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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日本抢走了多少东西,南京大屠杀解

2019-11-03 01:52

图片 1南京大屠杀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解剖中国妇女 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是残酷暴行之一,在这场屠杀事件中给妇女带来了重大创伤,凡是被日军发现的妇女全部逃脱不过被奸淫蹂躏后再被虐杀的命运,但是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行为还是发生了很多。当时日军接到的上级命令是令他们对待妇女奸淫后或是给予金钱或是直接杀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端,然而日军残酷无比通常都是奸淫后再进行虐杀。南京大屠杀中解剖女人的行为更像是他们在取乐。 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事情大多是发生在孕妇身上,日军进行强奸或者轮奸之后,对着孕妇高高隆起的肚子先是用刺刀割破,之后再将女子的子宫解剖开,用刺刀将孕妇腹中的胎儿高高挑起,有的时候孕妇这时候还没有死亡,让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解剖,看着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而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行为也有的发生在普通妇女身上,日军会直接用刺刀刺破她们的肚子,将肚子内的肠脏等器官全部挑出。 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调查 “南京市第一区境内人民遭受敌人屠杀及因敌人暴行死伤调查表”是当时有关机构进行调查统计所使用的表格之一 “未来之国史,必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天下及后世。”1938年,力主对日军罪行展开调查的先见之士黄炎培如此表示。诚如其言。在南京,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后不久,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罪行调查,立即在南京全城展开。国民政府成立的专门调查机构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到1946年2月,统计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以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近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夏蓓独家向扬子晚报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且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 档案原件 两份保存完好的日军罪行调查档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时,伍长德是南京城的一名警察,37岁,江苏邳县人。15日,他躲在了司法院的难民收容所,心神不定,希望能躲过此劫,但最终他没逃过厄运。 扬子晚报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看见了一份“敌人罪行调查表”,该表的“被害人”一栏便写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档案显示,罪行人是1937年12月13日初即进入南京的日军中岛部队,具体的“罪行人”是这支部队的“官兵三十余”。 档案记述了日军屠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的详情:“因该部队进城第二天在司法院查出着制服民警一百余名,改装者三百余名,军民合并一千余人,总共二千余名。于是日下午一时许,该日军将一概人等排四路纵队,用机枪十二架及步枪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开用绳捆绕圈住,赶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其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扬子晚报记者看见,这份调查表的调查者是:陈永清,其身份是“首都警察厅督察处稽查”;调查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 如果说伍长德的警察身份是日军加害其的“理由”的话,那么南京城破时,日军对文弱的学生,是否会稍加区分对待呢?南京市档案馆提供了一份家住“南京周必由巷十六号”的徐静森的被害档案。 1945年12月5日,调查人员陈光敬找到了徐静森的父母,徐父告知,当时“首都告急”,他和还在念书的徐静森躲进了位于南京鼓楼五条巷四号的难民区。没想到,1937年12月16日上午,突然来了四名戴“中岛”字样臂章的日本兵。顷刻间,包括徐静森在内的十多名青年被赶到室外,后被押到大方巷一广场上。 “时至黄昏,仅该广场一处之地,计有青年数万之众。敌除在此青年中择其衣履不周者约数百人以机枪惨杀于附近池塘外,其余悉为掳带而去,至此迄无音讯。” 后来,一位逃回的青年告知,原来那天当晚,日军将这群南京的青年人押到了煤炭港,“用绳绑起即以机枪惨杀后,推入扬子江中”。 谁在调查 多个敌罪调查机构展开日军罪行统计 南京市档案馆的夏蓓近年来一直在从事南京大屠杀敌罪调查研究。她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调查和惩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争罪行,惩办战犯的诉求,早在战争期间就被提出,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展了一些零星调查。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力主调查日军罪行者是黄炎培。1938年10月15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参政员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了“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抗战已及16个月,公私损失,不可以计数。到战争结束时,一、必须向敌方提出赔偿问题;二、未来之国史,必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天下及后世,凡此皆须有正确之数字为根据。也应该将战时损失调查与统计完整,以正确的数字为根据。”黄炎培等提出上述建议。 最终,1943年6月,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筹设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迁都南京,行政院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亦随迁南京办公,各项日军罪行调查工作,得到了更为迅速及更大规模的开展。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罪行调查,是该委员会迁址南京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蓓说。 抗战胜利后,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日军罪行的调查,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的调查随即全面、系统地展开。 夏蓓说:“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如: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并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主要工作职能是开展日军罪行的调查,主要有调查谋杀、屠杀及有组织、有计划之恐怖行为的罪行;调查强奸妇女或强迫妇女为娼的罪行;调查强迫占领地区民众服兵役的罪行;调查抢劫罪行;调查施行集体惩罚之行为的罪行;调查滥炸不设防城市或非军事目标的罪行等。 因此,被日军杀害在汉中门外的警察伍长德、学生徐静森等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很快被调查人员记录在档。 调查成果 记录下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29万余种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南京市最早成立的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据夏蓓介绍,该机构历经千辛万苦,到1946年2月,共获得500余份资料。夏蓓介绍,这500余份资料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以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检察官陈光虞在该机构的调查报告中称:“敌人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综计所获材料,被杀害人之确数达30余万……实人类史上空前未有之惨剧。”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具体调查统计结果分为五个部分。”夏蓓说。 “关于屠杀的调查:在南京沦陷时,雨花台区有军民二三万不及退却,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深没胫。八卦洲争相渡江的军民,悉被扫射,尸体蔽江,水为之赤……” “关于伤害的调查:敌宪兵队任意诬陷人民为中国兵,被捕而去,以绳索或钢丝捆起,悬之空中,不使着地。尤禁止受伤者不得呻吟,倘有一人犯戒,必全体悉被毒打……” “关于奸淫的调查:一般青年妇女以至六七十岁之高龄老妇,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强奸者,有轮奸者,有拒奸至死者,有令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为笑乐者,种种情况,惨不忍睹……” “关于劫夺的调查:城中商店住户,所有衣物器皿珍宝,任意搜刮,所劫财物,悉被搬运一空……” “关于其他的调查: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虏之同志,引至医药试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 “总之日军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夏蓓介绍。

图片 2王建 作为高丽王朝的建立者王建绝非庸才,他借着复兴高句丽的旗号举义,并在地方豪强的支持下吞并新罗、后百济,最终建立起朝鲜半岛首个统一政权。但打江山容易,守江山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面对国内外尚未稳定的局势,王建是如何处理国内豪族和北部边境问题的呢?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地方势力纷纷兴起,原本统一的朝鲜半岛再度一分为三,历史上称为后三国时代,最后由王氏高丽重新统一半岛。为什么强盛一时的新罗会衰落瓦解,为什么朝鲜半岛的统一会由王建来完成?这一切都要从新罗末年的混乱局面说起。 新罗在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借助唐朝的力量完成了半岛的统一,此后新罗历代国王均接受唐的册封,以确认其权威与地位。新罗采用唐的年号和服制,派王子或王室成员入唐担任唐帝的宿卫以此来表明对唐的忠诚。每年新罗都要向唐派遣贺正使,并积极向唐派遣留学生,引进唐朝先进的制度和生产技术。总之新罗与唐的亲密关系是其维护国内统治的不可或却的手段。 但是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首先是在朝廷内的争权夺利:809年王叔金彦升举兵杀哀庄王自立为王(史称“宪德王”)。836年,兴德王没,没有留下子嗣。王的从弟金均贞及外甥金悌隆争夺王位,结果均贞被杀,金悌隆即位,以金均贞之子祐征为首的均贞派亡命于时任清海镇大使的弓福处。838年,僖康王的上大等金明与侍中利弘举兵,金明杀僖康王自立。。同年 12月,流亡的祐征借弓福(此公乃韩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张保皋)之力于清海镇起兵直逼王都金州,翌年闰正月杀闵哀王自立。。如此种种,新罗朝廷的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到九世纪末。在中央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之际,地方人民的反抗此起彼伏。816年新罗大荒,一百七十人渡海到大陆浙江企食;另有三百余人到日本请求“归化”。而广大的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好起义。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草寇”、“群盗”四起,农民暴动,国家动荡为地方实力派的崛起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利斗争中的各个集团又纷纷借助各地方实力派的力量来加强本方的实力。“弓福之乱”就是地方实力人物企图争得外戚地位而干预国政的最具代性的事件。 弓福又名弓巴,汉名张保皋。年轻时曾渡海到唐朝投军,在徐州为武宁军小将。据杜牧《张保皋、郑年传》记载:“张保皋、郑年者,自其国来徐州,为军中小将。保皋年三十,郑年少十岁,兄呼保皋,俱善斗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文苑英华》卷795)当时,唐朝的登莱沿海奴婢买卖中有大量的新罗人被卖为奴。弓福在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从唐朝离职回国,上谒新罗哀庄王曰:“遍中国以新罗人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要求镇守清海,以便阻止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于是哀庄王任命弓福为清海镇大使,率领万余人的军队在此布防。从此,贩卖新罗人口的活动在弓福的打击和唐政府的多次禁令下销声匿迹了。弓福还通过从事与日本和唐朝的海上贸易大发其财,仗着自己兵强马壮、财政富裕逐渐起了干涉朝政的野心。如前所述他曾帮助神武王登基,后来他有企图立自己的女儿为文圣王妃,从而获得外戚地位。原本文圣王已有纳保皋之女为妃的打算,有朝臣谏言道:“夫妇之道,人之大伦也。……今弓福,海岛人也,其女岂可配王室?”。原来那些大臣们瞧不起保皋的卑微出身,文圣王看到众人反对便打消了迎娶保皋之女的念头。保皋一怒之下于846年起兵作乱,文圣王虽然想出兵讨伐,但是有畏惧保皋的武力,因而踌躇不前。此时武州有一个名叫阎长的壮士自告奋勇道:“朝廷幸听臣,臣不烦一卒,持空拳斩弓福以献。”阎长假装投靠张保皋,保皋向来喜欢武勇之人所以对其毫无猜疑,引以为上宾。一次饮宴,阎长趁保皋酒醉,拔剑斩之。新罗王室终于避免了一场刀兵之祸,文圣王为了免除后患于851年将清海镇废镇。清海镇的张保皋旧部被调到了远离庆州的碧骨县,在那里他们很难再起兵造反了。“弓福之乱”这一事件证明了:尽管以张保皋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势力具有相当的力量,但是还不足与庆州的新罗朝廷分庭抗礼。那些身居高位的权贵虽然彼此之间争斗不已,但是一旦有人要触及维系他们地位的基石的骨品制度时,他们依然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岛民出身的张保皋试图打破庆州贵族独揽朝政的企图最终失败了,但是新罗的中央政权已经彻底衰朽,它再也无法阻止地方势力的蓬勃发展了。 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太平之后,新罗政权在事实上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在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然而,甄萱并不满足将军的头衔,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后又据完山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905年迁都铁圆,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一般来说官修的《高丽史》是最具权威的史书,但是其中也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920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鏐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 后百济。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弒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十一月甲午,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是具有近卫军地位的直接由国王掌握的武装力量。从高丽王朝中央政府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原帝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长期担任村长的土著。他们原本只是掌管新罗农村的基层官员,但是有势力的村长们把周围的土地和人民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那么,促使王建北进的原因何在呢?这里,我就不能不谈一谈十世纪前半业东北亚的国际形势。 十世纪的东北亚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震荡,907年,大唐帝国的历史在军阀朱温的手中终结了。此后的数十年中,自隋、唐以来的统一的中国又陷入了四分五裂的“五代十国”时期。唐帝国的灭亡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东北亚周边国家与民族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的北方,游牧民族契丹崛起直接导致了渤海国的灭亡;在朝鲜半岛,则有新罗的衰亡、后三国之间的战乱和高丽的重新统一;日本则在吸收中华文化三个实际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国风文化”,然而它也因此失去了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关上了自己的国门。唐的衰亡,使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涯诸国的关系势必有一个调整与重组的过程。新兴的高丽王朝要如何面对复杂多边的国际形势,这对王建来说无疑是一个大问题。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渤海人数万来投”。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家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清泰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

图片 3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全境沦陷,东北人民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14年之久,为中国抗日战争书写鲜血与记忆的篇章。 九一八事变日本抢走了多少东西?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东北军不战将老家沈阳和吉林、长春等城市丢失,以后经过近1年的反复,终于将整个东北丢失,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军损失惨重。在东北的15.5万正规军和非正规军,除辽宁的4万多和吉林的数千军队撤回关内外,大部分或投敌或被鬼子歼灭。丢掉了大批武器装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沈阳城就丢掉了各种步枪10万余支,各种机枪2800余挺,手枪2600余支,各种炮600余门,各种迫击炮2500余门,各种子弹1.8亿余发,各种炮弹50余万发,飞机265架,坦克12辆。更重要的是其老家---东北三省丢失,失去了其财源,其规模巨大的东三省兵工厂也一并沦陷,使东北军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才是对东北军来说是最致命的。 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网友以东北军丢失大量武器来谴责东北军资敌,这个说法虽然不错,但很不全面。因为东北军的主要武器储备就在沈阳,沈阳被敌人袭取,当然损失严重。但其事实上丢失的武器也很大一部分并不像纸面上那么严重。其原因是,这些武器包括很多是陈旧的库存武器,有些还能追溯到清末。 事实上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最大的损失是丢掉了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东三省兵工厂和规模也很不小的辽宁迫击炮厂,因为丢掉的武器最多可以说是鸡蛋,而兵工厂是生蛋的母鸡,如步枪,该厂每月最多可以生产4000支,轻机枪最高产量可以达到每月40挺,重机枪每月可生产100挺,子弹每月可以生产1500万发,每年可以生产各类大炮200余门,而且其枪钢可以自己生产,炮钢正在试制。丢掉这些武器虽然可惜,但如果有这个兵工厂,一两年就可以生产出比这些武器更好的东西,所以丢掉东三省兵工厂才是最致命的。 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沈阳丢掉的武器主要是在那东三省兵工厂和辽宁迫击炮厂的仓库中的库存,其他损失就很少了,具体大约是独立第7旅损失了不到2000支步枪,还有十几门迫击炮,几十挺机枪。空军丢掉265架飞机,东大营丢掉几百只枪支和部分教学用的炮,大帅府丢掉的那一个营的武器及其他零星的损失。 具体在库房中失去的步枪(另外在城内部队和机关中失去约2000多支)主要有: 1.13式79步枪72679支 2.79单筒步枪9932支 3.79短筒新式步枪7932支 4.79长筒新式步枪1568支 5.来福枪1150支 6.38式步枪2500支 7.68毛瑟步枪284支 8.79套筒枪196支 9.30年式马枪197支 10.79曼利夏步枪146支 11.10响毛瑟步枪144支 12.单响毛瑟步枪67支 13.斯边谢尔马枪323支 14.20式步枪900支 15.38式马枪45支 16.79捷克式马枪450支 17.79毛瑟马枪200支 18.洋抬枪 7支 这些枪支种类芜杂,口径各异,新式步枪不过8.5万余支,而且主要口径为7.9毫米。这些新的步枪可以满足约17个东北军国防旅的装备需要。 在库房中丢失的机枪(其他地方丢掉不足100挺)主要有: 1.79捷克式轻机枪2000挺 2.17式轻机枪153挺 3.伯尔格罗式机枪412挺 4.13式65轻机枪48挺 5.骑兵机关枪55挺 6.大沽造马克沁机枪14挺 这些枪支主要以轻机枪为主,口径也以7.9毫米为主,这些机枪可以满足约5个东北军国防旅的轻重机枪装备需要。 在库房中丢失的各种(其他地方丢掉不足20门)主要有: 1.14式37平射炮189门 2.14式77野炮147门 3.38式75野炮55门 4.13式75野炮13门 5.31年式70毫米速射炮21门 6.光绪29年造75毫米野炮15门 7.沪造75毫米75毫米山炮38门 8.31式75速射炮12门 9.俄式75山炮31门 10.俄式77野炮13门 11.克虏伯75野炮11门 12.意大利造野炮17门 13.格鲁森57毫米山炮15门 14.湖北造57毫米山炮17门 15.金陵造37毫米山炮8门 16.100毫米克虏伯加农炮2门 这些炮情况更是复杂,很多是淘汰的旧炮,口径也很复杂,其平射炮可以满足15个东北军国防旅的平射炮装备需要。而按东北军一个炮兵团装备36门山野炮计算,其新式大炮可以装备6个炮兵团。杂炮可以装备一些辅助部队。 迫击炮主要是在辽宁迫击炮厂丢失,主要口径为82毫米和150毫米两种还有将掷弹筒当时也称为小炮,按东北军每国防旅,装备18门82迫击炮,6门150毫米迫击炮,约440具掷弹筒。其丢失的武器也是约装备5个国防旅的规模。 其丢失的各式子弹约1.8亿发,各种炮弹50万发,按国军的弹药基数计算: 1. 步枪弹,1日60发,1月300发 2.轻机枪弹,1日1000发,1月5000发 3.重机枪弹,1日2000发,1月10000发 4.高射机枪弹,1日2000发,1月20000发 5.轻高射炮弹,1日200发,1月2000发, 6.中高射炮弹,1日200发,1月2000发 7.步兵炮弹,1日60发,1月300发 8.战车炮弹,1日60发,1月300发 9.野山炮弹,1日60发,1月300发 这些子弹够整个东北军(按28.5万计算,按13万步枪,8000挺轻机枪,1000挺重机枪,200门平射炮,350门大炮)作战2个月,炮弹够整个东北军作战3个月有余。另外,在九一八事变鬼子还在沈阳城缴获东北军各类飞机265架,当然这些飞机大多是老旧不堪的过时货,能飞起来的不超过50架(还有一部分是专机和教练机),还有12辆轻型坦克,考虑到这都是一战以后各国向中国倾销的过时货,这些其实实际战斗力极其有限。 不过这些数字确实不少,但问题是鬼子缴获回去用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鬼子的军事体系与中国不一样。鬼子的单兵武器虽然有些并不比东北军这些武器先进,但现代战争打得是体系,是一个整体的国力,单个武器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所以鬼子虽然缴获了这么多好东西,但他能使用的并不多。如鬼子的子弹大多数是65毫米口径的,而缴获东北军步枪和轻重机枪口径大部分是79毫米口径,鬼子的子弹不能用(只有极少部分是6.5毫米口径),缴获的炮因为有一部分,如14式37平射炮,38式75野炮,13式75野炮是仿制日本的武器,可以勉强拿来使用。但威力最大的147门14式77野炮是仿制奥地利的,和鬼子的体系一点都不合拍,而为了这些武器,单独开个生产线很不划算(鬼子把东三省兵工厂马上改造转产了鬼子的制式武器)。至于那些飞机、坦克,鬼子就拿来使用,用废了拉倒,如这些武器一般都在东北战场对付马占山等东北军和义勇军时曾经出现,但时间不长就因为各类原因报废并退出战场。 日本如何洗白九一八事变 创办之初,《盛京时报》姿态是“中立”,随着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原来主要以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评论性报道为主的版块,开始对中日关系及中国的政治问题进行关注。对于“九一八”事变本身,《盛京时报》最初虽也以中立的态度来报道其经过及原因,但在字里行间及具体技术手段的运用上,则显现出其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而随着该报逐渐加大对国民政府的丑化和批评,以及对国际舆论的片面性宣传,其从舆论上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面目彻底暴露出来。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盛京时报》于9月20日连续报道事变的爆发及经过,是最早报道该事件的中文报纸之一。由于《盛京时报》身处事变发生地,其报道因此被日本赋予了权威、详实的色彩。首先,报纸以重大新闻事件的处理方式,以引题、主题和副题三合一的形式概要明确报道事变爆发的原因和经过:"北大营兵炸毁南满路 寻致南满各地成战场 彻夜而闻炮枪轰轰隆隆";进而在消息的具体内容中以超常规的字号和加黑的字体报道事变发生的经过:"十八日晚间,北大营一部分官兵炸毁柳条沟附近之南满铁路,因而引起中日两军之大冲突。卒之省会四郊遽成战场,炮声枪音轰轰隆隆,直至十九日,午后三时犹在严重交战状态中。"接着以"炸路之华兵曾被击退一次"为题进一步描述事变的过程:"十八日满铁南行第十四次列车通过后,于午后十一时许,在北大营西方,突有中国正规兵,依将校指挥之下,爆炸南满铁路,一齐开枪攻击,该守备军对之立即开枪应战使华军遁走于北方。" 在该报道中,以大字的方式突出"炸路华兵"四个字,并强调此次事件是在"将校指挥"下"中国正规军"所为。以此表明事变的发生是由于中国正规军在挑衅,也由此表明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自卫反击。随后,该报称:华军大举"逆袭","被日军击退尾追"后直冲北大营。换言之,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日军只是在抵抗中国军队的"逆袭"中,才冲进北大营,是被迫的行为。 为进一步证明日军行动的"自卫"性,《盛京时报》在报道事变发生及其经过的同时,发布《日军司令官莅沈出示安民》和《市民对于战事以为日军演习》两篇消息进行佐证。前者告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接到冲突警报后立即乘特别列车赶往沈阳,于19日12时到达,并在东洋拓殖会社设立司令部,旋即发出"安民布告",宣布日军负责治安以对良民"格外保护",对"故意讹传谣言反对治安者"要严加惩罚,"决不宽待"。后者则报道说,沈阳市民对枪炮声习以为常,因此对事变一无所知,以为是夜间演习而安然入梦,天明直立街头观日军进城"如看热闹","而日军亦纪律严肃,对于市民秋毫无犯",是以社会"秩序井然",掩盖日军在事变中屠杀中国军民的事实。两篇报道意在反映事变发生后日本关东军和当地民众的反应,以及沈阳城社会秩序的良好和安定,意在证明日本的军事行动是出于"自卫",为日本占领沈阳提供合理依据。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日军在占领沈阳后立即通过所谓的"治安"对该地实施严格控制和严酷统治,同时也使人充分感受到了报道者对日军的赞扬。 在对事变的经过进行描述后,9月22日,《盛京时报》详细刊登出《日本侧决定奉天案方针》,宣称:"本事件之真相,虽未判明,但日军军事行动,为自卫权之发动,必为国际法上当然容许之处置。"到9月26日,《盛京时报》刊登日本政府发表的满洲案真相声明。这份由始作俑者公布的真相,其中心意思只有两条:一是宣称"自卫"。在声明中称:日本政府"平素以增进中日两国亲善举共存共荣之实在为一定方针,苦心努力",但"在与日本有最密切利害关系之满蒙地方,最近频发不快事件",而"中国军队一部,破坏南满铁道线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以致发生冲突",日本军队"认为有防患于未然,芟除危险原因之必要,为达成此项目的,开始迅速行动,对于附近驻屯之中国军队,解除武装,关于维持地方治安"。虽然在奉天城内及吉林有若干部队,"然均非军事占领"。以此向外界表白这次事件非同小可,是由于日本的"生命线"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炸毁,所以日本不得不起来行使自卫权。二是表白"不扩大",即向西方列强表示日本除"自卫"外,绝无任何野心。声称:日本政府"对于满洲无何等领土的欲望",在排除满铁侧面的威胁后,日本部队就会归还目前占领的长春,因为日本政府决定"努力不使"事态扩大。 总之,《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文字编排上都进行了精心设计,极力通过文字和版面的编排组合,为日本侵略行为进行辩解,制造出一种日本似乎不得已而使用武力的假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其核心意图就是要证明"九一八"事变是由中国挑起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寻衅行为。以此为日本的侵略行径辩解,并掩盖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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