天津高教研究》1987年第1期),见杨生茂:《探径集》,第289——294页。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动和政治改革诉求的强化,史学界关于美国制宪史的看法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刘祚昌教授在1978年撰文,认为美国宪法是“反人民的宪法”,其制定是“保守派对民主力量的反扑”。刘祚昌:《独立战争与美国人民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第48页。但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认为1787年宪法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并称之为“保守派的业绩”;它虽然体现了“保守派”的要求和主张,但同样包含了“大量的民主要素”,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第30、33——36页。在纪念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时,罗荣渠教授撰文,对美国宪法做了热情洋溢的褒扬,说它“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提供了第一份政治现代化的草图”。罗荣渠:《美洲史论》,第41页。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书籍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必须对已有的巨大业绩和成就给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它凝聚着一代代知识分子艰难跋涉的甘苦。在理解和尊重之外,还应对业已存在、潜在的问题加以认真反思、足够的关注。在我看来,目前较严重、较突出的问题至少有以下方面:

②高嵩:《丁则民教授学术成就和史学思想述评》,载梁茂信主编:《探究美国——纪念丁则民先生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408页。

2001年,有一篇文章虽然采用阶级范畴来看待美国宪法的性质,但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略有不同的说法:美国宪法虽然是“有产者”制定的,但它不仅有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有利于“一般群众的利益”。杜明才:《论美国宪法制定之政治动因》,《襄樊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第62页。

其一,重复翻译、重复出版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畅销书、文学经典名著、通俗小说、人物传记的翻译和出版方面。如布什当选总统后,《布什自传》一年之内就出版了9个译本。美国企业巨子艾科卡的自传单1986、1987年两年内即出了8个版本。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单纯冲着所谓的经济效益而突击翻译、争先恐后出版的,但往往因质量低劣、印制粗糙等原因而积压、滞销,实际上是极其严重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尽管如此,每当有类似的美国畅销书,因利益驱动,不少个人、出版社仍趋之若骛,不时在中国制造此伏彼起的热浪。

③关于美国史及美国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可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06页。

2004年,有一篇综合评述美国制宪史的文章,则完全脱离了原来那种阶级分析的路径,而从社会政治和宪政理念的演变着眼,来考察美国宪法的形成及其渊源。任东来:《美国宪法的形成:一个历史的考察》,《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12期。这种评价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变化,也表明中国学者力图超越各种限制,从学术的要求出发来认识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意义。

其二,译、校质量堪忧。这里先举几个突出的例子,如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费正清自传》中译本即有大量的严重误译,如把“地球村”译作“全球性的村庄”、把“喷气式飞机时代”译为“电气化时代”、把“美国中部”译作“中美洲”,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译为“民族主义的中国”等等。再如,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霍夫斯塔特的《改革时代》把1890's统统译作“1890年”(按:应译为19世纪80年代或1890年代)。又如,东方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美国妇女》把波伏瓦的名著《第二性》莫名其妙地译作“《第二性生活》”,求实出版社出版的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把亚眠条约搞成了“豆眼条约”,等等。至于地名、人名、专有名词翻译中存在的混乱和不统一现象,更是让人头痛。尽管商务印书馆等新闻出版机构已经编印了不少外国人名、地名译名词典或手册,如《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美国地名译名手册》等,但依然有人我行我素。考虑到汉字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异形或异意的情形,因而,如果不统一、规范译名,就往往给读书界乱上加乱,遗害无穷。翻译本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事业,像严复、傅雷等翻译家同时也都是道德文章堪可垂范的学问大师,可惜眼下的不少所谓译者把翻译当儿戏,甚而至于连自己也弄不懂或拿不准的东西也要“硬译”,以至错误连篇、硬伤不断;翻译绝对不是单纯靠抱一部词典、想搞就可以乱搞的“儿戏”,亦非某些人所误解的仅仅是“文字转轨”的简单工作。事实上,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不仅需要相当熟练的驾驭中外文字的基本功力,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修养和严谨求实的学风,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事像翻译这样的包含着再创造的艰苦劳动的学术工作。仍以《费正清自传》为例,费正清本人乃一兼通中西、开一代风气的学问大师,他的这部《自传》是一部取材宏富之作,若非对费正清的生平、学问以及中美关系变迁、美国中国学作过认真的梳理和研究,要想译出一部“传神”的《费正清自传》,恐怕是难乎其难、不可想像的。问题在于,在国内目前的现实条件下,除去个别的专门研究者,一般人往往读不到费正清《自传》的英文原版本,这样一来,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如何,就绝非是可等闲视之或“无所谓”的“小事”了。而如果一本靠不住的译本居然一版再版,其后遗症也就更令人不寒而栗了。道理很简单:认真的研究者固然应当重新检阅原著,可是,一般的读者呢?奈何?

④参见刘绪贻:《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序”第1页;杨生茂:《探径集》,第1页。

从总体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美国宪法的研究,大体上停留在一般性评论的层次上。论者比较关注推动制宪的一般性因素,比较集中地讨论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人在制宪中的作用和对宪法的态度。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1983年第5期;刘祚昌:《杰斐逊与美国宪法》,《山东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司美丽:《汉密尔顿对美国宪法的贡献》,《世界历史》,2000年第5期。关于制宪时期复杂的政治思想和利益诉求的分歧,则缺少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显然,简单化的阶级分析和浮泛的议论方式,限制了对美国宪法形成的复杂性及其真正意义的认识。改变这种研究方式,既是中国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也是学术性研究本身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制宪的具体过程和批准宪法的斗争,开始受到较多的关注。“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立场分歧和政治交锋,革命期间各州立宪运动与联邦宪法的关系,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思想特征,美国宪法与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联系,“权利法案”及其思想渊源,都成了研究的题材。侯学华:《1787年《联邦宪法》批准程序的辩论及其意义》,《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褚乐平:《《美国宪法》批准史探》,《美国研究》,2003年第1期;褚乐平:《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关于宪法批准问题的争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7期;李剑鸣:《美国革命时期马萨诸塞立宪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浙江学刊》,2006年第5期;任东来:《美国宪法的英国普通法传统》,《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杨树扬:《美国联邦宪法权利法案述论》,《惠州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赵夙岚:《关于美国‘权利法案’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1997年第4期。但这些研究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所利用的材料不够丰富和精良,某些文章的立论基本上追随美国学者,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美国某些论著中相关内容的转述。

其三,学术评论、研究严重滞后。这已成为制约美国书籍在中国传播的一大障碍性因素。一方面,书越出越多,另一方面,则放任自流。面对着一涨再涨的书潮书海,人们似乎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于是,真正的好书未必能够广而告之甚至胎死腹中,而一些不怎么样甚至是乌七八糟的书却大行其道。比如,我们翻译出版了数以千计的专著,除偶有个别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外,仅有的像样的学术性评论大概只能举出高鸿业教授的《评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高放教授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有的书出版后,虽出现了不少评论文章(如《东方专制主义》),但往往满足于扣帽子式的攻伐,缺乏应有的学术力度和识见,自欺欺人,适得其反。

经过几代研究人员的努力,在过去的30年里产生了一批数量颇为可观的论著。就论文而言,1979——1989年约有820余篇;1989——2000年约有1500余篇;2001年以来的数目尚无可靠统计,估计不会少于1000篇。①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美国史图书籍的数量,在1978——1988年间为17种,1989——2000年间为80余种,②2001年以来约有七八十种。③仅就数量而论,197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不可谓不大。

其四,随着中国1993年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一方面,包括图书出版在内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基本获致解决;另一方面,受此制约,中国此后翻译出版的美国书籍数量明显减少,其中尤以当代作家作品特别是当代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最甚。近年来,尽管有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购买了部分作家作品的中文版权,但就绝对数量来讲还相当之少;尽管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引进经济学著作方面已有良好的开端,但也可怜无几;尽管北京大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等相当成功地引进了某些美国热门畅销书,但即使再畅销,毕竟还是以显而易见的“经济效益”为取向;本来即难译、难出的学术著作,如今面临着更加难乎其难的局面。近年来,学术译著的出版数量和质量明显呈下降趋势就是一个最好的旁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方面,书店里到处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美国畅销书,而且几乎是应有尽有;另一方面,新的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相当稀缺。目前尚能苦撑、坚持出版学术译著的出版社大约只剩下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了。事实上,这也是社会转型期商业利益与学术文化积累的深刻矛盾的反映。因此,虽然近20年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美国书籍,而且就总体数量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在有形的商业利益和无形的市场操作的夹攻下,阳春白雪式的学术文化经典已受到显而易见的排挤和冷落,至少在可预见的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将不容过分乐观。这很可能也是近20年来美国书籍在中国从未遇到过的一个新的严峻态势。

但数量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是学术质量。长期担任《美国历史杂志》特约编辑的黄安年教授,多年来对中国美国史论著的情况进行跟踪观察和统计,他在1998年大陆发表的美国研究论文中,发现“极大部分属于普及性质的,真正有质量的文章并不算很多”,以致在向《美国历史杂志》推荐“高质量文章”时“选择余地显得不大”。④把这种观察推广到整个30年的美国史研究,也大体是中肯的。以讨论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的文章为例,1978——2008年间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的这类“论文”接近30篇,但所依据的材料大多来自于相同的几种中英文书籍,内容重复,持论泛泛,30年间看不出什么进步。笔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连续发表几篇关于西奥多·罗斯福与进步主义改革的文章,⑤在主题、材料、内容和论点等方面重复颇多,这样的“论文”数量也没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起步既晚,存在局限和欠缺也就不足为怪。其中有不少突出的问题值得关注。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长期存在极不合理的偏向。早期政治史是论著最为集中的领域。在1979——2007年发表的约460篇论文中,论述早期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思想等“传统”课题的文章,大约有110篇;以早期政治精英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为主题的文章有170篇左右;两者相加约为280篇,占这个时期论文总数的60%。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讨论经济史和早期奴隶制的文章只有20余篇,社会史、宗教史、文化史方面的论文同样寥寥可数,地方史研究则几乎是空白。可见,研究的领域分布很不均衡,选题的偏向十分严重。同样严重的问题是,在内容、材料和观点方面大体相同和相近的文章为数甚多,而真正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论著寥寥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选题的偏向呢?一方面,多数研究者可能怀有这样的看法:中国人对于美国早期史,首先需要了解的是重大的事件、基本的制度、核心的观念和杰出的人物;另一方面,也可能牵涉到研究资料的状况,因为涉及政治史课题的基本材料较多,而且在一般的书籍中也能找到相关的内容。

注释:

这并不是说,30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实际上,这期间美国史研究的领域大有拓展,课题不断扩充和更新,论著的整体质量逐步上升,其中有些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在整个80年代,政治史、外交史、劳工史和西部史是美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90年代初以来,经济史、城市史、现代化、法律史、文化史、宗教史和环境史等领域,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城市史研究,在这30年间从无到有,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水平较高的领域。环境史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经济史、法律史、宗教史等领域,都有待进一步发展。⑥在政治史和外交史这些传统的领域,也出现一些新的气象,如政治文化研究、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研究、文化外交研究,都萌生了良好的苗头。劳工史则在90年代初以来急剧衰落,多年来没有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前文提到,资料问题始终是制约早期史研究的基本因素。我们的早期史论著,绝大多数是以二手甚至三手材料为基础的,而且数量有限,通常没有包括相关专题的全部代表性著作。有的文章引用了一些原始材料,也不过是点缀性的。真正基于原始材料而进行的原创性著述,实在是为数寥寥。许多讨论宪法批准问题的文章,根本没有参考艾略特编的《各州批准宪法大会辩论集》、斯托林编的《反联邦主义者全集》和詹森等人编的《美国宪法批准的文献史》等资料集。在论文中大量引用教科书的情况相当常见;更有甚者,有些文章所引用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为数不多的几种中文通史性著作。还有一些文章,一方面对某些外国论著中的观点提出激烈批评,同时又大量转引其中的材料;或者把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论著中的材料不加区分地糅合在一起。这类情形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材料的匮乏所致,可能与有些研究人员不重视材料有关,可以说有“偷工减料”的嫌疑。

除美国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还收入了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英国、德国、俄国、荷兰、日本、瑞士、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波兰、日本、印度、波斯的名著。

正是由于30年间美国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对不同时期的论著不宜采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时段,从中找出能代表各时段研究水平的论著,或许可以比较准确地反映30年中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在通史的编纂方面,黄绍湘的《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生茂、陆镜生的《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是三个时段的代表作。在专题论文方面,第一个十年可以举出刘祚昌的《略论托马斯·杰弗逊的民主思想》(《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冯承柏的《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第二个十年有何顺果的《略论美国的立国精神》(《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满运龙《马萨诸塞政治体制的确立》(《历史研究》1992年第5期);最近十年有杨生茂的《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崔丕的《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在专著方面,1978——1988年间数量有限,仅可列举刘祚昌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刘绪贻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989——1998年间,可选的著作明显增加,其中影响较大者有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99年以来,高质量的专著更趋增多。王旭的《美国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王希的《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齐文颖主编的《美国史探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梁茂信的《美国人力培训与就业政策》(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金虎的《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和王立新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书,在出版后都得到了好评。

近年来,早期史研究的史料状况逐渐改善,利用基本史料进行研究的论著愈益多见,特别是一些博士论文,其材料基础相当扎实,有的甚至穷尽了本课题的基本史料。但在史料增多的同时,另外一些问题又逐渐显现出来了。首先是研究者缺乏足够的问题意识,不能通过对史料的研读而提出具有新意的问题,所论大多是老题目,或是经国内外学者反复探讨已是题无剩义的问题。有些论文根本没有中心问题,通篇只是叙述事件始末,或堆砌原始材料,而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和观点。其次是对史料的理解不够准确,运用不够贴切。早期史的材料在用词和语法方面均与当前英语有所区别,特别是许多名词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史料产生的语境具体而复杂,因而要准确理解这些材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在语言、知识和方法各个环节狠下功夫。另外,外文史料在引用时首先要将它译成畅达的中文,这对研究者理解原文的能力和中文表达的水平,也是一种过硬的检验。检视已发表的各种论著,可以看到不少误用和误译史料的情况。我本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一文中,粗心地将塞缪尔·亚当斯写给约翰·亚当斯的信误作约翰·亚当斯致塞缪尔·亚当斯的信,并对信中一段话的含义做了错误的诠释。见《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9、147页。

《廊桥遗梦》译者资中筠先生在《热潮退后话<廊桥>》一文感慨道:“我想如果这本小书有一定的魅力的话,就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手法通过金凯其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逆反心理和一种追求归真返璞的情怀。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但是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我还是不太明白。”(见《中华读书报》1997年7月16日7版)《南方周末》在为该报专版《“廊桥”内外谈爱情》读者调查所加的编者按说:“从小说到电影,《廊桥遗梦》在中国的风行已有一年了。尽管有很多人说小说写得如何差,电影拍得如何臭,但是小说的销量和电影的票房摆在那儿,只能让那些不服气的人气死。”(见《南方周末》1996年7月12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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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的利用方面,还有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欠缺,那就是未能充分掌握和利用第二手文献。随着JSTOR等数据库在许多学校的开通,检索和收集第二手文献的条件大为改善。在此之前,多数高校没有或很少订阅外文史学期刊,即使在美国史外文刊物较多的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有些刊物也颇不系统,卷、期不全的现象很常见。现在,研究者可以比较便捷地从多种数据库中查找自己所需要的论文。不过,另外一个困难还没有缓解,就是专著仍然不易获取。在美国,许多课题的相关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每年都有新书出版,而国内图书馆的藏书和购书都有限制,因此,要把相关专著收集齐全并不容易。另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者对于第二手文献的学术史价值向来不够重视,研究一个问题,通常不去全面检索和掌握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而仅仅依据随意获取的有限材料来判断研究状况。有些作者甚至根本不肯费力收集和阅读相关的第二手文献,写文章时用到研究性文献,也不过是为了摘引其中的材料。忽视第二手文献的利用,对于学术的进展产生了极大妨害。首先,没有确切地把握研究状况,也就不能为自己的课题找到一个明确的探索方向,难免发生重复和撞车,往往以陈说为创见;其次,割断了学术研究的继承与创新的联系,造成一种“平地起高楼”的假相,而实际上可能是给前人已有深入研究的问题增添误解和混乱;最后,由于没有以往研究成果的铺垫和支持,不能准确理解和充分发掘史料的意义,以至误读、误用甚至滥用史料。

这十大卷包括宪法行政法卷、商业贸易法海关法卷、财政法金融法卷、建设法农业法卷、交通法邮政法环境法卷、教育法知识产权法卷、卫生法福利法卷、外交法国防法卷、军事法卷、司法法刑法卷。

①1979——1989年的论文数量据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所列篇目统计;1989——2000的论文数量据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近年来中国的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另据“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的检索结果,2001——2005年的美国史论文达到600篇。

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已有的研究,清楚地梳理出学术史的脉络,原本是研究一个课题时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但是,在我们的不少早期史论文中,看不到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评述;常见的做法是,把自己文章所要涉及的内容,武断地判定为国内外研究中的欠缺。不少人喜欢用“缺乏深入研究”或“见木不见林”之类的词句,来对相关研究状况做大胆而笼统的评判;而支持这些断语的根据,往往不过是寥寥几种相关论著。实际上,美国史学界在早期史领域有着相当深厚的积累,几乎每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都有为数众多的专著和论文,如果不花费很大的心力去搜集和阅读这些文献,就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相关的学术脉络和研究状况。但肯下这种功夫的研究者,目前连“屈指可数”的程度都达不到。最近有一篇讨论“美国法律的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正面范例。作者对美国史学界关于殖民地时期社会经济性质的论述,以及与法律演变相关的研究,做了清晰的梳理和评论,再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论述。韩铁:《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史学月刊》,2007年第2期,第61——80页。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有一篇讨论“美国民主建立的基础”的文章,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西方学者们”对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从不深究,“即便涉及,也是轻描淡写”。邓峰、张鹏:《试论美国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础》,《黑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61页。言外之意是,本文乃是关于这些问题的首篇“深究”之作。可是,“西方学者”研究美国民主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够读完。而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研究美国民主的著作,却敢于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实在匪夷所思。研究一个问题,固然不可能将相关文献“一网打尽”,但总应该先了解基本情况再发表意见。关于美国民主的“渊源”和“基础”,“西方学者”难道真的“从未深究”吗?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和布赖斯的《美利坚共和国》,难道不是“深究”上述问题的专门论著吗?如此漫不经心地对待第二手文献,其“论文”能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免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董鼎山先生近20年来有关美国文坛介绍的文章已结集为《天下真小》、《书·人·事》、《西窗漫记》、《西边拾叶》、《美国作家与作品》、《纽约文化素描》等。冯亦代先生概括说:“这些书里的文章,极大部分是介绍美国文坛情况的,所以国内的友人和读者称他是‘美国文学大使’,是交流中美文化的人。这个美名他可以当之无愧,因为对于美国文学情况的介绍,他的确肩负起了这个责任,而且给国内美国文学的研究工作,是一莫大的帮助。他的这些介绍文章,不但告诉读者以美国文坛的情况,重要的是他还告诉读者美国文坛秘而不为人知道的内情,这些内情便不如外貌那样的辉煌了,而且他敢于说出批评的意见。”见《博览群书》,1997年4期,第28页。

②李剑鸣:《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8页;王晓德:《1989年以来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载胡国成主编:《透视美国》,第95页。

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同样很突出。现代史学的每一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理论的参与,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兴起,更是得益于相关理论的启迪和支持。但我们的研究者可以利用的本土理论资源严重不足,而以往经常利用的某些理论,又陷于教条化的境地。对于欧美的各种理论,我们需要下更大气力来对待,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取精用宏,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因为从选题取向、问题意识,到解读史料、提炼论点,都离不开理论的作用。我们过去经常批评外国学者“就事论事”,但实际上,我们的不少论著连“就事论事”的层次都达不到,通篇充斥着似是而非的议论。我们过去经常不加思考把美国早期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又有多少人认真钻研过中外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著述呢?真正的理论修养,同摆弄一些理论词句是有着天渊之别的。我们过去习惯于“定性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套用一些理论性的词句,而不是去深入钻研史料和探究史实,也缺乏必要的历史主义意识,忽略史事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纯然用后设的理论概念来评论过去的事件和人物,难免形成各式各样的独断论式的看法。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一度受到国内史学界的轻视,这种“以议论代替实证”的写作方式是难辞其咎的。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用经验性的研究彻底取代思辨性的议论。

据施咸荣先生在《近十年来美国文学在中国》一文中说:“像福克纳这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作品为什么迟到八十年代才开始翻译介绍到中国?这又与中国的国情有关。‘左’的余毒长期在我国文艺界存在,一些非现实主义的流派一向受到批判与排斥。例如美国黑色幽默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在1981年翻译出版后,曾被视为‘离径叛道’的坏书,一度被禁止再版。……中美建交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大量美国读物在我国的出版,都有助于在我国确立一种适应我国开放时期经济环境的新文化思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72——263页)。作家马原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说20世纪的作家最终只保留一份崇拜的话,我愿望把这个荣誉留给还在世的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他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我永远只有钦敬。我认定他在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只有科学领域中的爱因斯坦能与之相提并论。我对海勒的作品连一个字的胡说八道都不敢。”(见《中华读书报》,1996年4月17日3版)

③据黄安年《1990——1995年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成果及其国际比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介绍,1979——1989年大陆地区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70部,平均每年15部;1990——1995年大陆出版的美国史著作144部,平均每年24部。这两个数字与笔者的估算出入甚大,可能是选取的标准不同所致。本文所说的“美国史论著”是指中国学者写作的严格意义上的美国历史书籍和论文,而不是与美国相关的所有图书和论文。

总之,我们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但还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我们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早期史在美国历史中的地位,明确界定早期史研究在中国的美国史学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有深入研究欧洲文化、美洲土著文化和非洲文化三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如何在17、18世纪北美大陆这一特定的时空中接触和交汇,才能真正了解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渊源与发端,才能明了此后美国社会演变的走向和特征。17、18世纪也是北美移民社会向本土人社会转化的时期,是美国基本的制度和观念形成的时期,是“合众国”这个新国家的开端时期。我们大家都懂得,研究一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而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需要从它的开端时期着手。如果忽视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如何能够清楚而准确地把握美国历史的真实意义呢?只有切实加强对美国早期史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建立一种完整而成熟的美国史学。

施咸荣:《近十年来美国文学在中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第279页。

④黄安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以1998年发表的文章为个案分析对象》,《学术界》2000年第2期,第226页。

从具体的层面来说,我们同样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要加强专业研究人员的培养。目前国内高校的美国史博士点,只有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有博士生以早期史论文申请博士学位。但这些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毕业以后,受工作市场的制约,大多没有继续从事早期史方面的研究。一个研究领域要取得发展,必须投入较多的人力。我们需要利用美国和国内在早期史史料整理和开放方面的优越条件,激发更多研究人员对早期史的兴趣,投入精力来潜心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我们要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向中国史学传统学习,从史料学、史源学和考证学当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技能;同时还要取法于欧美史学,了解前沿研究进展,借鉴可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实证研究意识,要“上穷碧落下黄泉”,不遗余力地收集和占有材料,包括相关的研究文献和史料,一定要在把课题所涉及的相关知识弄清楚的前提下,借助经过考辨和梳理的史料来进行实证性研究。这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推进资料建设,综合利用纸质文献和数字化文献,以期在尽可能详赡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研究水平。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第286页。

⑤《二十世纪初美国联邦政府的社会改革》,《南开史学》1988年第l期;《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论西奥多·罗斯福当政时期的国内政策》,载《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评西奥多·罗斯福》,载张友伦等主编:《日美问题论丛》,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美国早期史确实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值得研究的课题真是指不胜屈。目前,关于早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具体研究,几乎处于生荒状态,如果有人肯下功夫搜集材料,苦心钻研,必能取得引人注目的成绩。即使在相对比较“繁荣”的早期政治史研究中,有待探讨的问题也是俯拾即是。关于早期的精英人物,虽然相关论文甚多,但相对集中于某几个人。我们目前还没有任何关于约翰•科顿、威廉•佩恩、罗杰•威廉斯、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材料丰富、立论新颖的传记。关于另外一些重要的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埃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亨利·诺克斯、约翰·汉科克,以及独立战争时期英美双方众多的将领,连介绍性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就重大事件的研究而言,我们正在期待一部有分量的美国革命史,一部美国立宪史,以及一部联邦政府成立史。关于早期政治思想,我们还有许多观念和思想的源流没有弄清楚。在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对于早期选举制度、联邦国会和最高法院的早期运作、邦联时期和联邦初期的各州政治,几乎无人涉猎。此外,我们不能总是把目光固定在精英人物身上,还需要细致观察普通民众、边缘群体和少数族裔在早期历史中的经历,把他们的想法、行为和日常生活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不再把有限的人力和资源用于讨论那些空泛的大问题,每个研究者都像刘祚昌教授那样,穷数十年的心力来研究一个人物或一个具体问题,集众人之力,积数年之功,我们的早期史研究就会产生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成果,这个领域也就会逐渐变得成熟起来。

参见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7年第2次印刷);金灿荣:《中国人的美国观》,《国际经济评论》,1997年9-10期。

⑥韩铁教授近年来发表的法律史和经济史论著,提升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水平。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HarryHarding:AFragileRelationship:TheUnitedStatesandChinasince1972,TheBrookingsInstitution,1992,p.352.

二问题来源与意义指向

黄安年教授指出:“只要细加注意,不难发现,在著译作中特别是同类专题中人名、地名和专名译名五花八门,多数著译作又不附加译名对照表,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以艾柯卡为例,有艾科卡、雅科卡、亚科卡、艾科嘉、艾阿科卡、艾柯卡、艾阿卡7个不同译名。看来有必要像规划汉字简化那样有步骤地实现译名规划化,特别是把好公开出版关。”见黄安年著:《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页。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初十余年里,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问题意识,主要产生于对中国现实和美国现状的关切与思考。这种透过现实来介入历史的研究路径,一度被当做美国史研究的正途。在1978年以后,研究人员最初大多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以政治意义来界定学术价值。当时美国史研究中最为迫切的需要,并不是如何在理论、材料、方法和观点的层面来实现突破,以取得原创性的成果(以当时的研究条件而论,似乎也不可能关注这类问题),而是要转变对美国历史的基本态度,即承认美国有“自己立国的特长”,承认美国历史并非都是黑暗面,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去进行研究”。①这一方面反映了此前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损害是如何之深重,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此后美国史研究的困难是如何之艰巨。

陈乐民先生在《难哉译事》(《读书》1991年2期)一文中感慨道:“翻译学术著作,就更需懂些双方的学问,这不是任何高明的字典所能解决的。翻译学术著作,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研究,因为首先需要这门学问的专家。”另一位既搞翻译、又搞研究的学者的体验是:“学术著作的翻译不是一件易事。除了中外文的水平之外,对原著的学术背景、学术思维和术语的理解与把握,也至关重要。……通常人们说,翻译是研究的基础。如果指译文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话,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对于翻译者,则应反过来说,研究是翻译的基础。否则只会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个不可靠的基础。认真的研究者不得不重新检阅原著。”(见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前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如果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来看待美国历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20世纪初以来美国社会的变动趋势,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论述和结论并不吻合;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某些观点,无法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这一反差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困惑,也激发了讨论的愿望。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旗帜下,这方面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热点。刘绪贻教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写道:“我们的理论界与学术界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帝国主义正迅速走向没落,即使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但是,历史发展的事实似乎比这个简单的结论复杂得多。”面对这一“严肃的挑战”,他认为一方面应当相信“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来发展这些原理,而不能受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个别论点”的束缚。也就是说,要把“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区别开来,在采用经典作家的概念体系的前提下,对具体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表述,从而“寻绎出某些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帮助“解答为什么帝国主义到今天还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什么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还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等等问题”。②讨论这类问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论述美国历史,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历史的真实面目”。③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氛围中,讨论这些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因而需要“有点勇气”,“不能计较个人得失”。④

杨玉圣《图书馆》1997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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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罗荣渠:《美洲史论》,第17、21页。

②④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③刘绪贻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其他各卷的“著者说明”中都有同样的词句。

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期间,国内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批判式的表述,对具体问题则以特定的政治标准进行评判,形成了许多带有极左色彩的观点。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大气候中,这些问题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有许多“翻案文章”要做。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就是其中一个很受重视的问题。当时关注的重点不是如何追踪美国史学界对罗斯福新政的前沿研究,也不是讨论新政所牵涉的具体历史问题,而是从政治的角度对新政重新定性。这很鲜明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美国史研究的特点:问题意识不是产生于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所牵涉的现实政治。以往对新政大体是否定的,或至少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于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史研究中,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罗斯福新政的热潮。①类似的“拨乱反正”工作,直到上个世纪末期还没有结束。一位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学者认为,“我国学术界过去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虽然承认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史上的贡献,但又指责他“革命不彻底”,其思想“与黑人解放暴力革命的方向相左”,这种出自“极左思维”的论点亟待纠正。②

如果说“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出的要求,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历史问题,那么探索美国迅速发展的经验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则是一种更为实际的现实需要。在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中国面临一个尽快发展的问题,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一度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思考的热点,有关论著纷纷面世。③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开始进入研究的视野。1993年8月在山东威海举行了第一次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其主题是“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据会议论文集的“编者说明”称,“有所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乃是编选这部论文集的“更为远大的目标”,因为美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作为“‘攻’中国现代化之‘玉’的‘他山之石’”。④在此前后还产生了一批关于美国现代化的专题研究成果。⑤在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又出现了关注美国西部史和“中美西部开发比较研究”的兴趣,仅2000年一年,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就有近40篇之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也给美国史研究者带来了很多的启发,在美国农业史、西部史和工人运动史等领域尤其如此。列宁提出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命题,不仅为中国学者讨论美国西部史、农业史和土地制度史提供了解释框架,而且还是选题的直接来源。一部研究美国农业发展史的著作提出,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的论述,是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乃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历程,其最终的结果是“宗法式的小农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⑥一位研究西部土地制度的学者提出,列宁的理论虽然在总体上“至今仍具有科学性”,但他的某些概括“与美国历史的实际进程仍有一定距离”,研究者不能拘泥于“原有的结论”,而应“进一步阐明并丰富‘美国式道路’的深刻内涵”。他在“美国式道路”的框架内,对西部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及其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普遍意义,进行了富于理论性的探讨。⑦一部论述美国西部开发史的著作,其主旨在于“着重阐述这样一条原理:农民愈自由,受农奴制残余的压迫愈少,他们的土地整个来说就愈有保障,而农民的分化就愈厉害,农场企业主阶级的形成就愈迅速,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也就愈快”。⑧这显然是对“美国式道路”的另一种表述。另外,在美国工运史的写作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影响更为直接,引用经典作家言论的频率也高出其他课题的著作。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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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情况参见杨生茂、杜耀光:《中国美国史研究四十年(1949——1989)》,杨生茂:《探径集》,第113——114页;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62——163页。

②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③具体情况参见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7——158页。

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⑤洪朝辉:《社会经济变迁的主题:美国现代化进程新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张少华:《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⑥张友伦:《美国农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10页。

⑦黄仁伟:《美国西部土地关系的演进——兼论“美国式道路”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⑧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⑨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友伦:《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还受到了美国史学界相关研究的启发,带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意图。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积累单薄,因而没有人涉及的领域和课题比比皆是。所谓“研究空白”,通常是参照国内的研究状况来界定的:任何一个问题,不论美国史学界已有多少研究成果,只要中国学者没有涉猎,或者美国学者的观点和价值取向不合中国的需要,就被作为“空白”对待。刘祚昌教授谈到,他“决心写杰斐逊传的首要原因”在于,杰斐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而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杰斐逊传记”。①张友伦教授也说,他在1978年以后之所以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除了这一领域与他以往从事的国际共运史存在联系外,同时还感到,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史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领域,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完全没有人研究美国工人史,就是很不正常的。②吴金平教授选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主要是考虑到国内史学界对此“尚缺乏专门研究和论述”,“这与道格拉斯在美国黑人历史上的地位显然不相称”。③

近期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在选择研究课题时,比较注重这一问题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以及问题与史料的关联程度,而主要不是透过“中国的需要”或“美国的现状”来确定研究的必要性。王晓德教授谈到,他之所以研究美国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研究国际关系和各国外交的发展变化,视角往往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上……可是我们较少研究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往往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④。也就是说,文化与外交的关系,本身就是历史中一个值得关注而又未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作者选取这样的课题,首先是缘于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史的把握,而不是受到当前美国外交动向的启发。较近的一本讨论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的专著,没有用“美国式道路”这样的宏观理论来组织解释框架,而侧重土地问题本身在美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性。⑤有的学者在谈到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动机时,只是简略地交代说,国内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多”,而他本人一直对此有浓厚的“学术兴趣”。⑥在“现实需要”之外补充“学术兴趣”,这似乎意味着一种“纯学术”意识的觉醒。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史研究者忘记了现实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现实关怀。实际上,过去30年里,无论在领域、课题和路径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现实需要”和“现实关怀”始终是影响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因素。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史?“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社会的需要。”⑦我们的研究人员在界定“社会的需要”时,可能会参照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人民日报》的社论或有关部门的指示,但更多地是基于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和判断。这种理解和判断往往来自于研究者的“现实关怀”。就美国史研究而言,“现实关怀”通常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所构成:一是通过对美国历史某些问题的研究,为理解和处理当前中国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二是通过对美国过去的了解以更准确地了解今天的美国,从而有助于开展与美国的交往,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

杨生茂教授在1989年观察到:“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论文的)选题的现实感逐渐增强。”⑧这种现象不独限于某次学术会议,许多研究人员在界定选题的价值和意义时,首先考虑的都是现实的维度。刘绪贻教授在谈到编纂六卷本《美国通史》的背景时写道:1979年参与编写计划讨论的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以至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⑨。这种阐述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的思路,同样见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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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祚昌:《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②张友伦:《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③吴金平:《自由之路:弗·道格拉斯与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第6页。

④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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