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首页官网

热门关键词: 必威app体育下载,betway必威中文官网
您的位置:必威app体育下载 > betway必威中文官网 > 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中韩通商条约的

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中韩通商条约的

2019-10-28 08:30

图片 1 甲午更张时期,朝鲜王朝出台了限制君权的《洪范十四条》。甲午更张流产之后,高宗李熙后来又开展了所谓的光武革命,巩固专制皇权的《大韩国国制》就是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那么,《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是怎样的呢? 大韩国国制颁布背景 朝鲜王朝一直是一个封建国家,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本无宪法可言。近代以后,开化党等势力开始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1894年以后,朝鲜王朝实行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并于1895年1月7日颁布了《洪范十四条》。《洪范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限制君权的内容,已初步具有宪法的雏形。但《洪范十四条》是在日本的压力下制定的,而整个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也是亲日派在主导,因此《洪范十四条》的影响不大。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朝鲜亲日派倒台,甲午更张结束,朝鲜君主李熙也不断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高宗李熙加强君权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凝聚国家的力量,为在日本和俄国的夹缝中的朝鲜争取生存空间,避免因国家涣散或受制奸臣而使国家主权遭到损害。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高宗的权力逐渐达到顶峰。 然而,此时韩国也有相当多的人士仍然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走议会政治的道路。“独立协会”就是议会政治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在首都汉城举行万民共同会,要求政治民主、伸张民权,韩国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同情或支持独立协会的活动,如朴定阳、闵泳焕等。但高宗皇帝对于独立协会削弱君权的要求非常恐慌,一方面颁布诏敕五条,表面上同意独立协会的要求;另一方面指示御用组织“皇国协会”充当政府的打手,暴力破坏独立协会的集会,并在1898年12月底动员军队,用武力将独立协会镇压下去。独立协会被镇压以后,韩国国内无人敢问津君主立宪,君主专制逐渐成为韩国政治的主流。同时,高宗也决定以法律形式巩固专制皇权。在这种韩国政府对内压制民主、对外抵御外侮的背景下,制定了《大韩国国制》。 大韩国国制颁布经过 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高宗实行光武改革,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强化君权。从1896年到1899年,高宗先后通过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将高等裁判所改为平理院、最高裁判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亲总陆海军等一系列措施,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权力集于一身。另一方面,甲午更张时期出台的限制君权的《洪范十四条》已明显不适用了,故高宗急于通过新的立法来巩固他所获得的权力。1897年3月16日,刚出俄国公使馆没多久的高宗与群臣议事时切感立法的重要性,其中郑范朝强调:“近来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金炳始则主张颁布《朝鲜章程》,并提出了“旧本新参”的路线。于是高宗下诏“另设一所,折衷新旧典式、诸般法规,汇成一通,以为恪遵之地”。同年3月23日,“校典所”成立,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三名元老大臣为总裁大员,金永寿、朴定阳、尹容善、李完用为副总裁大员,顾问为李善得(Le Gendre, Charles William,又作李仙得,美国人)、柏卓安(John Mcleavy Brown,英国人)、具礼(Clarence Ridgely Greathouse,美国人)、徐载弼(Philip Jaisohn,美籍朝鲜人)。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协会的领导人徐载弼参与校典所,虽然校典所是高宗与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等大臣议定后设置的,但他却最为活跃,成为校典所实际上的主导者,试图将独立协会实现君主立宪的主张引入校典所所制定的新法中。因此金炳始、赵秉世、郑范朝、金永寿等守旧大臣拒绝参加校典所会议,高宗亦对校典所不抱希望,校典所会议在1897年4月12日、15日、19日3次会议后便停止运作,光武改革期间第一次立法工作就这样流产了。 随后徐载弼离韩赴美、独立协会继续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奋斗,最后在1898年12月底被高宗皇帝取缔,强化君权的障碍被扫除,韩国政局也趋于稳定。于是大韩帝国的立法工作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高宗在1899年6月23日下诏设立校正所,7月2日改称“法规校正所”,以议政尹容善为总裁。8月1日,高宗命令法规校正所制定宪法,并添加3名洋员——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参与到法规校正所的事务中来。高宗在诏书中说:“法规校正所之权设,盖欲定法律一规模,使有改观之美也。在今万国通好之日,政宜广询博采。议政府赞务李善得、铁道监督柏卓安、从二品具礼,并议政官加差下,俾于论议典章之地,参酌新旧,务至妥善。” 1899年8月17日,高宗皇帝下诏曰:“有国者必颁示国制,以明政治及君权之如何,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本国尚无一定之制,颁示者未始不为欠典。其令法规校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同日,高宗皇帝召见法规校正所总裁尹容善,议定官徐正淳、李钟健、李允用、权在衡、朴容大、李善得、柏卓安、成岐运、金永准、具礼和委员金益升、高羲敬、玄尚健,总裁尹容善进呈法规校正所拟定的《大韩国国制》文本,奏曰:“邦国之始立也,必先将政治之如何、君权之如何,着有一定之制,昭示天下,然后可使臣民式遵无违矣。昔我太祖大王诞膺天命,创业垂统,而尚无此等定制颁示者,盖有所未不遑也。我陛下以上圣之姿,建中兴之业,既已升进宝位,继又改定国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万亿年无疆之休,实基于是焉。则凡先王朝未遑之事,俱将有待于今日,此法规校正所之所以设也。而今伏奉诏敕,自臣所商立国制,登闻取旨者,乃敢摭取众议,援照公法,拟定国制一编,以明本国政治之为何样政治、君权之为何等君权。此诚法规之大头脑、大关键也。是制一颁,则千法万规自可迎刃而破竹,其于校正乎何有哉?兹已经臣所会议,谨将标题开录,请圣裁。” 高宗阅览完毕,说:“此奏本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可云乎?”尹容善说:“众议皆同,而外国人所议亦同矣。”高宗下旨道: “以此定制,颁示天下。”遂批准并颁布了《大韩国国制》,8月22日将其登载在《官报》上,正式昭告韩国官民。

图片 2 一直以来,朝鲜王朝都是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根本不可能和中国平起平坐,直到一份条约的签订,这份条约就是《中韩通商条约》。《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绝非偶然,究竟这份条约的历史背景和签订经过是怎样的呢? 历史背景 朝鲜王朝过去一直是中国明朝和清朝的藩属国。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以后,清王朝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与之签订了包括《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仁川口华商地界章程》在内的一系列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海关监管权、外交监督权等许多特权。这些条约都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当时中国和朝鲜的地位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因此这也无可厚非。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于当年7月23日攻占朝鲜王宫景福宫,另立兴宣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府。7月25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终于引爆了甲午战争,而朝鲜亲日政府也在同一天宣布“朝鲜从此为自主之国,不再朝贡”,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1895年1月7日,朝鲜国王李熙率世子及文武百官参拜宗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但由于朝鲜毕竟是清王朝两百多年来的附属国和甲午战争期间的敌国,因此清政府对中朝复交持保留态度,对朝鲜的亲日政权也很不满,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较为缓慢。尽管如此,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经济文化联系紧密,且朝鲜在1896年2月“俄馆播迁”以后由亲俄政权取代亲日政权,而同年6月清朝大臣李鸿章又在俄国签订《中俄密约》,两国又都有了“联俄制日”的政治基础。如此一来,中朝两国复交条件业已具备,是顺理成章之事。朝鲜方面多次请求清朝与其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但清朝政府仍放不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说什么“英、法、德驻韩皆是总领事,南美如秘鲁、伯理维亚等小国,俄、奥、德亦派总领事”“如果韩王必欲居自主之国,拟准商订通商章程,不立条约、不遣使臣、不递国书,中国派总领事一员驻扎汉城,代办使事,以存属国之体”,仅同意设领事官而已。1896年11月24日,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总领事,中朝虽然并未正式建交,但毕竟迈开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一步。 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唐绍仪不以为然,他对清廷报告了高宗称帝的动机及原拟国号为“大华”后改为“大韩”以后,不屑地数落道:“僭窃之极,从古未闻。似此妄自尊大,不知戒慎,恐东方之祸机亦即伏于此矣!”然而当时的大韩帝国却一再恳请与清朝复交,派外部大臣闵种默等人一再交涉。唐绍仪对他们的回答仍然冷淡,表示“此事攸关昔年体制,我政府定不愿与闻”,并说韩国没有自主之权,与清朝建交是“徒存臆想”。可见当时清朝内心仍然将韩国视为自己的属邦,不愿意放下体面和自尊。但两国山水相连,交往已久,而且有共同的国家利益,中韩建交不可能延宕太久。再加上当时清廷对李熙称帝持观望态度,而列强又陆续承认其称帝的事实,甚至俄国和日本分别于1898年3月2日和6月12日劝告清廷与新生的大韩帝国建交。清廷也逐渐缓和态度、放下身架,与韩国接触并决定签订条约,建立平等外交关系。 签订经过 1898年8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清德宗针对中韩关系表示:“所有派使、递国书、议约,韩使来京、递国书、觐见,均准行。”最初是大韩帝国打算派沈相薰赴华,甚至韩国的英籍税务司柏卓安(J. M. Brown)甚至已经起草了韩国的国书。但是8月7日光绪帝又决定由中国派使赴韩。清政府拟派翰林院编修张亨嘉充任使臣赴韩缔约,张亨嘉认为这件事很羞耻,便借口母亲老迈而力辞不就。清廷又于8月13日转派曾有外交经验的安徽按察使徐寿朋出任驻扎韩国钦差大臣。当时中国正值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在遣使一事上起到重要的作用。当时总理衙门仍把韩国当做属国,拟给韩国的国书开头为“朝鲜国主”,光绪皇帝看见以后,斥责总署官员思想僵化,并亲笔将“朝鲜国主”改为“韩国皇帝”。他指出:“朝鲜既有自主之权,即为平等之国。”并引用中国春秋时期鲁僖公被邾国打败、楚国莫敖屈瑕被罗国打败的历史告诫大臣们韩国不容小看。这个事迹在当时被中国的进步人士广泛传颂,并被梁启超收录进《戊戌政变记》附录之“光绪圣德记”中。 1898年11月,徐寿朋带着国书前往天津,准备搭船赴任。但由于船期和天气等原因延误了些许时日,又加上此时韩国国内独立协会运动达到高潮,官民冲突加剧,政局动荡不安,因此决定推迟赴韩日期。徐寿朋于12月初前往上海,待韩国独立协会及万民共同会骚动平息后再动身。1899年1月22日,徐寿朋等人乘坐南洋兵轮赴韩。1899年1月25日,徐寿朋抵达韩国首都汉城。韩国对其热烈欢迎,韩方史料记载“清国公使徐寿朋今日入来时,南门外壮设白布,遮日云也。徐氏乘四人轿,垂红阳伞,又此随员马上客,不知其数云耳。”大韩帝国高宗皇帝也于徐寿朋到来前的1月14日任命外部大臣朴齐纯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清朝缔约建交事宜。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身着西式礼服,在庆运宫咸宁殿接见了徐寿朋,并接受了徐寿朋亲递的国书。徐寿朋在给清廷的奏折中写道:“臣当率参赞官恭赍国书前赴韩宫,其宫内府及外部大臣在关门内休憩所迎候。迎入少息,引带登殿。韩皇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臣展读颂词,韩皇答语慰劳,复行握手。臣一鞠躬退出。计连进殿门近御座,前后共三鞠躬。该国仍用肩舆送回。照西洋通例也。” 国书这样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我两国同在亚洲,水陆紧连,数百年来,休戚相关,无分彼已,凡可相扶助之事,辄竭心力,期以奠安贵国。典籍具存,无烦缕述。光绪初年,贵国与墨欧诸洲立约,仍备文声述,足征贵国久要不忘之美。比年环球各国,均以自主自保为公义,是以光绪二十一年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中国认明贵国独立自主。远怀旧好,近察时艰,辅车唇齿之义,尤当共切讲求。兹派二品衔候补三品京堂徐寿朋为出使大臣,亲赍国书,驰诣汉城,代宣朕意。该大臣朴实忠诚,办事明练,尚望大皇帝优加接待,俾与贵国政府酌议通商条约,以垂久远,从此两国共敦和好,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据说接见时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徐寿朋盛赞韩国“气数之旺、风俗之美”,高宗感到奇怪,遂加以询问。徐寿朋说:“敝邦卖官未十年,天下大乱,宗社几覆。贵国卖官三十年,黼坐尚无恙,气数不旺、风俗不美,而能致此乎?”高宗竟然恬不知耻地大笑。徐寿朋出来后对人说:“哀哉韩民!” 徐寿朋来韩在韩国朝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时传为盛事。毕竟中韩已经断交了5年,更重要的是这是数千年来中国首次平等对待朝鲜半岛,使臣也不像过去数百年的“敕使”那样高高在上(过去朝鲜时代“嘉礼”、“因山”和“迎敕”被称为“三大费”)。尽管当时的韩国新闻管制很严,不许本国报纸报道国书,但韩国人争相购买《朝鲜新报》等外国人办的报纸,阅读徐寿朋带来的国书,许多人看到中韩终于建立平等外交关系,表示非常欣慰。 从1899年2月15日起,徐寿朋开始和朴齐纯进行缔约谈判。在以后7个月间,中韩双方全权代表在汉城就相关问题进行了8次谈判,分别为1899年的2月15日、4月19日、5月5日、6月7日、6月15日、23日、30日、7月18日。双方的主要争论在于华商汉城撤栈和派员勘界的问题,最后达成妥协,汉城撤栈缓议,边界问题亦采取搁置争议的态度。在谈判过程前后,徐寿朋也表现出对韩观念的变化,比如他在中国初接圣旨时,在谢恩折中称:“查朝鲜为东瀛弱国,使臣须专对长才,推以大字小之仁,用绥藩服,赞居中驭外之道,式固邦交”,仍以“字小”的心态视韩国为藩邦;但在谈判结束后,又称“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时势迁移,莫可回挽。盱衡往事,良用慨然”,虽然仍流露出对宗藩关系的一丝挂念,但已经将韩国作为平等的“友邦”了。他对韩国观念的这一变化可以说在中国人中非常具有典型性。而此时中国和韩国虽然不再是宗主国和属国的关系,但余温尚存,这从1899年8月15日徐寿朋致清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韩国昔为藩属,今作友邦,新号甫称,旧情犹在。君臣上下,多存向旧之心,而韩皇独念中朝,悃忱犹切……三次进宫,韩皇每次必请皇太后、皇上圣安,词意殷殷,颇形恳挚……其各部院大臣亦间有以土产见赠者,俱称不忘朝廷旧恩,故于使臣亦加亲爱”。 条约在7月下旬基本敲定,1899年9月11日,中韩两国终于签订了通商条约,正式建交,中方称为《中韩通商条约》,韩方称为《韩清通商条约》。同年12月14日,两国交换条约批准书。至此,中国清朝和大韩帝国建立了公使级外交关系,从此中韩关系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图片 3 《皇城新闻》是大韩帝国时期发行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虽然发行时间只有12年,而且言论略显保守,但这份报纸仍然在当时的大韩帝国舆论界掀起一阵阵风暴。究竟《皇城新闻》是怎样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的主要内容又有哪些呢? 皇城新闻是什么 《皇城新闻》是大韩帝国时期发行的一种民间新闻报纸,采用国汉文混用体(以汉文为主,韩文连缀)。该报创刊于1898年9月5日,停刊于1910年9月15日,著名成员有张志渊、朴殷植、南宫檍等。《皇城新闻》的受众主要是两班、儒生等,与针对一般大众的纯韩文《独立新闻》、《帝国新闻》等形成对照。 《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堪称爱国启蒙运动时期韩国舆论界的双璧,该报一向积极宣传近代文明,鼓吹民族主义,但同时也保留传统的价值观,特别是热衷于实学的传承,故作为启蒙阵地而言略偏保守。同时《皇城新闻》又是著名的爱国报纸,1905年《乙巳条约》缔结后张志渊在该报上发表《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因而迫于日本压力停刊80余日。但该报总体上说比较温和,而且对反日义兵运动也持反对态度。日韩合并后改名《汉城新闻》,不久因财政困难而停刊。 皇城新闻的主要内容 概述 《皇城新闻》创刊后,在1898年9月6日的论说中写道:“……有此新闻纸之设,则下情得以上达,而不至疾苦有所难宣,不亦快哉!盖新闻纸之记者,无位无权,然盱衡世事,目格时艰,其立论公,其议事当,不避权势,不畏奸豪,遇有悖理肯綮之处,皆得从容论议,寓规谏之意,陈事势之机。叙事则质而不俚,曲而善达,隐寓予夺之旨,俨操笔削之权,公是公菲,有劝惩之意,何毁何誉,持月朝之评。……”即阐述了其下情上达、惩恶劝善的办报理念。《皇城新闻》的创办者之一张志渊更将报纸比喻为古代的史官,强调媒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写道:“今之报馆者,即古之太史之职,抑亦野史之类也。每合史家之诸体,记述一纸之上,而杀活纵夺之权隐行于其中,后之作史者,不考据于新闻,则其何以取征矣乎?虽然报馆之责任如是綦重,操笔于其间者,必须谨慎详核,高朗公平,以博一世之信用,然后可副舆论之望,而买收公众之欢心也。”这些言论反映出《皇城新闻》的编辑团队对西方新闻报道思想的消化。 《皇城新闻》的受众主要是两班、儒生等当时韩国的知识阶层,而在发行之后,影响力迅速扩大,深受知识界的青睐与欢迎,据史料记载:“《皇城新闻》始刊行,以国汉文连缀成文,贬驳时政,讥斥人物,无所顾忌,四方争先购览”。因此《皇城新闻》不断扩大版面,从最开始只有“论说”、“社说”、“官报”、“杂报”、“别报”、“外报”及“广告”这几个部分,到1899年11月以后增加了“寄书”、“故事词藻”、“拾遗栏”等供儒生投稿的栏目,其尺寸大小也从4面23×31cm的体裁扩大到4面36.3×26.8cm的体裁。《皇城新闻》不仅广泛报道和评论国内新闻,还大量介绍外国消息,为此《皇城新闻》还专门与英国路透社建立了合作关系。1899年《独立新闻》和《每日新闻》相继停刊以后,只剩下两家韩国的报纸,即《皇城新闻》和《帝国新闻》,而使用纯韩文的《帝国新闻》的阅读对象是中下层民众与妇女,所以《皇城新闻》成为韩国上层人士获取消息的主要来源与依赖。1904年2月《皇城新闻》因经费问题一度停刊,金允植由此产生“一国盲聋”的感慨,足见《皇城新闻》的重要作用。这种局面到《大韩每日申报》创刊后才被打破。 宣扬国魂 在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皇城新闻》与《大韩每日申报》同为主要的启蒙阵地。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在养成实力和开启民智的基本路线下传播近代文明、灌输民族主义,唤醒民众的爱国心,但《大韩每日申报》的言论要更激进一些,而《皇城新闻》则略偏保守,试图保存传统的价值观,更注重维护韩国的国粹。《皇城新闻》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韩人之弊,顽固者必曰礼乐文物,一仿殷周古法,可以做三代至治;开化者必曰政治教术,一遵欧米新法,可以致富强基业。是不过虚谈之士而已。夫时移世变,古今判异,则三代文物,迂阔于今矣; 风气俗习,彼此逈殊,则泰西良法,枘凿于我矣。毋论东西古今,但取其便良,参酌折衷,务须适合于时措之宜而已。韩国具韩人之文物,行韩人之法度,惟在圆融通活,不归文具,须要实行而已。非法之无良,惟患其行之不实也。”这种“古今东西参酌折衷”的态度反映了《皇城新闻》的基本理念。 所以《皇城新闻》经常刊登韩国古籍及文人笔记中的一些典故,涵盖历史、地理、制度等各方面,以求传承与发扬韩国文化与国粹。而在韩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皇城新闻》更注重撷取实学思想的精华。《皇城新闻》多次介绍柳馨远、李瀷、丁若镛等人的学说与思想,尤其推崇丁若镛。《皇城新闻》还经常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也体现出其深受实学思想的影响。 在这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皇城新闻》热衷于整理研究韩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如1903年2月28日论说“宜广刊书籍”,1908年6月14日“旧书搜集之必要”与12月18至20日连载的“旧书刊行论”等。在国史研究上,强调韩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史学,其刊登的“西边征服始末”(1903年12月6日)、“高句丽广开土王碑铭”(1905年10月30—6日)、“读高句丽永乐大王墓碑誊本”(1909年1月6日)都属于此类。此外还有“我韩衣冠制度沿革考说”(1902年11月19—21日)、“我韩古今货币沿革考”(1903年2月15—13日)、“我韩疆域考”(1903年4月14—30日)、“田制结负考续”(1903年6月18—19日)等。《皇城新闻》透过推出这些文章来达成传承韩国文化和国粹的目的并作出很大贡献,这与其出身儒生的主笔张志渊、朴殷植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皇城新闻》之所以要弘扬韩国文化与国粹,归根结底是为了祛除韩国民众尤其是知识界残留的事大主义思想,宣扬韩国的“国魂”。《皇城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指出:“盖勿论何种教科书,意以教育国民为主义,不容不将此韩国之精神,贯注于人人之脑髓,然后方可为韩国国民之教育,日本所谓日本人有日本魂,即此也。……我国之人,从前教育之书,一切用支那文字;自少至长所读习讲究者,皆支那之书籍而已。因此人人皆钦诵支那,服从支那,于是乎其事大主义锢着脑根,牢不可破,所以萌依赖之思想而忘独立之精神者,此也。”又曾批判韩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全忘本国之国魂,导致“全国民族全无自强自立之思想,贞锢依赖他人之习惯,忠顺奴我者,欢迎虐我者,惨当牛马之辱、鱼肉之惨,略无羞愧,不敢愤怒,实不可谓有国魂之民族也”,又谓“虽然,我邦神圣种族,岂其终迷不复耶?于是乎教育界有本国地志与本国历史之课程,以作幼年子弟之先入之学,此其还归国魂之根基也;国文报纸与国文学校渐次扩张,此其发扬国魂之光线也;著述家小说传记《乙支文德传》、《金庾信传》次第发行,此其普通贯注国魂之机关也。由此我二千万民族个个保有完实其国魂,崇拜他族之谬习自然刋落,自强自立之基础渐次巩固,魂兮归来乎!魂兮归来乎!我其欢呼,我其欢迎!”这种重视本国历史文化的国魂思想成为《皇城新闻》宣传民族主义的特色。 对日态度 《皇城新闻》虽然也是旨在恢复国权、追求独立的爱国报纸,但在排日方面要比《大韩每日申报》逊色许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其作为韩国人办的报纸,在保护国体制下受日本人钳制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皇城新闻》编辑团队本身的理念。《皇城新闻》自创刊后,一直在宣传东亚三国连带论,并主张由率先开化的日本“力扶韩清两国”。又曾就三门湾事件论述说:“日本先见此机微,收精图治,二三十年间,国富民强,可支保东洋一隅。大韩与清国尚今卧于梦中,忘世间之甲子。西人见此,欲浪激起大洋,兵舰商舶丛集东球海面。其大欲者清国,其次大韩也。故英、俄、法、德各其割据清国要害,措纵国权,掬取利益……窃想日本已开国,东洋三国互相救助,勿使权利见让于西人,可俱全共保,洞悉无余。”这些言论正符合日本对外宣传的口径,但《皇城新闻》并非亲日,而是真心希望东亚独立的三国相互扶持保全,故对日本的政策也颇有微词。如其曾对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一事批评道:“现今东洋三国,互相顾恤,互相保护,乃可存全一局,稍有知觉者所共确言者也……然则向日日本以目前之利,失东洋大局之权,此吾所长叹者也。古语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此日本之谓也。”不过在《皇城新闻》中,仍是将日本作为合作对象甚至老师,而丝毫看不到认为日本乃中韩最大之威胁的观点。 在日俄战争前后,《皇城新闻》仍坚持东亚连带论的立场。日俄战争前夕的1903年10月1日,《皇城新闻》刊登《日不得不战》的评论文章,称:“夫此韩、日、清之三国,相与有唇齿之势,关系重大,今日本悉资其全国人口生命、产业经济等诸般利益于韩清两国,而若被俄人之侵夺沮遏,则非但其国产民命陷坠于困难沮败之域矣,东洋之黄种全族将至殄灭之境矣,日本之不得不与俄一战者,又此也。”日俄开战后,《皇城新闻》又作评论道:“俄之政略在吞并满洲,割据北韩,要使东洋全局骎骎然输入于其版图而后已,此其彼得之传守家法也;日之主义虽在于拥护自家之利益,扶植自家之势力,屹然操东洋之霸权,然而今其开战,揭起义旅,以维持韩清之疆土保全自负义务,倾全国之兵,竭全国之力,肝脑涂地,贾勇前进,其为我之计。扶我者亲之,侵我者远之,此固义理之当然也。”这种呼吁支持日本抗击俄国、维护东洋黄种人利益的“亲日”论调在《皇城新闻》上还有很多,对当时韩国人造成不小的影响。 但是很快日本就露出了作为韩国掠夺者的真面目,《皇城新闻》亦逐渐觉醒了亲日的迷梦。在1904年夏日本要求韩国转让全韩荒地开垦权时,《皇城新闻》就积极反对,对日本“求索太急”、“欺我太甚”而表示遗憾,并希望日本继续站在东洋连带的立场来“改邪归正”。到1905年11月17日《乙巳条约》签订后,韩国沦为日本保护国,《皇城新闻》彻底看清了日本,于是社长兼主笔张志渊发表了名垂青史的《是日也放声大哭》一文,开头写道:“曩日伊藤侯之来韩国也,愚我人民,逐逐相谓曰:侯乃自担周旋平日东洋三国之鼎足安宁之人,今日来韩,必也巩固扶植我国独立,劝告方略也。自港至京,官民上下,不胜欢迎,而天下事多难测者,千万梦外,五条件自何而提出乎?此条件非但我韩,实酿出东洋三国之分裂兆渐也,伊藤侯之原初主意何在哉?”从中可以看出其长期受骗而对“东洋连带”的希望彻底破灭的迷惘之感。其后张志渊被日本人抓走,《皇城新闻》因此停刊80余日。后来复刊之后,《皇城新闻》虽然也鼓吹民族主义和爱国精神,但不敢再将笔锋直接对准日本,比如在1907年,《皇城新闻》虽积极响应国债报偿运动,却说这不是排日而是亲日,可见该报对日本畏首畏尾之态,《是日也放声大哭》遂成为其排日爱国的绝响。而英国人办的《大韩每日申报》则与之不同,成为以排日著称的报纸,所以《皇城新闻》的影响力不如《大韩每日申报》。 反对义兵 《皇城新闻》作为爱国启蒙运动的代表势力之一,对当时救亡运动的另一潮流——义兵运动持激烈的否定态度,这不仅是基于爱国启蒙运动先养成实力、后独立的立场,也与其对日本的温和态度相配合。例如在其1907年10月22日刊登的《再警告义兵》中写道: “呜呼!国运不幸,义兵倡起者有之。执笔人已往亦屡屡警告诸君,尚未此悔悟,至愈愈蔓延。此专昧时机,自灭同族之误见也。吾辈代表国民秉笔,岂可泯默傍观乎?前者公言,义之一字,时势之宜与事行之宜而称义者也,若其时势与事行皆不适宜,不可称称义也。试问今诸君之称云义兵,果然适宜时势、适宜事行乎?……吾辈亦爱国者也,若为国家,当必要之境遇,将不顾性命者也。而至此等无益之事,以傍人当劝告挽止也。然义兵诸君受容吾辈之忠告,各其深思保全生命,希图实力之发展,归家安业,稍稍期待国权之恢复,勿招今日自灭之祸,恳切祈望矣。” 这类文字在《皇城新闻》中还有很多,诸如“警告义兵之人”(1905年10月13日)、“宜亟行镇压义扰”(1906年5月22日)、“警告义兵之愚昧”(1906年5月29日)、“请质义兵者”(1907年9月10日)、“警告义兵诸君”(1907年9月25日)、“警告我义兵诸同胞”(1908年1月12日)等,这与当时敢于正面报道义兵运动这种敏感问题的《大韩每日申报》形成鲜明对照。《皇城新闻》也因此遭到批评,如时人评述:“凡载义兵之事必称暴徒,若安重根、李在明必揭之以行凶者或凶犯,世人唾骂之曰:‘虽书以行刺者或刺客,未为不可,而何其谄附日本人与李完用辈之甚也?’”这也是在保护国体制下不得已的苦衷。 涉华言论 《皇城新闻》对历史上的中国及中朝关系持负面评价,这种论调是与《独立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如出一辙,都是意在以民族主义肃清事大主义余毒,树立韩民族的主体性。如《皇城新闻》在一篇题为“民族主义”的论说中,先回顾了他们的高句丽先祖“鏖退隋唐百万雄师”的辉煌历史,又说后来“文字经传自支那输入以后,迂儒俗士见地太狭,主张崇拜支那主义,以为礼法惟出于支那,道学惟行于支那,圣贤英雄惟产于支那,皇帝王霸惟起于支那。我朝鲜者,不过海外之一蛮夷,甚至《童蒙先习》开卷第几章‘汉武帝讨灭之’句语,不啻认盗贼以为父也;‘大明太祖高皇帝赐改国号曰朝鲜’语脉,便是拜邻翁以为祖也。自幼习闻,灵脑为迷,顿忘本来面目。我民之对外思想,虽欲无衰落,得乎?” 对于当时的清朝,《皇城新闻》亦以其不开化、不改革而加以批评,《皇城新闻》曾转载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的《清日两国论》,其中说“清国幅员之广大,几同欧罗巴全洲,生齿之繁多为世界第一,万一如从当年如日本遵行新法,其间三十年,何事不成?雄健猛戾,英、法、俄诸国必然畏伏清国之威力,何能对日本连战连败,当此羞耻?然则清国行西法,有百利而无一弊,奈何清国事事不然。”这无疑也代表了《皇城新闻》的观点。1900年《皇城新闻》更曾发表“环球之人,无不痛骂清国之人士,视之如鹿豕者”的言论。此外《皇城新闻》对清朝政局与社会多有负面报道。然而,《皇城新闻》与鄙视清朝的《独立新闻》不同,《皇城新闻》基于其东亚连带论的立场,对清朝的遭遇给予同情,并对其可能的改革充满期待,因此对清朝的批评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感。 等到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时期,《皇城新闻》对中国的正面报道与评论逐渐多了起来。1906年,当听说清廷实施官制改革后,《皇城新闻》评论道:“现今支那,亦可谓乱极思治、苦尽得甘之时也”。尽管由于官制改革强化了保守势力而使《皇城新闻》发出“龙头蛇尾之改革”的喟叹,但总体来说还是对清廷改革抱乐观态度,曾高度评价光绪帝与监国摄政王载沣说:“呜呼!光绪皇帝御极三十八年之间,国家凡几遭非常之奇变矣……乃及摄政王朝,克遵先帝之遗意,着着进行预备立宪,天下之颙望日新。……然则光绪皇帝以立宪创立之功德,贻支那四亿万人民无量之福祉矣!” 《皇城新闻》之所以正面报道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首先是基于其一贯秉持的东亚连带的理念,正如其所言:“夫在我东洋文明之大发展与平和之大幸福所基础者,支那版图是也。为我黄种之前涂,不得不注目支那政界之如何,不得不企祝其政治渐臻佳良者也。”在《皇城新闻》上的一篇论述清朝改革的评论文章更阐述道:“就中东洋之安危与黄种之存灭有关系者,支那是也,盖支那以拥有三万里版图、四亿万民族而成立之一大帝国也。若支那富强发达,抵敌欧米诸国之能力足,则有巩固东洋之大势之幸福;若支那一向腐败不振,被欧米人瓜分之境遇,则我东洋诸国必至均受其败之势。……清国自道、咸以来,政治腐败,国力堕落,被海外诸国之蹂躏,至于光绪朝而极矣。最近摄政王当国以来,上下人心有发愤自强之态度,预备宪政,奖励教育与实业,复兴海军,改革陆军,实行满洲之移民垦地,运动国会速开,诸般事业稍稍振兴,彼欧米诸国对清国亦不加强压,而欲得欢心,是以外交程度实有进步之美观矣。”其次是对韩国命运的关心,这个理由也被《皇城新闻》说得很清楚:“至若吾韩,对支那之地理、人种、宗教、文学等有密接关系,故四千年历史中治乱安危之影响、互相吸引之证据有之”,因此《皇城新闻》在赞美清朝立宪之余,不忘呼吁“全国志士昼夜极力而研究之”;在看见清朝绣品出口时与满洲种棉时,联想到韩国的产业振兴;在看见清朝推广简化字学堂时,则进一步强调推广韩文之必要。还有一点就是《皇城新闻》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这也是当时爱国启蒙运动时期韩国知识界的普遍现象,由此他们对立宪深感共鸣,而对革命则抱敌视态度。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以后,《皇城新闻》曾提出中国局势的4种忧虑,分别是新旧争端、满汉冲突、革命会党捣乱、列强乘乱干涉,又提出2种希望,曾游历外国、思想开明的摄政王载沣继续推行新政,然后按光绪帝遗诏实行宪政,最后写道:“愿皇天眷顾我东洋,使支那大局不陷四种忧虑,得达二种希望,切切颙祝!”《皇城新闻》一直力挺清朝改革的态度与《大韩每日申报》后来倾向革命的态度有所不同。

本文由必威app体育下载发布于betway必威中文官网,转载请注明出处:大韩国国制颁布的背景和经过,中韩通商条约的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