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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两党的论战,谷崎润一

2019-10-18 07:57

必威app体育下载 1必威app体育下载,日本内阁组织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改变了世界格局,对世界各国也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后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并以三权分立的原则,但天皇的国家形象被保存下来。 日本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以前的政治制度日本国家形成较晚,3世纪初期才出现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即邪马台国。约4世纪,在本州中部又兴起了一个更发达的奴隶制国家,即大和国。到5世纪,日本奴隶社会进入繁盛时期。646年,大和国发生“大化改新”,仿效中国唐朝的政治制度,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度,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天皇制国家。701年以后,又积极推行律令制度,于702年和718年分别制定和颁布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进一步肯定了大化改新的成果,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完成了奴隶制国家向封建制国家的转变。 8世纪后半叶,土地私有和庄园制度得到发展,10世纪时封建武士开始崛起。12世纪末,武士出身的将领源赖朝建立了统治全国的军事政府──镰仓幕府,从此,日本进入幕府时期。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成为中央政权,天皇形同虚设。墓府政治又称武家政治,它以军事封建统治为特色,以首长武家栋梁与从者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为基础。从者对栋梁提供军事服务,主人对从者恩惠以土地,同时保护其领地。江户幕府时期,幕府又把将军领地、天皇和公卿以外的全国土地分为许多藩,封大名为藩主。大名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军事、行政、司法和征收贡赋等权利,但他必须对幕府纳贡和负担军事义务。藩成为幕府统治全国的地方机关。 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频频叩关,民族矛盾和封建社会内部矛盾激化。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结束了封建幕府政治,成立了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政府。史称“明治维新”。通过1868年的版籍奉还和1871年的废藩置县,将封建领主占据的藩地统归天皇管辖。特别是经过1868~1869年平息士族反叛的戊辰战争,日本开始走上近代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轨道。1885年结束了明治初年以来的太政官制,创设了内阁制。1889年正式颁布钦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接着,又相继制定了《皇室典范》、《议会法》、《贵族院令》、《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确立了天皇主权的君主立宪政体。 内阁中央政权机关的领导核心,是由内阁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组成的合议体,行政权不属于个人,而属于统一体的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根据国会的提名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任免,内阁总理大臣须在国会议员中提名,半数以上的国务大臣也必须是国会议员,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内阁必须得到众议院的信任,否则,内阁有权建议天皇解散众议院,或者内阁总辞职。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成,多数阁员属该党议员,因此内阁和议会通常能保持一致。 法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参照英美法系进行了司法制度改革,强调司法独立,废除了明治维新时期仿效大陆法系建立的行政法院和特别法院。法院组织系统分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两类。最高法院享有最高司法审查权,对国会和行政的决定和行为进行监督。下级法院分为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各级法院一般兼理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实行四级三审制。法官实行任命制,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须交国民审查。法官根据宪法具有“身份保障”,但国会两院组成的弹劾法院可审判被追诉法官。 地方自治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控制。战后,《日本国宪法》和《地方自治法》扩大了地方自治的权力。《地方自治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为普通地方公共团体;东京都的特别区、地方公共团体的组合、财产区及地方开发事业团为特别地方公共团体。地方自治的职权包括:地方财政和地方财产管理权,地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权,课税权、警察权、统制权等行政执行权,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制定地方条例权等。自治机关由地方行政机关和地方议会组成。各级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均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和罢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虽然宪法和法律限制中央对地方的统制监督权,但中央对地方实行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如地方议会制定、修改或废除条例必须报自治省大臣核准;制定预算必须符合中央预算规定的比例;各项公共事务的管理应受有关省大臣的监督;总理有权直接罢免地方行政首长,地方大多数公务员由自治省安排等。 选举制度《日本国宪法》保障普遍选举、秘密选举和平等选举,以个人选举、直接选举、任意选举为前提。《日本国宪法》和1950年的《公职选举法》确立了国会议员、地方公共团体议会议员及其首长的选举制度。众议院议员512人,由全国130个选区选出;参议院议员252人,其中,100人以全国为1个选区,依比例代表制选出,其余 152人以都道府县区划为选区选出。地方议会议员定员由法律规定。选举的管理由行政委员会负责,分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选举管理委员会。年满20岁以上者均有选举权,对地方议会议员及其首长的选举,还有居住期限的限制。对参议院议员和都道府县知事的被选举权,为30岁以上,其余为25岁以上。禁治产者和禁锢刑以上的受刑者,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党制度日本实行多党制。虽在国会中占有席位的政党不少,但自由民主党自1955年以来长期单独执政。自由民主党内部派系林立,派系斗争从未间断,在斗争中,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不断重新组合,这是日本政党制度的一个特点。 国民的权利《日本国宪法》以尊重人权为基本原则,确认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受妨碍,宪法所保障的国民权利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法律不得限制;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的范围比过去扩大,增加了对公务员的选举罢免权、公民的赔偿请求权、不受奴隶式拘束和苦役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脱离国籍的自由、学问自由、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刑事赔偿请求权等新的规定。 日本内阁组织结构 内阁的组织机构由总理府及其下属外局(包括各委员会和各厅)、12个行政省以及内阁辅助机构。 1、内阁府:日本内阁府负责日本的经济财政,科学技术,防灾政事,冲绳以及北方政策,共生社会,国民生活,安全公共事务,政府宏观政策,地方各级都,道,府,县的制度的普及体制。包括宫内厅 、公正交易委员会、国家公安委员会 警察厅、金融厅和消费者厅。 2、内阁官房:内阁官房即政府办公厅,是内阁执行行政事务的主要助手,主管内阁的日常事务,调查、搜集国内外情报,研究审议内外政策,为内阁决策提供根据。下设有参事官室、审议官和调查官室。 3、内阁法制局:内阁法制局是内阁的法律顾问和咨询机关,主要负责审查有关法律案、政令案、条约案,并向内阁申述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法制的事项。法制局长官虽然不是内阁成员,但可以出席内阁所有会议,发挥重要作用。 4、人事院:人事院是协助内阁管理人事行政的独立性机构,负责主持国家公务人员的考试、晋升、任免,决定其职别、薪俸等事项。人事官不受内阁更迭的影响,保护相对稳定性。人事院由人事官组成人事会议,下设事务总局,专管人事院的业务工作。 5、安全保障会议:安全保障会议是内阁总理大臣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咨询机构,实际上是日本国防的决策机构。其成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防卫厅长官、经济企划厅长官和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等。 6、总务省:该省担当着广泛关系到国民生活基础的行政机构角色。掌管与行政组织、公务员制度、地方行政及财政、选举制度、消防防灾、资讯传递、邮政事业及统计等国家的基本结构有关的制度,以及支持国民经济及社会活动等的基本系统。 7、法务省:维持基本法制、制定法律、维护国民权利、统一处理与国家利害有关的诉讼的行政机关。在一般情形下,国务大臣由法务大臣来升任。 8、外务省:外务省是负责日本国对外关系的行政机关,包括对外政策、派驻使节、通商航海及缔结条约的事项,并且做为驻外单位与国内政府沟通的桥梁,负责情报收集分析、旅外侨民照顾及保护和文化宣传等事务。 9、财务省:2001年1月6日,日本中央省厅重新编制,大藏省改制为财务省。国家的预算、税制、货币、国债等事宜都属于财务省职权。 10:文部科学省:负责统筹日本国内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文化、及体育等事务。2001年1月6日起由原文部省及科学技术厅合并而成。 11、厚生劳动省:日本的医疗、劳动政策、社会保险、公积金、旧的陆军省和海军省的残留的行政都是厚生劳动省所负责的。 12、农林水产省:管辖范围涵括农业畜产业、林业、水产业、食品安全、食物稳定供应、振兴农村。 13、经济产业省:前身是通商产业省。它负责提高民间经济活力,使对外经济关系顺利发展,确保经济与产业得到发展,使矿物资源及能源的供应稳定而且保持效率。 14、国土交通省:掌管事务除了国土的计划及立法之外,还有河川、都市、住宅、道路、港湾、政府厅舍等的建造维护及维持管理的硬件;国土的测量、交通及观光政策、气象业务、防灾对策以及日本国管辖范围内的海上治安及安全等软性对策;以及身为社会资本维护的中核等多项事务。 15、环境省:负责地球环境保全、防止公害、废弃物対策、自然环境的保护及整备环境。 16、防卫省:主要掌管国防相关事务,类似其他国家的国防部。其管辖之下的日本自卫队,乃全球最强大的武力之一。最高首长为防卫大臣,由日本首相任命。

必威app体育下载 2 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由政治解决改为军事解决,共产党对国民党也转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中条山战役前后,国共双方就出于这样的对峙之下。究竟在这一战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如何呢? 近来,中条山战役(也称晋南会战,日军称为中原会战或百号作战)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争论。邓野先生的《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内有一节专门谈到该战役,随后杨奎松先生发表《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与邓野先生展开商榷。笔者在细读两先生的大作之后,重新检阅相关史料,觉得有关问题还值得进一步的讨论,特不揣谫陋,为文论之,敬请方家指正。 一、争论的焦点与各家的缺失 邓先生和杨先生争论的焦点,一是蒋介石是否使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及其真实意图,二是中共是否出兵了。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先生认为蒋是用“激将法”要求中共出兵,而且“这是个一石二鸟之策,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毛泽东则“识破”了蒋的意图,于是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而不是晋南,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杨先生不大同意蒋用的是“激将法”,也不认同蒋意在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说法,因为这两者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笔者想指出的是:蒋一开初用的正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但蒋在发现激将法未起作用之后,就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另一方面,蒋的真实意图是一回事,毛如何判断蒋的意图又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区别。在前期,蒋的真意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后期,蒋更多的是为了藉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也就是说,蒋是想让中共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某一方面失分即可,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想让中共同时在两方面失分,不是所谓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两难问题,不出兵就有可能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出兵则可能让百团大战之后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次受到削弱,所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也就是说,中共决定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在政治上失分,也不在军事上失利。 关于毛泽东为什么要求“把主要配合作战区域摆在晋东南和冀南”的问题,邓、杨两位先生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事实:晋南不是蒋介石规定的八路军活动区域,中共在晋南和晋西南也基本上没有兵力。1939年12月发生“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控制的军队就撤离了晋西南,控制了晋西北;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军队则控制了晋南和晋西。1940年7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央提示案”,命令新四军、八路军限期开到“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这一命令正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肇因。1941年1月17日,蒋在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强调说这是因为新四军不遵从命令,所以必须整饬军纪,统一军令。如果蒋此时命令八路军参加晋南战役,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因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一直反对用“命令”的方式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蒋在一开始也不同意用下命令的方式,而采用“激将法”的方式。但在中央军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蒋已不得不下命令了,然采用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且只是要求八路军“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并没有要求中共投入晋南战场。同样,毛泽东之所以主张不把晋南作为主要配合作战区域,也是鉴于皖南事变的教训,要避免和国民党军队“接触”或混杂而引起摩擦。 其实,按毛泽东的说法,蒋介石不仅仅将了一军,而且将了两军;对于国民党方面造的谣言,新华社发表社论予以驳斥则是反将了一军。可见,双方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而宣传战的目的正是要提升自己的政治形象,或贬损对方的政治形象,这也就是蒋所谓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蒋之所以认为可以在政治上打击中共,而中共又必须极力驳斥,则说明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之后,中共是否与日军妥协及其政治形象确实遭到了怀疑。这一点,笔者比较认同邓先生的论证。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邓先生主要着意讨论晋南战役所引起的政治争议,所以他没有明确说中共究竟出兵没有。杨先生则明确说中共拒绝出兵了,并详细分析了中共回应的经过及拒绝出兵的原因。这是杨先生的最新观点。大约在2005年春夏,杨先生在修订《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一书时还认为:“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蒋介石要求八路军出动配合作战,不论此役之配合是否成功,中共中央指示八路军加以配合仍属事实。”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呢?笔者认同杨先生早前的观点:中共肯定出兵了。只是,出兵的迟早,出兵的力度,出兵是否达到了为中央军解围的效果,以及中共出兵是否还有其他目的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认真斟酌。 争论中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日军是否宣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邓先生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杨先生则认为日军不可能散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反而会迫使中共不得不打敌,“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笔者认为日军完全可能制造“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以挑拨国共关系,削弱抗日力量。虽然国民党完全有自己的渠道证实中共是否打敌,国共之间也为此进行了沟通,但国民党确实有意利用了日军散布的相关消息,想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另一方面,杨先生的文章中还存在一些史料运用、解读方面的问题,值得在此点明,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他的判断和结论。1941年5月5日,徐永昌日记记曰:“蒋先生令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杨先生在利用此则史料时说:徐永昌“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进而说:“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可见“错极”一语直接影响着杨先生对史实的判断。但是,笔者认真查阅徐永昌日记,却没有找到“错极”两字。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说:“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杨先生和邓先生都使用了这则史料,但都只引用了电文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关于毛泽东要求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等内容则没有引用,这颇有些让人费解。而且,笔者推测此电中的“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与5月14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所说的“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或是同一个意思,不是不动,而是不冲动,是谋定而后动。 杨先生引用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收录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一文,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笔者以为,这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执行还需要认真考证,或许其中的部分说法仅仅是一时气急之语。因为从1月29日前后中共的相关政策、主张中,都看不出这时中共中央要准备推倒蒋介石另立中央政府。而且,该决定只是说中共“努力的方向”是“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而不是要推翻他。另一方面,刘少奇于1月15日就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蒋介石也多次指出中共没有进行军事决裂的实力。事实上,时与势都不允许中共此时和蒋介石展开全面的军事斗争,否则,中共也会受到国内外各方的强大压力,这对中共是相当不利的。此外,周恩来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晤见蒋介石,并于3月14日“呈了八个报告,请求放人、发饷、放车、发照”,因此中共并没有断绝和蒋介石政治上的联系渠道。 5月10日刘为章(即刘斐,时任军令部次长)约见周恩来,5月11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而杨先生在文中说:“这一天及次日,周恩来接连报称,蒋介石与他谈话”。杨先生对这一史实的表述似乎有欠准确。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1941年的国际国内局势都是变化无常、分合不定的,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必须顺着历史推演的过程来进行分析,不能轻易用前后相距较远的事情或史料来推论某特定时段的史实。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时移势易之后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情势都完全变了,决策者作决定时所考量的因素及其目的都大大不同了,所以研究者必须特别注重“时间”这个因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时势演化对中共策略的影响。在1941年二三月的时候,中共坚持在蒋没有答应中共提出的12条条件的情况下,不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但是,到了这年11月,中共已大大降低条件,提出只要蒋“允释叶挺或允发第十八集团军军饷”,就可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在蒋仍不同意的情况下,乃于11月15日明确表示不出席参政会。但第二天,中共中央却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指示董必武等出席参政会。中共之所以降低条件,共产国际之所以要中共与国民党缓和,重要原因之一肯定是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政治环境改变,苏联也需要中国加强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以防遭到日、德东西夹击。 “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延安、重庆以及各个分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间因通讯不便捷所引起的“时间差”,这种“时间差”导致很多事情不可避免地滞后一两天甚至数天,这一点对国共之间的协商、中共出兵的早迟有着重要影响。 笔者以为,要清楚地阐述上述各种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此次战役之前(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共关系的演变过程,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什么,国共双方的军事关注焦点是什么,国民党军事高层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准备应对日军攻击的等问题。 二、中条山战役之前的国共关系 蒋介石:从政治解决到军事解决中共问题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表命令,撤销新四军的番号。然而,此举激起了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国际国内也极其关注中国是否会发生大规模内战。 国内的中间势力与普通民众对政局发展深感忧虑。中间势力一度展开积极行动,力图调解国共冲突,促成国共团结抗战。1月20日,远在香港的颜惠庆观察到:“新四军被消灭,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忧虑和失望。”2月22日,有人向朱自清分析“现在政治与政党之倾向,揭露其矛盾,指出其危机,结论相当悲观”。2月14日,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说:“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 1月25日,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向蒋“质问”此事,蒋认为此举“实为变相之压迫与恫吓”。两天后,苏俄又突然决定调换驻华军事总顾问,蒋感觉到这是苏俄“对新四军案表示之又一姿态”。同时,苏联的《真理报》也“开始评责本党(即国民党——引者),谓此事系本党持狭隘之党见所致。且谓其他共产党军队亦将被政府解决”。 英、美两国也颇为关切中国是否会爆发内战。1月24日,华盛顿国际电讯称: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对于中国国共之内争曾表示关怀之意”,并因此“使拟议通过中之五千万美金贷款缓期实现”。次日,蒋急电宋子文讯问“此息如何”,要求宋“最好请美政府声明否认,并将交款手续从速完成”。2月1日,蒋在作“上星期反省录”时又说,由于“美国受共党宣传鼓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华政策几乎动摇。子文甚以为虑”。 到1月27日,由于外间“同情政府之处置者并不普遍,尤其苏英美各国人士”,因此蒋特发表正式声明,并于29日专电宋子文,告以“其实国内对此皆知共党兵力极弱,不及全国军队总数百分之二。以中国最近有百十九军之多,而新四军与第八路军不过共数两军耳。请兄以实状”告知美方。同日,他又专门与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谈话,“明告以中共实情”。2月3日,蒋亲笔致函斯大林说明情况,并于当天下午约刚刚卸任的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福尔根叙别,“彻底恳谈第十八路军情形与中苏国交关系约一小时半”。 但是,到2月7日,国际间对于新四军事件,仍然“群以中国将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2月8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谒见蒋介石,转陈罗斯福总统的意见:“中国共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深盼其能排除异见,为抗日战争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在苏、美等国的压力下,蒋决定对中共改行“政治从宽”的方针。 此时,中共提出:如果政府不接受其提出的撤销1月17日命令等12条条件,就不出席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对此,蒋以比较和缓的姿态予以处理,同意黄炎培、左舜生等人提出的组织“特别委员会”来商谈中共问题的意见,并由黄、左等人居中协调接洽,力争让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但在商谈过程中,各方的认识和理解很不一样,对该“特别委员会”如何设置,性质如何,职能如何,分歧非常大,最终未能达成妥协。中共参政员终未出席于3月1日至10日举行的参政会。 在2月22日周恩来一度严词拒绝国民党代表张冲的有关提议时,蒋就在思考对中共究竟应该“消极防制”还是“积极剿除”,或者“暂置静观,沉机待变”。3月3日,蒋又在思考“中共如攻榆林时之对策”,他觉得一种对策是守:“令榆林积极准备防守工作”;另一种对策就是攻:“准备进攻陕北”。但蒋仍然没有放弃政治解决的方案。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商朱军善后意见”,即十八集团军的处理问题。25日,蒋再约请周恩来夫妇聚餐;唐纵认为此举“无非想缓和中共的决裂”,而蒋“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但蒋则从周恩来的态度中观察到“中共无妥协之望,应研究对策”。27日,关于组织“特别委员会”一事无果而终,意味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暂时终结。随后,蒋决定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中共问题。 3月29日,蒋日记记曰:“中共阴狠,毫无悔祸就范之意耳”。随后,他在预定4月份的大事时,就列出了一项:“陕北军事计划之核定”。4月3日,蒋举行军事会议,会商“西北共军之防范问题”,接下来几天,何应钦、徐永昌、朱绍良、蒋鼎文等人又在密集研究如何进攻陕北。7日下午,何应钦前往西安。12日,蒋致电何应钦“指示巩固榆林之部署计划”。14日,何应钦电告蒋介石:“陕北匪区地形,易守难攻,如采取攻势时,应实行围困之方法,先取匪区之鄜县、马栏、庆阳、环县曲子镇、定边、盐池等外围据点,及截断吴堡以北黄河各渡口,尔后依情况再取延安。匪情判断:甲、如日寇对我加紧进攻,我军主力他调,陕甘空虚时,匪将大举进犯关中,夺取西安、宝鸡。乙、敌情无特别变化,我对匪军亦无特殊动作互保现状时,匪将配合军事政治力量南守北攻,相机掠取榆林、三边、伊盟各区域,以扩大其边区,而谋打通国际路线。丙、我对匪逐渐压迫其至边区各据点,其感受威胁或竟不能保有时,匪将留一部利用陕北有利地形牵制我军,以主力突破封锁线,实行流窜。” 18日,蒋介石再次邀集白崇禧、刘为章、张治中、卫立煌、徐永昌等人讨论,刘为章“以为敌必先攻陕西,我对此宜早闪击陕北共巢而肃清之,然后固守长安,放弃洛阳及中条山”。徐永昌则认为“敌不必先攻陕西,我攻陕北,敌必乘隙来收渔人之利,此我邀敌来也(我渭河两岸大兵固为敌所重视)”。21日,徐永昌再次向蒋进言“对陕北虽积极准备,但必待共先动我后动”,因为“果我先下手者,一则因地形与训练未必能一举成功,一则因此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万一有失,我何以对人民”。由于陕北确实是易守难攻,而且进攻陕北可能招致日军乘机进攻陕西,蒋终未决定对陕北展开军事攻击。24日,何应钦返回重庆。 中共:从“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到“军事守势,政治攻势” 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通报刘少奇、陈毅、周恩来等人,指出要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毛泽东认为“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但是,1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随后,中共中央就改变了策略,1月2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文中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同一天,毛泽东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主要是: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提出的12条办法转交给蒋介石。 27日,毛又告诉周恩来: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1月17号的命令并实行12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蒋取消八路军番号和宣布中共“叛变”才看作全面破裂,并且是开始破裂。毛泽东此后又多次说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段时间,这一点是把握此时中共政策的一个关键。 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蒋介石1月27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应公开批评蒋介石;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同一天,毛又致电周恩来说:“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它快,但要准备它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有的。”“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往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北移、扩军、边区等)。” 2月2日,毛泽东告诉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我们的方针是: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12条,在适当的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统战方面,注意团结中条山、河南、湖北各友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2月3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指示:目前中央军与敌决战,我军暂不应挺进豫西、陕南,中共军队的行动“均以打敌人为原则”;“发展河南是决定了的,但在未全面破裂前是去抗战,不是去打顽”。2月7日,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指示:“目前中央军与日寇正在展开战斗,八路不宜南下。新四西进亦不宜过猛。”可见,中共这时的策略是避免与国民党的军事磨擦,特别是在中央军同日军作战的时候。 2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针对此时有一批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主张对蒋展开军事攻势,到大后方进行对蒋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特于2月17日致电彭德怀等人,强调:“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3月18日,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与此同时,中共也没有放松防范蒋进攻陕北的准备工作。4月8日,毛致电周恩来说:“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9日,毛再电周恩来说: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10日,毛一天三次致电贺龙等人,指出: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4月16日,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直到5月5日,毛还要求各将领“不要松懈防蒋之心”。 综上所述可知,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演变的结果就是,4月3日到24日期间,蒋一直在认真探询进攻陕北的可能性并作了一定的准备,而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中共虽然力图延缓蒋全面破裂,但也没有放松防范蒋进攻陕北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国共双方的军事关注点都一度集中在陕北的攻防上。 三、蒋请中共出兵的方式:“激将法”与下命令并用 中条山位于晋南黄河三角地带,广袤数百里,形势险要,中条山的中央军在此牵制日军数万兵力。日军曾对此地区进行了13次扫荡,都未能占领该地区。而一旦日军攻占中条山,则其渡河南犯、西犯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只要日军渡河攻占了西安,则不仅仅对四川有重大威胁,就是对陕北也有重大威胁,甚至还有可能西进新疆,对苏联形成威胁。可以说,中条山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从何的语气可以推知,他对日军是否将攻取中条山仍然没有十分肯定的判断。更有意思的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从3月下旬赴重庆参加五届八中全会开始,至少4月20日还没有返回洛阳,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的时候,卫立煌居然没有参加。蒋则一直到25日才“预定”加强中条山和洛阳、潼关的工事。5月2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做好应战准备。5月3日,第一战区才制定了作战计划。无疑,国民党方面的应战准备太迟、太不充分。徐永昌事后就总结说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有:“一、各渡河前岸无防御工事;二、措置垣曲等重要地带部队特别脆弱;三、半月前已知敌进犯但无适当准备;四、本部早已呈准令其,而以俊如迟到,未能如期做到。”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6月初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44]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我们要求事项:速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停止反共,派机送周回延开会。”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徐永昌5月9日的日记就记载:在会报会上,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就“藉委员长质周语,会报时提议命令十八集团云云”。 徐永昌更反对用直接下命令的方式来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5月9日的会报会上,会议由多数人议决:“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命令并叙日人乘我内部磨擦将侵洛、潼,十八集团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徐永昌对此很不赞同,他说:“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此处徐永昌提到的“委员长前令”就是1940年7月16日蒋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往“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的命令,所以徐永昌认为即使此时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也必须“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会议结束之后,徐永昌觉得如果“即对该军下令,必贻后悔”,特再次电话告知蒋介石:“我们应告周恩来以前日之话是警告性质,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之,因周恩来自会知照朱、毛。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也。”此处的第二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徐永昌明示其后半段是蒋添的,也就是说蒋也同意不直接命令八路军配合作战,但要提醒中共:你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八路军打不打日军,就是中共与日军妥协不妥协的证明。蒋采用的仍然是激将法。而且,蒋“完全同意将二三两条即电话为章办理”,因为第二天早晨刘为章又约定周恩来见面。虽然这时蒋介石已经得知中共的答复,并认为这是“中共藉此要胁,应以淡然处之”,但依然命令刘为章再次约见周恩来,可见他是非常急于“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 此时,不仅蒋介石急,就是前方指挥官卫立煌也很急。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关于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请拟一部署计划电告。”同一天,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毛泽东说的是卫立煌要求配合作战,而不是蒋介石要求配合作战,这说明卫在5月10日之前已与中共联系过,而且此举很可能没有告知蒋,不然蒋不会在5月9日还同意“不必令卫立煌指挥”朱德,并让刘为章在5月10日再次约见周恩来,自己又于11日亲自约见周恩来。蒋告诉周恩来:“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大概周恩来的回答较为积极,所以蒋判断“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参加击敌也”。可以说,蒋已采用了命令的方式,只是采取的是“口头告知”式的命令,而不是用文电下命令。这两者间有重要的区别。1940年12月9日的王世杰日记就记载说:蒋命令新四军限期移往黄河以北的命令“系以口头告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叶剑英,其尚未用文电者,或系略留伸缩之余地也”。由此可知,蒋即使不得不下命令,也很注意下命令的方式。 最迟在5月14日,“朱德亦已与卫立煌通电,将夹击敌军”,也就是说八路军已正式答应出兵配合作战。但直到5月20日左右,蒋还没有得到八路军为配合作战而切实行动的讯息。当天,王世杰的日记也记载说:“晋南战事,我方损失颇重。共产党军队迄今仍无协同国军作战之行动,军部方面甚愤慨。”5月21日,蒋约集各军政大员商议中条山撤兵问题,考虑到“敌以大兵力围攻,而共产党军队复在后方相牵制”,“乃商定酌留两个军交阎留守晋西,另酌留一部在晋南及胶东地区游击,余均撤退渡河南岸”。 也是在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内称:“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个月之久……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分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我们谨代表国民舆论,作热诚激切之呼吁!” 当天晚上,周恩来即致函《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与王芸生,“负责”地敬告他们:十八集团军必定对敌作战,而且,“在贵报社论发表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其他敌区战事尚在发展,只因远在敌后,电讯联络困难,此间遂不得按时报道”。同时,“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我们现在仍守漳河之线,未入林县一步”。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周恩来说的因“电讯联络困难”使得前方战报不能及时予以报道;二是八路军有意要与友军划界作战,以免混杂而引起误会,而且是“奉命”如此。 23日,《大公报》将周恩来的来信全文发表,并再次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前天的评论,其实只一句话,就是期待十八集团军将协同作战的事实尽速表现出来。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由此可知,《大公报》在意的是一种事实:中共出兵打击日本的事实,而并不在意其战果。这种事实恰可以证明中共与日军有没有妥协,这一点正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朝野各界最怀疑中共的地方,也是蒋介石说如果中共不打敌,则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着眼点所在。关于此问题,邓文已有较详细的讨论,此不赘。只补充一条史料予以说明:5月23日,黄炎培等人公电毛泽东等,“请速与中央军协力抗敌,御西犯敌军,间执谗慝”。也就是说,中间派确实出来说话了,呼吁中共出兵助战。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强调八路军必定对敌作战,因为中共深知如果不打日军,将给自己的政治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 23日的《大公报》社论还敦促中共“拥护国民政府”。26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这是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暂时置之不理。25日,《新华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刊发了前述周恩来写给《大公报》的信,毛泽东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反将一军。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针对国民党说中共不打敌,以及日方制造的“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等谣言予以驳斥。可见双方都很重视运用宣传来巩固本党的政治形象。 四、中共答应出兵及出兵的效果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著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有意思的是,此时中共一方面要力图打破中共“与日本妥协”的谣言,另一方面则要力图加强国民党的抗战信心,防止国民党对日妥协。中共把这时确实存在的可能由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为称之为“东方慕尼黑”,并要竭力打破这种阴谋。 从4月底开始,日本就与美国秘密协商美日协定及“中日问题”,5月1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致电美国国务卿赫尔即称:“日本应允与美国会谈,是以美国不参战及对重庆国民政府劝告和平为前提。”15日,熊式辉与蒋介石之间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对话,熊式辉是这样描述的:“总裁电话召赴黄山谈话,承询对一般局势观感,余对曰:论者有忧虑德日苏将相互谅解,德控制欧洲、日控制东亚、苏在近东自由活动,总裁曰无虑。余问美国不断发表倭寇和谈消息,不知有无若干事实?总裁曰无其事。余言外间对日本和平攻势并不重视,对美国所传中国态度即和平建议必由美国提出始肯加以考虑云云,则颇为注意,总裁无表示。”蒋对熊式辉提出的中国可以接受美国出面协调中日和谈的问题“无表示”,说明此时蒋介石确实在探询相关的可能性并采取了一定的行动。 5月19日,莫斯科的《真理报》报道来自纽约的消息说:“美京盛传日本已向美政府提议,请美国调停中日战争。”第二天,周恩来就将此消息告知毛泽东,并指出:“在中国政府方面,随着困难增加而来的靠美和降日的空气,恐将会得到更大的反映,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随后,中共方面就极其重视这种“东方慕尼黑”阴谋,而且认为中条山战役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力图打破这种阴谋,“拉”国民党继续进行抗战,而“拉”的方式之一就是要积极出兵配合对敌作战。 5月25日,毛泽东向八路军、新四军各将领指出:“日本为迫蒋投降之目的而发动此次小规模之战争”,“其目的仅在吓蒋”;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长。31日,毛再致电周恩来指出:“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6月17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认为蒋可能到了“转弯的时机”,周可以“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声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这也就是说,此时毛泽东决定正式肯定地答复蒋所将的第二军:可以拥护蒋介石。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史料可以印证上述推断。直到5月24日,一二九师的刘伯承和邓小平才下达《第一二九师关于强化游击集团的命令》,指出:敌人乘国际的变化与顽固亲日派的皖南事变,正在全国举行着军事进攻,其重点在华北,有“扫荡”中条山地带友军,再渡黄河与信阳地带之敌策应以取洛阳、潼关的模样,重庆、西安震动。我晋冀豫区之敌正强化“囚笼政策”,举行总力战,“我们的方针是:……以野战军一部援助友军作战。以野战军主力就现态势整训,待机作战”。该命令还强调进攻自6月1日开始,以一个月为限。这说明:直到5月24日,即中条山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一部分第一线的八路军才正式部署作战任务,而且只是以其中一部支援友军作战,主力则整训,“待机作战”。必须指出的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一是通讯联络不便捷,二是经过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还没有很好地恢复战斗力。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五、日军是否造谣说“中共与日军不冲突”? 1941年1月19日,蒋介石日记记曰:日本方面虽对蒋“解决新四军案表示惊异,且有佩服之意”,却“甚望此事之扩大与不即了结”。3月6日,因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蒋介石在参政会上严厉批评中共。3月11日,汪伪政权要角周佛海在日记中说:“渝方与共党已公开决裂,共党代表不出席参加会,则提出要求多种,蒋向不公开指责共党,此次在参政会演说,竟公开攻击。此时渝共决裂,两均不利,何以竟至此种情形?殊堪注意。”连周佛海都认为国共决裂“两均不利”,可见问题之严重。而正是因为国共冲突的严重化和表面化,使日本感到有机可乘,并企图使双方的矛盾继续加深。 如前所述,在中条山战役期间,日军并没有放松对八路军的“囚笼战术”,而八路军也一直在进行破袭战。但为了挑拨国共关系,日军的确散播了八路军不与日军冲突的谣言。 5月16日,周恩来就“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次日,徐永昌日记记曰:“倭十六日广播,日军发言人秋山称……日军与共产军是素不彼此攻击。” 5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谣言与烟幕》,指出:最近,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谣言广泛地、有计划地传布着。而“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长此道的个中老手——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画一幅黯淡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中共点出了一个重要事实: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是日本的同盟社。 6月4日,徐永昌日记又说:“上海三日电,倭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宣布日军已圆满结束晋南战役,中国共产军与阎锡山军皆无动作,日军目的既在予中央军以致命之打击,故亦未进攻共军与阎军云云。” 综上所述可知,此次战役期间,日军确实多次散播“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谣言,意图挑拨离间,分化抗日阵营,而且这种谣言也确实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六、结语 综观1941年上半年的国共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这些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度主张强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不仅中共因此采取坚决的政治攻势,而且苏、美、英等国也担心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给予蒋介石较大的压力。随后蒋在政治上采取和缓手段,希望缓和局势。但在中共坚持政治攻势的情况下,双方谈判破裂。蒋随即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准备进攻陕北。只是由于进攻陕北存在诸多困难,蒋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蒋也因此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蒋采取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蒋一开初用的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到5月11日蒋则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蒋发现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再次使用了激将法,用《大公报》发社论和中间势力致电呼吁的方式请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蒋请中共出兵的真实意图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此之后,中央军已经开始转移、撤退,却仍然呼吁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在皖南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全面的大举反攻,但在刘少奇等人的劝说下,并考虑到时势的不允许,随即改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和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毛泽东得知蒋可能进攻陕北之后,也积极展开军事上的防备工作,可以说4月中下旬双方的军事关注重点都放在陕北了。中条山战役前夕及此后,毛泽东积极地、肯定地回答了蒋要中共配合对敌作战的要求,只是很不满意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请,而不愿给命令、给饷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军将矛头转向八路军,使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种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动较迟,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未能达到帮中央军守住中条山的效果。 在战役期间,日军也确实多次散布八路军与日军“不冲突”的谣言,意在挑拨国共关系,减弱抗日力量。事实上,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八路军也的确出兵配合了对敌作战。 无论如何,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则共事难成”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影响。6月9日,中共在总结晋南战役的教训时也指出:“晋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故使敌人暂时的占了上风。这些弱点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反共。反共结果,使得内部不团结,将士无信心,所以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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