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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美修好通商左券的评价,丙申政变的背景

2019-10-28 08:30

图片 1 甲申政变的发动者开化党为了拯救内忧外患的朝鲜政坛决定进行变革。这场变革有着非常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最终在不到3天就被扼杀了。究竟甲申政变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这场仅仅维持了3天的政变的具体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甲申政变的背景 19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风雨飘摇,朝鲜的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摒弃旧思想、旧制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以封建地主阶级开明人士为主的开化党就是其中的代表。 开化党是由实学派中的北学派演变而来,它是受到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产生的朝鲜国们开港后,开化党的形成加速了。开化党的形成与日本有密切关系。开化党倡导开化思想,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因此又被称为日本党或独立党,开化党领袖金玉均更是在甲申政变以前3次前往日本,拜日本维新派思想家福泽谕吉为师,一心想在朝鲜发动一次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开化党得到日本的资助,逐渐成为朝鲜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守旧派,坚持事大主义,一心效忠宗主国清朝,墨守成规,不思改革,因此又被称为“事大党”。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造成了闵妃集团与开化党的分离:由于壬午兵变失败,朝鲜与日本交往的障碍基本被消除,开化党得以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而再次执政的闵妃集团则对清朝充满感激,所以逐渐成为“事大党”。甚至连原先的开化党人闵泳翊,也倒向事大党了。由此衍生出了开化党与守旧派的争斗。 壬午兵变也是开化党开始活跃于朝鲜政坛的起点。壬午兵变本身就是一次朝鲜政局的大重组,壬午兵变被清军镇压,号召“卫正斥邪”的极端保守势力也遭到清洗而一蹶不振,这在客观上为开化党实施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在壬午兵变后,清朝洋务派引入了一系列洋务运动式的改革措施,在朝鲜设立内外衙门,开办外交、通商、海关等事务,代购洋枪洋炮,代训新军,培养朝鲜的军事人才,有利于朝鲜的近代化,给开化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守旧派的轮番攻击和日本的态度变化,使开化党举步维艰,处境日益险恶。据一位参加过甲申政变的人士回忆,金玉均等曾希望“以和平手段开拓国运,然毫无建树。终于计划即使采取强制手段也要救国王于宫廷迂腐的环境之中,以颁发敕令。于是,金玉均以传统结社形式组织了以士官生徒为核心的敢死队“忠义契”,自任契主,将开化党的各色支持者团结在“忠义契”的名下,酝酿发动武装政变,推翻守旧派政权。关于忠义契的宗旨、章程及活动情况,尚无据查考。据参加者李喜贞追述,它系“为国而设”,而且似乎组织严密,为单线联系。这支名为“忠义契”的敢死队也就是开化党的政变队伍。 开化党起事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到了1884年,清廷和闵妃集团的蜜月期已经结束。先是清廷发生“甲申政潮”,清朝慈禧太后罢免了恭亲王奕訢而起用醇亲王奕譞来辅政。醇亲王是清德宗的生父,而闵妃集团认为这是清廷释放高宗生父大院君的预兆,便开始对清朝离心。这一年,中法战争爆发,中国南方形势危急。5月,吴长庆奉调率领1500名清兵回国驻防,力量对比开始向开化党倾斜。8月以后,清军福建水师在马尾港遭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法国军队也攻占基隆、澎湖等多处地方,直指舟山群岛。清廷在朝鲜的威望大大降低,原想托庇于清廷保护的朝鲜国王和闵妃也开始动摇。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对此深有感触,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朝鲜政府与中国离心的状况。不仅是官方,朝鲜民间的反清情绪也逐渐产生。因此这一年是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绝好时机,遂决意起事。 开化党利用形势变化决心发动政变,日本认为有机可乘,又重新对开化党十分热心了。开化党和日本一拍即合,一道密谋发动政变。美国也支持开化党发动政变。除了寻求日本等外国的支援,金玉均等亦希望“密赖君意而以力从事”。1884年11月29日,金玉均入宫,对国王高宗游说称中日如果交战,清朝必败,朝鲜当自图万全之策,并夸口说会得到日本的全面协助。高宗为其所动,乃亲书密旨交给金玉均,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于是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政变骨干经过多次密谈,并频繁与日本公使馆联络,想出了几种方案,最终决定在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 甲申政变的经过和结果 1884年12月4日,朝鲜汉城邮政局落成,在当晚6时举行的邮政局落成仪式上,开化党骨干、邮政局总办洪英植举行宴会款待朝廷大臣,准备藉此将守旧派大臣一网打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称病缺席,驻朝清军将领袁世凯察觉气氛有异,也推托不去,只有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18人出席。金玉均与日本公使馆参赞岛村久坐在宴席上,他们频繁用日语小声交谈。开化党的“忠义契”队员和一些日本浪人则准备在邮政局附近之别宫(世子李坧与世子嫔闵氏行嘉礼之处)点火,将守旧派大臣引诱至此并逐一杀死。开化党人以“青天”和“妥当”为接头暗号,在别宫纵火,但没有成功。他们请示了金玉均以后,只好焚烧隔壁民房。接着,他们高呼失火,右营使闵泳翊带头冲向失火处救火,谁知开化党过早行动,将他砍成重伤。闵泳翊负伤挣扎回邮政局大厅,在场的大臣和宾客见状大惊,遂逃之夭夭。开化党企图在邮政局全歼诸大臣的计划落空。 开化党领袖金玉均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仍决定按原计划将国王转移至景佑宫,然后将原定于在邮政局刺杀的其他三名营使在骗到景佑宫中杀掉。金玉均先让宫女某氏(人称“顾大嫂”,忠义契成员,据考证名叫李禹石,1885年末被发现并处死[21-22] )在王宫昌德宫埋了炸药,后又和朴泳孝、徐光范趁着夜色闯入昌德宫,向国王高宗报告说:清军作乱,邮局失火,形势十分紧急,请国王去易于防守的景佑宫避难。正当国王高宗犹豫不决时,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殿宇。高宗果然害怕了,同闵妃、世子、世子嫔、王大妃、大王大妃等王室成员立刻随金玉均前往景佑宫。 途中,金玉均建议请日军来保护。惊恐不定的高宗表示同意,用铅笔写了一道教旨,上书“日使来卫”四字。金玉均把教旨交给朴泳孝,让他到日本公使馆搬救兵(竹添进一郎则称送来国王亲书的是宦官柳在贤)。 这时,从邮政局逃离的前营使韩圭稷、在宫中值班的后营使尹泰骏和京畿监司沈相薰以及大殿宦官柳在贤一同来了。柳在贤告诉高宗说,外面并无变故。眼看事情就要暴露,金玉均等人急得满头是汗。突然,从仁政殿方向传来两响爆炸声。金玉均抓住这个机会,怒斥柳在贤蒙骗国王,理应斩首。其余三名大臣争辩不过,只好跟着高宗来到景佑宫。 高宗一行刚在景佑宫安顿下来,竹添进一郎率领的200多名日军也赶到了,和开化党的武装力量——尹景完率领的50名士官生徒一同守卫,把景佑宫内外围得严严实实。随后洪英植和列入开化党暗杀名单的左营使李祖渊赶到景佑宫。李祖渊、尹泰骏、韩圭稷三人察觉事态不妙,窃窃私语,“密谋通知于驻防营”;朴泳孝看到后对这三名守旧派大臣说:“今当变乱,要日本公使率兵护卫,而三营之使以掌兵之任,何不早出操兵以来?面面相看,只有偶语,何故也?”尹泰骏便声称出宫招兵,走到景佑宫小中门外被开化党人李圭完、尹景纯刺杀。李祖渊、韩圭稷要求面见国王,遭徐载弼拔剑阻拦,于是两人被迫出景佑宫,在后门被黄龙泽、尹景纯、李圭完等开化党人所杀。然后,金玉均假传王旨,召守旧派大臣海防总管闵泳穆、知中枢府事赵宁夏、左赞成闵台镐速到景佑宫议事。这三人在宫门被开化党刺客逐一杀死。 此时景佑宫内乱作一团,宦官、宫女几百人挤在狭小的宫中,闵妃和大王大妃等人嚷着要回昌德宫,宦官、宫女们也议论纷纷,抱怨不止,毫无惧色。天已渐亮,金玉均见此混乱局面,便令徐载弼抓来国王、王妃所信任的大宦官柳在贤,以企图引爆火药、烧毁王宫为由将他当众斩杀。当时“血溅壁上,声闻御座”,国王高宗连呼“勿杀”,但无人听从。这一招果然见效,殿上满座皆惊,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然后金玉均就将无用之宦官、宫女通通赶走。至此,守旧派大臣全部被开化党铲除,为开化党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在开化党主导下成立了新政府,王室宗亲李载元被推举为右议政,洪英植为左议政,金玉均为户曹参判,朴泳孝为前后营使,徐光范为左右营使,徐载弼为兵曹参判前营正领官。此外,中间派中的金弘集、金允植等人也被吸收进来。1884年12月6日,开化党宣布了十四条政纲,开始着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要求清朝释放大院君回国,并且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打破门阀制度,登用人才,四民平等,惩处奸吏,革罢冗官,改革租税,整编军队,限制国王和宫廷的权力等。 开化党颁布的政令不止这14条,据徐载弼回忆当时宣布了80多条政令。开化党夺权以后,这些政令还以国王谕旨的形式函告各国使节,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公使先后晋谒朝鲜国王,向其表示祝贺。国王高宗说:“据说一国欲破旧日陋习,而进开明之境,大都经历变乱,美、英两国其例当不少。”美国公使福特答道:“诚然,开国之际,此类事例不少,敝邦亦屡有经验。”政变似乎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袁世凯等人起初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报告后,袁世凯当即带兵二百人赶赴邮局,但早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也大门紧锁。袁世凯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时,发现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还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了次日下午,才探明政变真相,当得知相熟的大臣们都已经遇害身亡时,袁世凯的心情极为沉重。当时,中朝间的公文都要靠北洋的兵船送到天津的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好几天时间。如果按常规请示,重大事变的应对决策必由北京的清廷最高层来拍板,时间的延误也就无可避免,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袁世凯表现出了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心理素质。 在开化党公布新政府的成员名单时,驻朝的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对策。吴兆有和张光前两个将领均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情况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向众人转达了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相同,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师出无名,衅自我开。金允植也来函请清军按兵不动,以免伤及被日人挟持的国王。会商的结果是,清军暂不出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应对策略。袁世凯则负责联络争取由他编练的朝鲜新军。当晚,袁世凯向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六百两,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入宫,共同护卫国王。第二天上午,开化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得知政变是开化党勾结日本人所为,一时人心思乱,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守旧派成员纷纷跑到清军大营,“痛哭乞师”,要求出兵勤王,众人仍是犹豫不决。 在两次致函国王,要求晋谒并带兵入卫王宫的请求被拒后,袁世凯认为事态紧急,间不容发,力主入宫戡乱。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袁世凯承诺“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而获罪,由我一人承当,决不牵连诸位”。见众人首肯,袁世凯立刻率一营官兵及朝鲜新军左右营赶赴王宫。一入宫,便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清军果断还击,双方展开了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新一轮的激战。袁世凯身先士卒,即使尸体满路也毫无惧色,奋勇当前。正胶着间,守军中数百个之前蒙袁世凯督导训练的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战局立刻急转。 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了使馆。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跑,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人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仍不见国王的踪迹。袁世凯重金悬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才得知其下落,立刻派兵前去抢夺,洪英植试图阻拦被杀。次日,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新政府,并召见各国使节,告知政变平息。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攻,惊惧交加下,自焚使馆,逃往仁川的日本领事馆躲避。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而告终。袁世凯一战成名,应国王之邀,居于偏殿楼下,朝夕接触会晤,成为清廷在朝鲜的实权人物。 无论是日方还是中方,其军事行动都是未经政府批准的。成功则罢,一旦失败,将会承担严重的责任。因此,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一旦发动,就必须一气呵成干到底。在这场对双方领军人物个人意志的考验中,袁世凯胜,竹添败。这一战促成了袁世凯的崛起,此后十年,他成为清政府驻朝鲜的头号人物。在李鸿章的遥控下,袁世凯恩威并施,全面控制了朝鲜的内政外交。同时,经此风波,朝鲜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渐高涨,对清廷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对朝鲜官民而言,历史已经揭开了新的一页。而日本方面,一次小的失败并未阻挡其扩张称霸的野心,日本人痛定思痛、枕戈待旦,十年之后,借朝鲜的另一次内乱——东学党起义,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次,清廷一败涂地。

图片 2 日本强制和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朝鲜大门被打开之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将魔爪伸入朝鲜。《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和欧美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将朝鲜的门户彻底向世界打开。那么,日本和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背景和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背景 1882年签订的《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在中国、朝鲜和美国三国互动、协商的情况下达成的。朝鲜王朝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厉行锁国政策,曾击退法美舰队入侵,并在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上面写道:“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体现出朝鲜坚持闭关锁国的决心。朝鲜也因此成为亚洲最晚开放门户的国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士王国”。1876年,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成功打开了朝鲜的国门。虽然《江华条约》签订数年后朝鲜政府并没有与欧美列强缔约通商的行动和打算,但该条约的签订毕竟为后来《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 而此时的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空前发展,实力不断强大。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进行,美国把触角伸向了远东地区,企图打开当地的市场,便于美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世纪中期,美国辉格党政府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国门。美国内战之后,执政的共和党也继续遵循商业扩张原则作为其东亚政策的基本准则。朝鲜半岛自然不出美国视野之外。但由于朝鲜王朝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坚持锁国政策,美国在日本成功使用的“炮舰外交”竟没能在朝鲜奏效。1866年发生舍门将军号事件,美国商船“舍门将军号”驶入朝鲜大同江,要求朝鲜政府与之通商,结果商船遭到攻击而沉没;1871年美国亚细亚舰队进攻朝鲜江华岛,史称“辛未洋扰”,虽然取得了军事胜利,但由于朝鲜军民的坚决抵抗而撤兵作罢。但美国并未灰心,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再次对朝鲜提出开放国门的要求,并准备借《江华条约》之东风迫使朝鲜的门户向欧美国家全面敞开。 朝鲜的宗主国清朝政府由于洋务运动的发展,实力开始增强。而清廷对朝鲜的一贯政策是“内政外交从不与闻”,对朝鲜的对外开放也持消极态度,这种消极态度一直持续到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当时被清政府雇佣的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透露日本在侵台之后将用兵朝鲜,因此建议朝鲜与法、美缔约通商以防日本。但清廷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认为:“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况美无远略,法多内患,实不暇此。”后来清朝礼部给朝鲜的咨文中也未鼓励听从日意格的意见。但经过了《北京专约》和《江华条约》的订立,日本的威胁和朝鲜的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清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1876年10月李鸿章致朝鲜领中枢府事李裕元的书函中指出:“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暗示朝鲜与欧美缔约通商。其次是以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契机,更刺激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由以前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干预。1879年6月清福建巡抚丁日昌在条陈海防事宜时专门提到朝鲜问题。他说: “臣愚以为,高丽已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则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何则?日本有吞噬高丽之心,而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倘倭、高启衅,凡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庶几日本不致悍然无所忌惮。……若泰西仍求与高丽通商,似可由使臣密劝勉从所请,并劝高丽派员分往有约之国。苟能聘问不绝,自可休戚相关,一切得力军火,我亦可密为挹注,俾足图存。倘遇倭、俄二国意图蚕食,我固当以全力卫之,并可邀齐与高丽有约之国,鸣鼓而攻,庶几高丽不致蹈琉球覆辙。否则高丽亡,则倭、俄与我东三省实逼处此,此固心腹之疾,非仅肘腋之患,不同琉球弃取无关得失也。” 丁日昌的奏折最有说服力的部分莫过于不使朝鲜“蹈琉球覆辙”的理由。除此之外,当时盛传的“俄国威胁论”也是促使清政府改变对朝政策的另一原因。总理衙门受到丁日昌的奏折启发,正式决定采取行动,设法让朝鲜同欧美缔约通商。但清政府的对朝政策不可遽然改变,无法下命令强迫朝鲜,只好采用“劝导”的手段,于是让李鸿章又一次致函李裕元,明确提出让朝鲜“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但他的建议遭到李裕元的拒绝。不过在次年,清朝驻日使馆对朝鲜使臣金弘集所做的工作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驻日参赞黄遵宪写的《朝鲜策略》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朝鲜决策层,更在朝鲜引发了政治地震。总之,随着日本与俄国的威胁增大,清政府一方面认为朝鲜与欧美建交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则本着“以夷制夷”的观念,希望引进欧美以制衡日俄对朝鲜半岛的威胁,进而保障清朝的安全。清政府对朝鲜外交政策的主张和影响,也为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创造了条件。 经过 美国求助日本 1878年秋,美国海军部决定派遣海军中将薛斐尔(Robert Wilson Shufeldt,又译萧孚尔)周游中东、东亚,以促进美国对亚非贸易的发展,其中一项使命就是尝试打开朝鲜的国门。薛斐尔于1878年12月初由美国出发,取道非洲西海岸北上,经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于1880年4月15日抵达日本长崎。薛斐尔到日本后,乃设法与朝鲜建交。 薛斐尔曾在1867年奉命赴朝鲜调查过舍门将军号事件,但无功而返。此次他来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委托日本政府居间协调。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担心日朝关系因此恶化,但又不好拒绝美国人的请求,所以训令驻釜山领事近藤真锄协助薛斐尔打通朝鲜东莱府方面的关节。薛斐尔来到釜山后,请近藤代为会晤东莱府使沈东臣,但沈东臣以不得接触洋人、不得上呈书契的规矩而予以拒绝。薛斐尔返回日本后,经过与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ohn Armor Bingham)商量,拜托井上馨亲自出马,写信给朝鲜礼曹判书尹滋承,这样薛斐尔书信也能附于信后而送到朝鲜人手中。井上只好答应写信,劝导朝方与美国建交,并将薛斐尔书信译为汉文附于信后,由近藤真锄递交给朝鲜政府。到了1880年8月11日,访日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将尹滋承的回信和薛斐尔书信一并呈给井上,朝鲜方面借口薛斐尔书信中把“Corea”翻译成“高丽”是辱国(高丽王朝是朝鲜王朝的前朝,将“朝鲜”译成“高丽”就相当于把“大清”译成“大明”一样),因而退还了薛斐尔书信。美国依靠日本斡旋来促成朝美建交的希望便破灭了。 中国参与斡旋 在辛未洋扰时,美国曾请清政府介入中朝关系,但被清政府拒绝,所以此次美方起初并未有联络清廷的打算。但薛斐尔在等待朝鲜回信时,就已经预计不会有好消息,于是他转向驻长崎的中国领事馆求助。领事余瓗将此事上报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何如璋原本就有劝朝鲜与欧美修好以防俄的构想,因此对美方的求助极为重视,在1880年6月7日上报总理衙门。朝美建交正好符合李鸿章“以夷制夷”的战略,而李鸿章更为了避免因为美日合作而使中国在朝鲜地位边缘化的状况出现,故在得知美国人主动找上门来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地于1880年7月23日邀请薛斐尔访问中国天津。8月25日,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李鸿章,向他表达了借中国之力与朝鲜建交的请求,李鸿章也答应致函朝鲜政府疏通。李、薛两人抵掌而谈,一拍即合。同年11月,薛斐尔返回美国述职,美国国务卿布莱恩赞成透过中国与朝鲜缔约的建议,便于1881年3月15日任命薛斐尔为驻华使馆武官,前往中国负责对朝缔约事务。清政府也在1881年2月23日批准将朝鲜外交事务从礼部完全移交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中国斡旋朝美建交的过程就此展开。 朝鲜态度转变 就在李鸿章与薛斐尔达成共识之际,对朝美建交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黄遵宪赠给金弘集《朝鲜策略》。出使日本的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在与日方交涉的过程中,顺便多次进出中国驻日使馆,与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和参赞黄遵宪进行笔谈。何、黄多次向金弘集指出打开国门与欧美建交的重要性,而且黄遵宪还亲自写了名为《朝鲜策略》的小册子赠与金弘集,论述朝鲜应当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一起抵制沙皇俄国的南下。《朝鲜策略》被带回朝鲜后,直接促成了朝鲜政府态度的变化。此时无论是朝鲜国王李熙还是领议政李最应,都对《朝鲜策略》深表赞同。但这也引起朝鲜国内的轩然大波,保守儒生于次年发起了“辛巳斥邪运动”,上疏抨击《朝鲜策略》,斥责黄遵宪和金弘集引狼入室,坚决反对与美国缔约建交。这次以上疏为主要形式的政治运动遭到朝鲜政府的严厉镇压,甚至还引发了文字狱,多名儒生因为上疏文中语出不敬而被处死或流放,到1881年秋破获安骥泳的举事,朝鲜政府才算暂时压服了反对声音。 另一方面,1880年冬,朝鲜国王李熙派密使李东仁、卓挺埴先后来日本,向中国驻日使馆转达了对《朝鲜策略》的信服,并恳请何如璋公使出面斡旋朝美关系;1881年初,朝鲜政府又派李容肃出使中国,向李鸿章表达了欲与欧美立约之意,请求李鸿章“一一开诲硕划”。李鸿章遂令幕僚马建忠和郑藻如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交李容肃带回朝鲜;又命郑藻如修书于朝鲜贡使任应准,论述“联美七利”,提议朝鲜迅速派要员来华协商。由于“辛巳斥邪运动”正在蔓延,所以朝鲜政府虽有意与美国建交,却无法立即派出使节。但是,中美两国联手合作,加上朝鲜政府的态度转变,《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已是水到渠成,任何腐儒的意见都无法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了。 条约缔结过程 1881年夏,薛斐尔回到中国,两度就朝美建交的进展问题询问李鸿章,李鸿章并未对薛斐尔作出肯定答复,只劝他耐心等待,性急的薛斐尔对此十分恼火,甚至怀疑李鸿章有食言的可能。与此同时,朝鲜译官李应浚为通报朝鲜将派学徒学习洋务之事来津,李鸿章趁机命郑藻如再次修书于朝鲜,督促朝鲜派使节来天津与薛斐尔接触。不久后朝鲜预定的使节赵龙镐暴死,朝鲜遂改派金允植为领选使,率学徒来华,并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1881年12月,薛斐尔获知朝鲜议约使臣即将来华的消息,1882年1月19日他收到了美国总统阿瑟授予他对朝议约的全权委任状,于是计划在1882年春在天津议约,5月赴朝鲜签约。清廷也在1882年1月23日颁布上谕称:“朝鲜久隶藩属,自应随时维持调护,即以固我边陲。该国必与美国订约,则他国不至肆意要求,于大局实有关系。着李鸿章随时相机开导,妥为筹办,该国联美之计,为日、俄各国所不愿,该大臣亟应加意慎密,毋贻口实。”正式将斡旋朝美缔约的任务交给李鸿章负责。 稍早前的1882年初,朝鲜国王李熙派的领选使金允植及学习洋务的60名学徒抵达中国,而金允植身上更重要的任务则是确认与美国缔约建交一事,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盖议约事居十之八九,而学造事不过一二耳”。李鸿章在保定府与金允植接洽,起初朝方要求清朝皇帝“明降诏旨”,要求朝美缔约,并由清政府派员主持,李鸿章为了不“转予外人以挟持之柄”,拒绝了此提案;随后金允植又奉国王密谕,请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最后决定朝鲜派出全权使臣在天津议约、在朝鲜签字,还将马建忠、黄遵宪、李东仁所拟的三种条约草案反复比对,确定了包括“属国自主”(朝鲜承认自己是中国属国,但外交自主)、征收关税、不立教堂等原则。然而,因为朝鲜国内排外情绪还很浓厚,国王难以公然派遣全权使臣赴华议约,所以李鸿章在1882年3月下旬回天津后,便代替朝鲜和薛斐尔谈判,津海关道周馥、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及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亦参与其中。他们从3月25日到4月18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属国自主”条款,薛斐尔认为美国只能跟独立自主的对等国家缔约,故坚决反对条约中出现“属国”字样。经过几番折冲,双方决定空出第一款即“属国自主”条款,等待美国政府的指示,不得已由朝鲜政府在该条约外,另备照会声明中朝的宗藩关系及朝鲜的“自主之权”,其他条款并没有明显争议,于是李鸿章和薛斐尔在谈判结束后草签了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就基本定稿了,随后李鸿章派李应浚将约稿带回朝鲜。 1882年3月,朝鲜政府派鱼允中、李祖渊二人赴天津参加预备会谈。4月22日,鱼允中、李祖渊尚在途中,而薛斐尔却不肯久留中国,遂携与李鸿章草签之约稿赴烟台,准备动身前往朝鲜。李鸿章一面将此事通报朝鲜统理机务衙门总理大臣李最应及朝鲜国王李熙,一面派马建忠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乘兵船偕往,协助薛斐尔与朝方顺利缔约。5月8日,马建忠一行先抵朝鲜汉江口,与朝鲜官员李应浚、赵准永、金景遂等及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进行接触,薛斐尔于5月11日才到达。5月14日,朝鲜国王所派的议约大臣申櫶、金弘集姗姗来迟,先后登上中美军舰拜访。马建忠要求朝方准备全权委任状和“属国自主”照会,并将他本人拟好的“属国自主”照会草稿交给金弘集。5月19日金弘集将委任状和照会出示给马建忠,双方签约手续至此具备。在此期间,朝美双方也举行了谈判,除了朝鲜要求禁止米谷输出以外未有其他异议,双方妥协的结果是限于仁川禁止米谷输出。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监临下,申櫶、金弘集与薛斐尔在济物浦临时搭建一个帐房里签署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同时薛斐尔还收到了朝方提交的“属国自主”照会(薛斐尔自称是两天后才收到的)。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议定引起日本的高度关注,马建忠乘坐的军舰驶抵汉江口停泊时,早有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乘兵船在该处等待。花房义质登船拜访马建忠,企图窥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内容,中、朝、美三方均秘而不宣。薛斐尔在条约缔结两天后即返航上海,马建忠、丁汝昌则前往汉城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及世子李坧后回国。1883年1月9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2月27日,美国政府任命福德(Lucius Harwood Foote)为美国首任驻朝公使,1883年5月抵朝赴任,与朝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闵泳穆交换了条约,除了第六款略加修改(补充“不禁美国船只从朝鲜此口至彼口装出口之土货或交卸运来洋货”)以外,其余未作改动,这标志着《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正式生效。

图片 3 和《江华条约》不同,《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方式和过程基本是平等和和平的,但从内容中还是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对朝鲜是不平等的,只是损害程度相对于同期的中美、日美以及日朝条约要小得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评价美国和朝鲜的这份条约呢?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方式和过程大体上是平等与和平的。美国实现了它打开朝鲜国门的目的,清朝和朝鲜也自以为达到了“以夷制夷”的愿望。但就条约内容来看,依然是不利于朝鲜的不平等条约。在第四款中,规定了抗辩会审制,实质上使朝鲜丧失了治外法权。第十四款则规定了美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一,领事裁判权虽被承认,却又规定待朝鲜法及审判制度改革后,美国当撤销裁判权。第二,片面最惠国待遇是有条件的,即将来朝鲜若有专约,一体遵守时,“片面”的将会变为“互惠”的。第三议订该约最大的成果是尊重了朝鲜的关税自主权。税率的规定是:输入的生活用品为10%,奢侈品为30%。这与当时西欧诸国之间的关税率很接近,算是一个公平的条款。故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称赞马建忠的议约能仿照西洋诸国的通例,“取益防损”、“筹虑周密”。相比当时中美、日美及日朝间的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对主权损害最小的了。 “以夷制夷”是清朝和朝鲜签订该条约的指导思想和最终目的,这在条约中反映在第一款:“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段话照录1858年的《中美天津条约》。但美方代表薛斐尔认为这一条类似援护条约,不便订入通商条约。李鸿章坚持写上这一条,是想借美国之力,牵制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这是他“以夷制夷”战略的直接体现,但历史证明了日本向朝鲜半岛的扩张并未因朝美建交而受阻碍。反而是朝鲜在之后为摆脱清朝的干涉,屡屡求助于美国,从“以夷制夷”玩成“以夷制华”,遂引发了福久事件、朴定阳事件等外交风波,从这个角度来说,李鸿章颇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味道。最关键的是美国人的态度,美国并不重视这个条款,所以对朝鲜的求助几乎从来都是敷衍了事或置若罔闻。由此可见,美国等西方大国只是把朝鲜作为一枚棋子,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战略眼光看待与朝鲜的关系的,绝不会为小国朝鲜的利益牺牲自己。只有在朝鲜具有足够的自卫力量时,李鸿章和朝鲜政府的“以夷制夷”战略才会发生作用。 在条约之外,尚有马建忠为朝鲜拟的“属国自主”照会。原本李鸿章在保定与金允植讨论草约时,亲手在条约中加入了这个条款(有学者认为是受同时进行的中法越南交涉的影响),朝鲜未表示反对。但等到在天津与薛斐尔议约时,薛斐尔却坚决反对加入这一条款,为此争辩不休,最终由薛斐尔请示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迟迟不予回复。李鸿章、马建忠等便另想代替方案,即改在条约外另备照会,由朝鲜国王发给美国总统,照会内容由,马建忠拟定,内容为: 大朝鲜国君主为照会事:窃照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今大朝鲜国大美国彼此立约,理属平行相待。大朝鲜国君主明允将约内各款,必按自主公例,认真照辨。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一切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除派员议立条约外,相应备文照会,须至照会者。 但是,对这份照会的态度,中、朝、美却是同床异梦。朝鲜理解的重点是“自主”,而中国理解的重点是“属国”,美国虽然受理了照会,但认为其不附加任何政治性条件,故对其并不重视,他们也将朝鲜的自主作为照会的重点内容,同时对中朝关系则采取不干涉态度。尽管在《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时,“属国自主”照会并未引发争议,但对照会内容不同理解的张力进一步演变为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关系的波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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