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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化党的形成和瓦解,事大主义指的是什么

2019-10-28 08:30

图片 1 事大主义虽然是朝鲜王朝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华政策,但“事大”一词最初是来自《孟子》一书,所谓事大主义实际上是儒家的一种外交理念,宋元及宋元之前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不少对这种理念的运用实例,而真正将之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还是朝鲜王朝。 事大主义指的是什么 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的政策。 事大主义的出处和渊源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一语。《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事大主义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国。事大主义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阐述事大思想,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东汉·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西晋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得到运用。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尽献江北地,世宗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亿《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后主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太祖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国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宋高宗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 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而真正称得上“事大主义”的便是中国的东邻朝鲜。事大主义引入朝鲜后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朝鲜礼曹中“事大司”居于各司之首,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图片 2 开化党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彻底瓦解。开化党虽然在朝鲜历史上不过活动了短短20年左右,但这一集团见证了朝鲜历史上几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包括壬午兵变、甲申政变。那么,开化党究竟是怎样的形成,又是怎样的瓦解的?这一集团活动的三个历史阶段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 开化党的活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形成到壬午兵变,第二阶段是壬午兵变后到策划政变,第三阶段是策划政变到甲申政变。此后开化党便瓦解了。 第一阶段 开化党形成以后,据说曾在戊寅年谋议第一次具体的改革计划,但由于某位重要同志的死亡而作罢,此后他们把视线转向国外。首先开化党是在1879年委托开化僧李东仁考察日本,开化党之所以把对外考察的对象首选日本,应是受到其鼻祖吴庆锡在参与《江华条约》谈判后告诫“一定要去日本开眼界”的影响,而李东仁早已在釜山与日本人有交往,是开化党中唯一一个在日本有人脉关系的,他从釜山回汉城后将新事物展示给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看,使开化党对日本的兴趣更加强烈,所以委派他去最为合适。李东仁渡日初步奠定了开化党亲日的性格,李东仁动身前曾作为开化党的代言人向日本驻朝代理公使花房义质交代了开化党的基本情况,他将日本称为朝鲜的“兄弟”,欢迎日本来朝鲜通商,提出了朝日全面合作的主张,包括朝日共同开发朝鲜半岛的矿山和田野、开化党负责劝汉城六矣廛与日本交易、向日本借款、并派10多名同志赴日全面学习新文明等内容。李东仁到日本后,学习日语,参加兴亚会,并通过庆应义塾学生兼东本愿寺僧侣寺田福寿结识了福泽谕吉,实现福泽与开化党的首次接触。李东仁还带来大量新式文物与书籍,在次年回国后给开化党人看。 徐载弼回忆说:“李东仁果然带回了许多书籍、照片、火柴等等(当时我们是第一次看到火柴的,因此当我们看到火柴杆划出火花时,都为之吓了一跳,并心里想,这真是鬼神之造化,日人确实有能使鬼神的才华)。他带来的书有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等……我们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读完这些书,尽管那些书全是用日本语书写的,但因为我们大概懂得汉文,故只看里面的汉字也差不多能读懂其意思。在读完那些书籍之后,我们仿佛感到真正领悟到了世界的大势,而且在心里萌发了我国也象其他国家那样应当确立人民之权利的想法。”可知李东仁渡日对开化党发展的重大意义。 1880年,高宗和闵妃接受第二次修信使带来的《朝鲜策略》之建议,决议对外开放,并实施开化政策,这成为开化党发展的首次机遇。但同时大院君集团兴风作浪,掀起辛巳斥邪运动,极力阻挠开港与开化政策,甚至策划拥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取代高宗。在闵妃集团与大院君集团殊死斗争的风口浪尖中,新生的开化党也受到冲击,开化党的两名重要人物——李东仁和李载兢在1881年3月相继蹊跷死亡,其中李载兢是领议政李最应的儿子,也是高宗的堂弟,他是被金玉均等推为当时开化党的“党魁”的,盛传他死于毒杀。他们的死亡无疑是开化党的损失,多被怀疑是大院君集团所害。不过,高宗和把持朝政的闵妃集团力挺开化,因此顶住了大院君集团的压力,镇压辛巳斥邪运动,粉碎李载先政变计划,处死和放逐许多守旧党,开化党也就渡过了第一次难关。随后开化政策顺利实施,继建立统理机务衙门后,开化党人闵泳翊、尹雄烈创设别技军,洪英植、鱼允中参与绅士游览团赴日考察,金允植率团出使中国学习洋务,并谈判《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大有如日方升之气象。不过开化党与闵妃集团实为同床异梦,开化党从一开始就不满当权的闵妃集团,早在李东仁访日之际,便称:“国王、王妃、领议政、王妃之兄四人合议便成势道,因此政府之事不过百事因循而已。”即便是1880年闵妃集团实施开化政策、起用开化党人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仍存在隔阂,1882年春花房义质曾对一名向他抱怨当权者的开化党人说:“回顾去年,有李太师之谪,有李载先之死,有洪在鹤之斩,仆外人过见之,有开化党得力擅势之形。希闻此怨望执政者之言,仆未能解也。”壬午兵变以后,开化党与闵妃集团之间终究因利益不同而转为敌对关系了。 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党核心力量在当时尚未参与政务,他们“宦途未扬,究心泰西之学,抵掌谈富强之策”,在潜心研读完各种书籍和见闻以后,也萌生了亲自去日本体验近代文明的想法。他们经过朝鲜高宗的批准,于1882年1月动身东渡日本。其中朴泳孝因事未能成行。他们不仅考察了日本的各种新式文物与设施,还与日本朝野人士展开广泛交流,得到其热情支援。金玉均透过已入学庆应义塾的开化党人俞吉濬的介绍而会晤了福泽谕吉,并在福泽的引荐下认识了井上馨、后藤象二郎、大隈重信、伊藤博文、涩泽荣一等日本政经界巨头。福泽谕吉教导金玉均等人说日本作为世界的文明国,保有完全的主权,而朝鲜虽有两千年以上的文明,却甘于做清国的属邦,金玉均等人接受福泽的教诲,渐渐明白独立自主的真谛,并憧憬朝鲜像日本那样短时间内跻身文明国的行列。经过对日本数月的考察和福泽谕吉的思想改造之后,金玉均对日本充满好感,他认为:“日本对朝鲜的根本概念并非开战、侵略、征韩,只有提携、合作,据此洞察其乃在排除支那之压制。日本国民又尊重亲爱信谊,友爱正义,乃确信其国家与国民为援护朝鲜打开现状之唯一友邦,谋以为同志,并向国王奏言,坚信以此可尽祖国之改造。”这种露骨的亲日态度已埋下了开化党分裂的种子,而旋即爆发的壬午兵变则使开化党的分裂提前来临。 第二阶段 1882年7月大院君集团利用壬午兵变将闵妃集团赶下台,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也仓皇回国。壬午兵变是开化党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首先的影响表现在朝鲜国内的开化党受到冲击,参与开化政策的开化党人尹雄烈、闵泳翊等都在壬午兵变中遭到起义军民的追杀而逃之夭夭。而在国外的开化党人则有两拨,一拨是出使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一拨是在日本考察和留学的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俞吉濬等人。当时金玉均、徐光范及其随从正在马关准备回国,期间得知了壬午兵变的消息;尹致昊、俞吉濬在东京留学,他俩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立刻上书日本政府,请求出兵推翻大院君政权,并随即南下马关与金玉均、徐光范磋商局势。他们磋商的内容不得而知,但可推测出是借日本之力打倒大院君集团的事宜。金玉均在听说壬午兵变的消息后有希望幻灭之感,但他又自慰道:“摄政国父虽顽梗,然其政治正大;国王殿下聪明而乏果断,必以死说国父。”幻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挽回局势。 在中国的金允植、鱼允中直到壬午兵变时还引金玉均等人为“同志之友”,并曾与之“忧叹国事”“约共扶国”。金玉均对鱼允中起初充满敬仰,他状元及第的主考官就是鱼允中,在访日时也随身携带鱼允中所撰的见闻录《中东记》作为指南。但金允植、鱼允中出使中国,倾向洋务运动,而金玉均等则因访问日本而崇尚明治维新,两者理念逐渐分道扬镳,以壬午兵变为契机,使他们正式决裂。金允植、鱼允中闻知壬午兵变的消息后,力请清廷出兵,并作清军的向导,还参与了清朝逮捕大院君的谋议。正值此际,金玉均、徐光范也随花房义质回朝鲜,撞上了正在为清军服务的鱼允中,并从“同志”鱼允中口中探知了将要抓捕大院君去中国的机密。金玉均痛批这是“欲救一时之急而将国权卖与清奴者也,不如另外招募有志之士,以图作为,继则讲求立国之策”,于是金玉均欲前往汉城与朴泳孝等谋议挽回大局,朴泳孝听说金玉均回国后也试图去仁川与金玉均谋议,两者在途中失之交臂。而大院君也想将“里通外国”的开化党金玉均抓起来,金玉均则四处藏身,期间就发生了大院君被清军逮捕并押往中国的事件。金玉均听说后悲愤欲绝,认为朝鲜主权已失,于是“决心以死恢复本国的自主权”。他与鱼允中也绝交了。金允植、鱼允中脱离开化党后形成了亲清的稳健开化派,而闵妃集团也与开化党渐行渐远,1884年6月原属开化党的闵妃集团巨头闵泳翊从美国归来,金玉均、徐光范、尹致昊等开化党人还前往仁川接风洗尘,结果发现他的思想已改变,不再是“同志”了。稳健开化派与闵妃集团合流,形成了所谓的“事大党”,与急进开化派组成的开化党相互对立。 壬午兵变虽造成了稳健开化派脱离开化党及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的后果,却也使开化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壬午兵变被镇压,大院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国王高宗昭告朝鲜八道百姓,宣布“予将洗心涤虑,惩前毖后。政令之从前不便于民者,悉令除之;择循良之吏,以牧群生;讲究实效,思与一国更始。尔等亦宜各懋乃绩,告以嘉谟,言虽不合,必无苛责之理,庶几补缀前过,共守丕基,则宗社之幸也”。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朝廷便接到了大量具有开化思想的上疏,这些上疏虽非开化党人所写,但反映出“开化”已成为朝鲜知识界的共识。在国王的亲自倡导下,开化势力增强,从而形成了推进改革的社会氛围,“开化”一词也为人津津乐道,成为当时朝鲜社会的流行语。开化党借着这个机遇迅速扩大势力,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并被高宗委以重任。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高宗以朴泳孝为“谢罪兼修信使”,出使日本,金玉均、徐光范、闵泳翊等开化党人随行,其间他们创制了太极旗,表达了独立自主的愿望。他们不仅得到了日本政府的热情接待与大力扶持,还以日本为舞台展开广泛的外交活动。当然,他们也少不了与福泽谕吉等人的接触。金玉均写道:“时日本政府方注意于朝鲜,视为独立国,待公使颇殷殷,余察其实心实事,仍与朴君议,遂倾意依赖于日本”。金玉均一行还在日本政府的斡旋下筹措借款,最后在无政府委任状的条件下,以釜山关税和端川金矿为担保,由横滨正金银行贷给17万日元,以5万元支付赔款,12万元用于创办开化事业。金玉均在朴泳孝使团回国后还留在日本,想要更多借款,但日本政府告诉他必须有委任状才行,于是就在1883年3月返回朝鲜。 开化党既有日本做外援,也不断尝试接近国王高宗,作为进行改革的倚靠。朝鲜高宗起初也对他们予以重用,后来朝鲜政府下发的官方文件《甲申变乱事实》中承认:“逆党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曾经游历日本……我大君主以其薄有才辩,略通外国之情,宠之以显官,待之以亲信”,便证明了这一点。开化党人出使日本归国后,朴泳孝被任命为汉城府判尹,后来迫于守旧党压力而辞职,不久高宗又起用他为广州府留守,并奉命在南汉山城训练新式军队;金玉均回国后被提拔为承政院右副承旨,既而任外衙门(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参议;洪英植任外衙门协办,相当于二把手;徐光范任奎章阁待教、弘文馆副修撰,1884年从美国归国后升任内衙门参议。他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尝试改革,如朴泳孝在汉城设立治道局、警巡局,筹划《汉城旬报》,在广州训练新式军队,与另一开化党人尹雄烈在北青训练的新军南北呼应。 但是,闵妃集团显然很不乐意看到开化党不断发展,于是他们怂恿高宗于1883年4月调任金玉均为东南诸岛开拓使兼管捕鲸事,1883年10月免去朴泳孝广州府留守的官职,使其赋闲在家,同时收编了他训练的军队。在此期间闵妃集团的权臣闵台镐与外籍顾问穆麟德主张发行当五钱,引发通货膨胀,金玉均表示反对,并称自己有委任状便可从日本借来300万元,以缓解财政危机。高宗乃颁给他外债募集委任状,金玉均于1883年6月携委任状第三次渡日。金玉均在日本滞留了10个多月,四处活动以求借款,但日本政府却食言自肥,导致金玉均一无所获,连借10万或20万都没办法。他的老师福泽谕吉连发《朝鲜政略之急在于挪用我国资金给它》、《挪用日本之资金给朝鲜无风险》、《挪用资本给朝鲜对我国甚是有利》三篇文章,呼吁日本政府贷款给朝鲜,但无济于事。日本拒绝借钱给金玉均的原因,是由于那时日本正与闵妃集团政府交涉通商问题,为了能在未来的协定中保留更多特权,日本企图讨好闵妃集团,而不愿给予开化党更多支持。1884年5月金玉均归国时无奈地对福泽谕吉吐露:“没有资金,什么事也无从着手。如今空手归国的话,平素就嫉视我、欲置我于死地的闵族一派事大党必逞其非难中伤,策划陷我于绝境。姑且不论玉均自身,我独立党的同志会蒙受沉重打击,改革的计划也会化为乌有,朝鲜除了永远做支那的属国外别无他途。我党与事大党终究不能两立,所以在不得已的场合下说不定会达致最后的决心。”就这样,开化党在内有闵妃集团排挤、外无日本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决定孤注一掷,靠发动政变来夺取政权了。 第三阶段 开化党活动的第三阶段的主题无疑是发动政变。壬午兵变后稳健开化派从开化党中分离,闵妃集团不再支持开化党,开化党虽然借助提倡开化改革的社会氛围而活跃了一阵子,但终究不容于当权的闵妃集团,因此开化党很早就有起事夺权的想法了。据开化党人俞吉濬记载:“……余以游学将向北美之合众国,与洪公英植会金公于日本之东京,议定改革大计,金公在国外,主募住兵人;洪公在国内,主劝撤都下二国兵,约五年后举事。余一书生,不能有所赞划,只许参听任究,察万国情形……”。由此可见,在1883年8月间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所率之报聘使访问美国途中滞留日本时,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就开始酝酿政变,不过还在从长计议中,并未决定短期内发动政变。当时正值金玉均第三次渡日、艰难交涉借款期间,他后来透露曾在这段期间委托开化党僧侣卓挻埴从西方人那里买来炸药,同时他还向后藤象二郎、福泽谕吉上了一道《朝鲜改革意见书》,表示改革朝鲜之道有二:“一是得君密敕而和平行事也,一是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也”,并强调如果采取后者的话则不得不雇佣日本人,请后藤和福泽与自己“共图大计”、“共生共死”,显然这里金玉均是倾向“以力从事”的。但那时候开化党人各奔东西,有的在朝鲜,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所以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政变计划。 等到1884年5月金玉均空手回国,处境日益险恶,被迫“暂退田舍,以弛其祸,以图展后之策”,1884年6月闵泳翊、洪英植、徐光范、边树等开化党人从美国回国,同年7月徐载弼等士官生徒从日本回国,至此开化党人全部集合于朝鲜,有了谋议政变的条件。而各种压力则加深了开化党人的危机意识。闵泳翊从美国回来后,就脱离了开化党,转而维护闵妃集团的利益,成为事大党的头目;而在1884年9月还被称为“吾开化党一干事重位”的宦官柳在贤到10月就背叛了开化党,通过向高宗进谗言而使来京受阅的开化党武装力量——尹雄烈所训练的新军调回北青,使开化党的计划蒙受一大挫折。而开化党人对闵妃集团的腐败无能、清朝的干涉压制更感到痛心疾首,他们认为“主弱臣佞,以因循姑息为万全之策,以振作进步为亡国之计,上下汲汲于朝暮之利”,“顾今国事罔涯,奸臣弄权,财用罄竭,名曰开化,实无开化之效”。1884年6月发生清朝惩办李范晋的事件,使开化党人更加意识到推翻现政府的必要。李范晋案发生两天后的6月23日,金玉均复归外衙门任协办,发现朝廷官员对此案集体失声,不禁同开化党人“相与恨叹陈氏(清朝商务委员陈树棠)之妄悖,及我国政府之无意于保民之意”。他们慨叹道:“各国人不惜其身得以开化,朝鲜独不能焉,甚可恨也!”因此,开化党人感到形势逼人,不能再等下去,必须立即发动政变,打倒事大守旧的闵妃集团(开化党虽然认为闵妃集团事大守旧,但客观地讲闵妃集团并不算真正的亲清派,而闵妃集团推行的是东道西器的开化政策,严格来说也不算纯粹的守旧派),然后宣布独立,实现开化。 促使开化党人下决心发动政变的不仅是以上种种危机意识,还存在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调回了壬午兵变以来驻扎朝鲜的3000士兵中之一半,而且清朝在朝鲜的威信也由于战况的不利而下降。另外朝鲜国内发生了《汉城旬报》事件和李范晋案,以及清朝商民涌入朝鲜损害本土商人的利益,使人们滋生反清情绪。1884年9月21日,金玉均对美国驻朝公使福特说:“清佛方争,我国独立机会盍在此时?”说明最迟在这时,开化党已决意将政变夺权的想法付诸实施了。更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日本态度的变化,前文提到金玉均赴日借款失败,使一贯亲日的他对日本产生疑虑。但其后日本见清朝陷入了中法战争的泥潭,于是蠢蠢欲动,日法同盟说甚嚣尘上。而对朝鲜,日本则希望借此局势驱逐清朝势力,将朝鲜半岛收入自己的范围之内,开化党再次成为他们的利用对象。1884年10月30日,休假10个多月的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归任朝鲜,他一改过去对开化党的冷淡态度,开始与开化党频繁接触,并劝开化党人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夺权,金玉均虽也知道“日本政府变幻政略,如儿戏之事”,但又觉得“独立我国,变革旧习,非借手日本外无策”,同时他判断竹添进一郎原本只是一个书生,不是什么强硬派,他归任后如此支持开化党政变,背后肯定有日本政府撑腰,所以开化党接受了日本的援助。此外,前《汉城旬报》编辑井上角五郎和他的老师福泽谕吉等人也为开化党购买日本刀、炸药和步枪等武器,并以走私方式输入。日本的支援坚定了开化党发动政变的决心。 三日而亡 金玉均成立了一支名为“忠义契”的政变敢死队,又集中了开化党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还包括4名日本“壮士”,着手准备政变,1884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确定了举事时间和方案。日本也积极配合,驻朝日军在11月11日深夜举行了实战演习,甚至惊动了高宗,以致在次日清晨召来金玉均盘问。开化党准备就绪并经过多次谋议后,在1884年12月4日以洪英植开办邮政局为契机发动了“甲申政变”。他们挟持王室,引来日军,砍伤闵泳翊,杀死6名闵妃集团大臣及宦官柳在贤,然后成立新政府,发布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纲。开化党原打算拉拢事大党中的稳健开化派,但稳健开化派的金允植等人拒绝合作,反而请求驻朝清军出动镇压开化党。12月6日,袁世凯率驻朝清军及亲清朝鲜军进攻开化党及日军,救出高宗,平息了甲申政变,开化党的“三日天下”结束了。 开化党在经历“三日天下”的短暂辉煌之后,迅即遭到土崩瓦解的命运。洪英植、朴泳教及7名士官生徒死于政变,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柳赫鲁、李圭完、边树、郑兰教、申应熙等9名开化党人亡命日本。紧接着,闵妃集团展开了对开化党的大肃清行动,在甲申政变后便逮捕了李喜贞等12名开化党人并将其处死,随后到1886年陆续处决了100多名开化党人及其家属。一些未参与政变的开化党人也被牵连,如尹雄烈、尹致昊父子采取谨慎态度而未涉入,后尹致昊逃到中国,尹雄烈被流放;开化党指导者刘鸿基在政变后失踪;俞吉濬在政变时尚留学美国,听说政变消息后回国,闵妃集团本欲将其处死,但在韩圭卨的保护下幸免于难,此外申箕善、李道宰等对开化党友好的朝臣也遭流放。由此开化党人几乎被赶尽杀绝,流亡日本的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虽欲东山再起,但与他一起亡命的8人中除了柳赫鲁以外都远渡美国了。福泽谕吉听说闵妃集团屠戮开化党人及其家属的消息后,怒斥这是“人间婆娑世界之地狱出现在朝鲜京城”,他说:“但凡有一国存在,这个国家的人产生独立精神乃自然之势,想留也留不住。故此次趁机将独立党人杀得精光,也只是杀尽了人,却不能杀尽其精神。可以明确的是数年之内又可能出现第二个独立党,只要朝鲜存在,此党就不会消失。此次拼命地残杀只不过是无益之劳。” 甲申政变后,开化党被视为犯上作乱、卖国求荣的“逆党”、“倭奴”而遭到朝鲜上下的抨击,“开化”一词也迅速由流行语变为敏感词。尹致昊感慨道:“想到国事,更无余望,至于开化、独立等,复无无动舌者”“前则人民虽不好外交,而有不分是非多有讥开化党者,而尚有说开化之为利者,听者亦不敢太折之;自经变,朝野俱曰所谓开化党者,暗没忠义,连结外人,卖国背宗云,岂有着目开化者而心怀此等意思者耶?”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党人相继回国,主导甲午更张及独立协会等改革运动,但此时他们已不再以开化党之名活动了。

图片 3 辛未洋扰期间,一种石碑在朝鲜各地被竖立了起来,这种石碑就是后人所称的斥和碑。斥和碑,也叫斥洋碑,顾名思义,就是排斥洋夷的侵犯,因为当时的朝鲜曾经三番五次被西方列强的武装侵扰,苦不堪言。这种石碑是兴宣大院君统治朝鲜期间竖立的,后来兴宣大院君垮台之后,斥和碑也因为新政府对列强的妥协政策而被撤除。图片 4 背景 19世纪末,朝鲜已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1866年,法国入侵朝鲜,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入侵朝鲜,史称“辛未洋扰”。朝鲜人民对于外国入侵原本十分恐惧。当时朝鲜的执政者是兴宣大院君李昰应,是朝鲜王朝第26代国王高宗李熙的生父,他为了鼓舞全国军民的士气,便在1866年丙寅洋扰期间亲笔写下“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这12个汉字。5年后又发生辛未洋扰,美军封锁了朝鲜首都汉城的漕运粮道,并与朝鲜在江华岛一带对峙,强迫朝鲜与之通商。大院君以高宗名义下旨:“此夷之所欲和者,未知何事。而以若数千年礼义之邦,岂可与犬羊相和乎?虽几年相持,必痛绝乃已。若有以和字为言者,当施卖国之律矣!”大院君为了表明自己誓死抵抗美国侵略的决心,同时也给百姓做榜样,鼓励全国人民抗敌到底、决不屈服求和,还在同日下令将他在1866年写的十二个字刻成石碑,竖立于汉城的大街小巷及全国各地,这个石碑就被称为斥和碑。 碑文 正如前文所述,斥和碑的碑文写于1866年“丙寅洋扰”期间,当时的朝鲜大臣李裕元对此事记述道:“丙寅洋夷陷江都,朝夕犯京,上至朝廷,下至闾巷,举有主和之论。石坡公书揭壁上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自是和议寝息,贼随而退”。时人朴齐絅亦有类似记载:“……适变报至,上下惊惶,都民久不见兵火,至是扶老挈幼,避乱于诸州县,搬运家具,道路填塞,市廛皆空,大院君问大臣之意,盛言:‘外国之使来,初非与我开兵端者,宜善辞答以送之。’大院君乃大书于厅柱曰:‘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可见这十二字是大院君为了警告主和者而即兴写下的。而其被刻在石碑上则是1871年“辛未洋扰”时,第一个“斥和碑”竖立在汉城市中心的钟路普信阁。由于斥和碑在战争期间竖立,因此它本身并非高大雄伟。钟路的斥和碑用花岗岩制成,长46厘米,宽26厘米,高139厘米,其他地方的斥和碑规制大致相同。而且斥和碑也没有任何的赑屃和螭首装饰,相当朴素精简。但是碑文内容却是铿锵有力,斥和碑的主文是:“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副文也就是左边的两行小字是:“戒我万年子孙。丙寅作,辛未立”,均为正楷汉字。碑文言简意赅,通过列举出“洋夷侵犯”的两种应对方式——“战”与“和”,得出了“主和卖国”的结论,从而以不可置疑的口吻告诫国民必须与“洋夷”决一死战,堵住了主和派的嘴。 当时朝鲜政府对此的解释是:“碑文即丙寅洋夷之猖獗也,大院位教是作出十二字,以为斥邪之文矣。既又趁时刻石,竖立于钟路,榻出几本,当颁示各处者,而奉承分付,兹以下送为去乎!此果斥邪卫正之严重命意也,孰敢不钦叹万万乎?分付后揭付坊曲事。”在树立斥和碑的同时,大院君又命令朝鲜墨匠造墨,必印此十二字方能出售,“使人人知斥和之义”。 斥和碑竖立后,大大提高了朝鲜人的抗敌决心,他们不再畏惧西洋人,反而要求与之决一死战。美国人察觉以后,知道朝鲜人民是无法屈服的,便很快撤退了,朝鲜再次赢得抗击欧美列强侵略的胜利。 撤除 后来,兴宣大院君倒台,以闵妃集团为首的朝鲜政府放弃了锁国政策,向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妥协。1876年,朝鲜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的国门被打开;1882年朝鲜和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朝鲜的门户向世界全面开放。斥和碑的存在也显得“不合时宜”了。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大院君再次掌权,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负责与朝鲜交涉,时任日本外务卿的井上馨就在对花房的训令中有一条明确提到:“拆毁前年朝鲜八道各处建立的石碑,即刻‘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十二字之碑”。井上对此解释道:“碑面‘洋夷’之文字,虽非直接指我国人,但全系向外国,违背交谊修好之宗旨,毁此无可非议。” 1882年8月20日,花房义质谒见大院君,当问及朝鲜的外交政策时,大院君说:“往年因西洋人的所为无道之极,所以当时曾经立碑作为外交的戒条,但今天的时势已经大大不同了。”花房义质说:“立碑犹存,贵国今天采取的政策,能和原来的主义不相抵触吗?”大院君说:“与日本的国交应以心交,不应以形交,碑的存在和撤除又有何关系?”可见大院君仍不想撤除斥和碑。但到大院君被抓去中国、再次倒台以后,朝鲜和日本于1882年8月30日签订《济物浦条约》,谈判时日本代表花房义质就提出撤销斥和碑,不仅如此,前来朝鲜的美国人、英国人也要求撤销斥和碑。于是,1882年9月14日,钟路的斥和碑被拆除。同时,朝鲜高宗下教旨称:“既与西国修好,则京外所立斥洋碑刻,时措有异,故并行拔去。”随着各地的斥和碑的陆续拆除,朝鲜全国一致抗击外敌、取得胜利的历史也就不复存在了。 1915年6月,朝鲜第一块斥和碑——钟路斥和碑在汉城景福宫勤政殿的地下被发现,后被保存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内。今天,朝鲜和韩国的一些地方都还保存着“戒我万年子孙”的斥和碑,成为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的历史见证和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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