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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战役历史背景,第二次长沙会战问题分析

2019-10-18 07:57

必威app体育下载 1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年,中条山成为日军重要战略目标,中国军队在中条山铸建了中条山防线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六六战役就是中条山战役爆发之前日军在中条山地区发动的一次较大的战役。究竟这场战役的背景以及战前中日双方的准备是怎样的呢? 六六战役历史背景 1938年8月后,孙蔚如奉命带领由原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改编的第三十一军团(1939年初改编为第四集团军)防守中条山西部的平陆、芮城地区。从这时起到1939年3月间,第四集团军的健儿们曾5次粉碎日军对条西地区的疯狂“扫荡”,巩固了中条防线,保卫了中条山人民的安全,获得中条山人民的赞誉。可日军视第四集团军为中条山的“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 继1939年“三二九”大扫荡之后,6月上旬,日军再次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六六”战役。这次日军使用的兵力有:牛岛实常第二十师团的4个联队,前田治第三十七师团的1个联队,第二十八骑兵联队,并配有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山炮第一联队,共3万余人。在山口集成飞行队3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兵分9路,由芮城县的陌南镇到平陆县的张店四州山等地,构成一个半孤形包围圈,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了全线进攻。日军此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将“第四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歼灭于芮城以东茅津渡以西地区,同时以山炮30门炸毁陇海路灵宝铁桥,彻底破坏陇海线之运输”。 1939年上半年,第四集团军是由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和川军第四十七军共3个军4个师和2个独立旅组成。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六旅驻平陆县城及其以东地区;第十七师驻守张茅公路沿线的茅津渡一带。第九十六军驻平陆县城以西至芮城陌南镇以东地区。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防守夏县南部。第四集团军防地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脊,南面是天险黄河,北高南低,处处深沟巨壑,2万多人的部队在这个狭长地带,面山背水,很少回旋余地,地形十分不利;同时,中国守军,仅有防守,而,在兵力上也占劣势。 六六战役中日双方的战役准备必威app体育下载, 1938年8月,在中日武汉会战期间,孙蔚如奉命率领第三十一军团驻防中条山西部的平陆和芮城地区。1939年初,孙蔚如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所部自驻防中条山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3月间,粉碎了日军对中条山西部地区进行的五次疯狂的“扫荡”,巩固了中条山防线。日军把第四集团军称为中条山的“盲肠”,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日军于1939年6月上旬发动了“六六”战役,规模比“三二九扫荡”更大。 日军针对第四集团军的这次作战,投入了三万多人的兵力,规定了歼灭第四集团军中两个军的具体目标,日军指挥部发布的作战命令中写道: 大日本皇军在运城附近集结一个师团另一个旅团的兵力,附野炮五十门,战车三十辆,向平陆、芮城之线进攻,目的是将该处守军第四集团军所辖三十八军、九十六军一举歼灭,为今后扫荡中条山、进攻豫陕奠定有利基础。 敌情判断:敌人系陕西军队两个军,实际只有十二团,不足两万人,武器较差。九十六军是从陕西调来,原来参加过大战,战斗力待查。三十八军据报系杨虎城嫡系,战斗力较强。该军之十七师于1937年八九月间在平汉线被我军打击,受创甚大,后在娘子关雪花山附近损失过半……元气未复。 基于以上情况,我军应以主力先歼灭芮城附近之九十六军,尔后再集中兵力于平陆茅津渡间聚歼三十八军。 在另一份文件里,日军规定此次作战的目标为: 将第四集团军所属的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歼灭于芮城以东茅津渡以西地区,同时以山炮三十门炸毁陇海路灵宝铁桥,彻底破坏陇海线之运输。 日军实际投入作战的兵力,为牛岛实常第二十师团的四个联队,前田治第三十七师团的一个联队,第二十八骑兵联队,并配有野炮第二十六联队和山炮第一联队。除步炮兵以外,日军还投入了空军,由拥有三十八架战斗机的山口集成飞行队提供空中支持。 日军企图在这次作战中一口气吞掉陕军的李兴中第九十六军和赵寿山第三十八军,口气确实不小。他们把歼灭中国两个军的地点,选在芮城附近和茅津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茅津渡是黄河北岸一个古老的渡口,位于平陆县境内,三门峡左侧,和潼关以北的风陵渡一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茅津渡过黄河便是崤山,如果日军占领了崤山,便可北控山西,东据河南,西进关中。这个“一锁扣三省”的茅津渡,一旦被日军开锁而入,晋豫陕三省便会门户洞开。由此可见日军在战略上的算计用心极深。 中国军队方面,在1939年上半年,孙蔚如第四集团军的构成,除了日军企图吃掉的那两个军以外,还有川军的李家钰第四十七军。该集团军的防线中,西起芮城陌南镇东至平陆县城的一段,由李兴中的第九十六军驻防。自平陆县城往东,由赵寿山的第三十八军驻防,其中孔从周的独立第四十六旅驻扎在平陆县城及其以东地区,耿志介的第十七师驻守张店-茅津公路沿线的茅津渡一带。李家钰军防守平陆以北的夏县南部。这三个军的防地相互连接,蜿蜒而狭长,呈烟斗状。其中陌南镇至茅津渡一段,面山背水,防地北面是连绵起伏的中条山脊,防地南面有黄河天险横亘阻挡。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丘壑纵横,险状环生。二万多人的部队挤在这个长条状的地带里,南北受阻,回旋困难,形势不利。 中国守军不仅未占地利,在兵力和武器上也处于劣势。第四集团军没有战车和坦克,也没有大型火炮,更得不到空中的支援。 就是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和形势对比之下,中国守军要跟来势汹汹的三万多日军狠斗一场。

必威app体育下载 2 第二次长沙会战的胜负历来说不清楚,但从双方投入兵力情况以及伤亡情况可以看出,胜利还是属于中国方面的。尽管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第二次长沙会战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以及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三个方面。 第二次长沙会战以中国的胜利收场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对日军来说,是“在激烈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受到极严格制约的条件下作战的”,其参谋本部要求尽早结束作战,以便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而第11军攻占长沙仅2天便迅速返转,退回原防。中国军政当局曾借此宣扬日军是被中国军队击溃、中国又取得了第二次长沙大捷,以此鼓舞士气、民心,维护国际形象。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政当局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从军事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战役协同,特别是指示第六战区发起颇有声势的对宜昌的反攻作战,都属正确的决策,反映出在战争指导上的积极意图。日军也承认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仍旧高昂,对宜昌日军的反攻在规模和斗志上都超出日军的预料。但中国方面在这次会战中的失利和失误也是十分明显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会战总结报告中曾列举种种问题,如:对敌情判断不当,友军彼此不信任,致乏协力,部队运动迟缓,师以下军官战术修养不够,指挥能力薄弱,部队纪律太坏,执行命令不彻底,训练不足,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不知活用兵力、控制预备队,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部队建设、部队教育方面由来已久且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第九战区部队有,其他战区部队也有;不仅此次会战有,其他会战也有。而且这些问题多是针对下级而言,还未涉及高层。若就此次会战的高层组织指挥而言,至少还可看出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部署指挥不当而陷于被动 军事委员会和第九战区都曾明白指出武汉日军处于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略包围中,中国军队处于外线(对日军第11军来说),是有利态势。但战略上的外线并不等于战役上的外线,战略上的有利态势并不自然化为战役上的有利态势。对战役的组织指挥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战役上争取使自己处于外线的有利的态势,这是保持战役主动权的关键。 但第九战区的战役指导方针和实际部署并非如此,从而一次又一次陷于被动。 该方针中只提到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对日军实施反击并歼灭之。这是出于以下估计:日军在突过新墙河、汨罗江后必受到很大杀伤和消耗,战力大减,因而选定在汨罗江以南与其决战是有利的。这只从决战的地域上考虑,而且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本次会战中日军的兵力相当集中,强渡新墙河、汨罗江时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突击力。第九战区的设想与战役的实际发展不符,又没有应付意外情况的预案,这是陷于被动的原因之一。 再从兵力部署和使用来看,第九战区未将主力控制于外侧机动位置,无论在新墙河南岸还是在汨罗江南岸,守备部队都处于日军大兵团进攻的正面,侧面力量极弱,不可能对日军翼侧构成威胁;日军突破汨罗江后,第九战区仍按原计划将增援的生力军第26军、第10军、第74军全部摆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企图阻止日军并和日军决战,而且是逐次投入,结果反被日军各个击破,徒增伤亡。待到日军突过捞刀河,第九战区已无预备队可用。这是陷于被动的又一原因。 第九战区在作战计划中强调“应运用诱敌歼灭战法”,结果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上不是第九战区诱使日军就范,而是日军的快速攻势迫使第九战区手忙脚乱、处处就范。第九战区组织指挥如此,则全战役陷于被动和不利就是必然的了。第九战区在会战总结中说:“战区保持主力兵团于敌后及敌之两翼,故能始终立于主动地位,诱敌至捞刀河南北地区而四面围歼之”等等,完全是不实之词。 情报不灵而丧失战机 第11军是侵华日军中惟一以机动作战任务为主的野战军,武汉失守以来,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的多次进攻,除桂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外,都是由它发动的。中国军事情报工作部门对它的动向理应给予更敏锐、更密切的监视。第11军为准备此次会战,从8月中旬起即从鄂西、鄂南、赣北抽调部队,向湘北集中。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调动,无论是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情报部门,还是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的战役情报部门,抑或是与日军当面接触的各部队战术情报部门,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都毫无察觉,直到日军要发动全面攻势前一两天,才发现日军已在湘北集结重兵,足见中国各级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和疏懈。而第九战区因情况不明,对会战无从进行、也来不及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其第一线守备部队第4军、第58军甚至被日军吸引,胶着于大云山,后乘夜匆匆转回新墙河以南,喘息未定,日军已开始总攻。日军成功地隐蔽了战役企图,发挥了战役突然性,而第九战区在会战第一步就丧失了时机,仓促应付,在日军闪电式的攻击面前步步失策。 同样,第六战区对日军第13师团平渊支队和独立混成第18旅团的调走也毫无所知。待1个月之后,在湘北战场发现第13师团部队南调,再部署对宜昌反攻,为时已晚;开始反攻时,日军已结束长沙作战,平渊支队即将返转宜昌。倘能及早发现,早作预备,提前数日发起反攻,则宜昌必能克复。 反之,日军特种情报部门却多次破译第九战区电报,对第九战区部署行动了如指掌,所以能及时调整部署着着胜算。 各战区策应乏力未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 如前所述,第三、第五、第六、第九战区对日军第11军构成包围,处于战略外线,态势有利。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于9月20日及以后多次电令第三、第五、第六战区乘日军兵力集中于湘北、其他方面兵力减少之机发起反攻,特别要求攻其较敏感的要点,以策应第九战区作战;同时也令第九战区尽可能拖住日军,以利其他战区反攻。这一想法和要求都是积极的,也是可以办得到的,但实施情况和效果都不理想。第三、第五战区虽对日军进行了较广泛的袭扰活动,但除第三战区第100军对南昌外围据点的攻击兵力稍大外,其余兵力小而分散,没有一处打痛日军,根本不能发挥战略外线优势,起不到策应作用。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作战具有相当规模和威力,不仅是对第九战区最有力的策应,也是在8年抗战的正面战场上少有的积极行动,是值得称许的,但也因攻击宜昌的兵力不够集中、开始攻击的时间稍晚而功亏一篑。如第五战区能同时积极行动,主动配合,以较大兵力切实遮断汉公路和京汉铁路南段、迟滞日军由湘北返转鄂西,或许能给第六战区再争取到几天时间,则克复宜昌是有可能的。 总之,各战区间的互相策应缺乏积极性、主动性,行动乏力,是一个老问题。此次会战中依然如故,因而失去一些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对宜昌的反攻),反让日军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建立桥头堡,实在遗憾。

必威app体育下载 3三元里抗英纪念碑 中国的熟人社会决定了爱乡和爱国在中国的复杂关系,三元里抗英运动体现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类论断显然应该被警惕,因为爱乡并不一定就是爱国,况且当时的三元里还有对英军充当后援的人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去对中国人爱乡爱国情感进行更加详细具体的分析呢? 2010年《看历史》杂志登出一篇文章,题目叫“三元里抗英斗争中鲜为人知的‘汉奸’们”。讲的是1841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的同时,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一带大批民众自动充当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参与作战。据说,仅三元里一地,就有上千民众后来被查出曾帮助过英军。 类似的说法和史实的披露早在上世纪末就有了,说中国当年百姓“不知爱国”,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闻。但具体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为,今人或许很难理解:又说三元里民众当年英勇抗英,又说那里的民众曾帮助过英军,是怎么回事? 对于这个问题,1995年茅海建就做过解释。他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引用中、英、日多方史料,对中国大陆传统教科书所谓当年三元里民众激于爱国热情,自发抗英、保家卫国的说法,在史实上做了细致的辨正。他说:中国几千年来不停地改朝换代,中国百姓早已习以为常,“谁当皇帝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三元里民众对英人和清政府的冲突本不关心。之所以会转而抗英,不是为了帮朝廷,而是因为英军在当地开棺暴骨、抢掠财物、调戏妇女,使当地民众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他指出:在当时条件下,“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讲三元里发生过民众抗英斗争是事实,但“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对此,也有人从家国同构的视角,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保乡即等于保国,维护传统文化,就等于热爱中华国家。只要三元里抗英有助于凝聚民心、分清夷夏,客观上就具有爱国的性质。 这种认识也未必毫无道理,但乡与国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论,至少大清国原本就是外族强权所立,其军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杀戮侵犯而来,南方众多士绅乡民曾广泛抵抗。头面官绅大部投降后,民间“反清复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鸦片战争前后,闽、粤、桂、湘诸省民间社会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还处在一种十分复杂微妙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造成针对满清的反叛之举。 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还是一个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很容易走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一个皇帝、若干朝臣、一众官吏,很容易对数亿民众实施统治。但是,相对于北方,南方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来,地处中原的汉族政权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断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汉人渐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就较中原地区复杂,那里的人们更习惯结群而居,基层社会中血亲族群关系的纽带作用较强;另一方面,南下汉人自身传统文化意识浓厚,亦较倔强。影响到后来,越往南方,越不易被远方的中央政权降服和同化,中原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成分也越多。 林语堂对包括三元里民众在内的广东人有一种评价。他说,广东人是中国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与南下中原文化的“强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传统,一方面又冒险好斗、顽强彪悍。这使得广东人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文化方面,表现得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别是底层民众,往往只有乡土情结。谁当皇帝,与他无关;伤害了本乡本土的利益,任谁也要反。 从历史上看,当年清军打下广州后,就有不少抵抗失败的广东人不愿屈服外族统治,沿着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后进至东南亚各地。与此同时,闽南失守,不少福建人也选择流亡,渡海去了菲律宾和印尼等地。此后还有不少海南岛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统治,迁徙到东南亚去了。 据东南亚史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17世纪前后,大批跑到东南亚的华侨,从来只认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国家归属。即使东南亚殖民当局会把他们视为“中国人”,他们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终各有各的会馆或同乡会,各自经营各自的行业。比如,在曼谷,“97%的典当商铺属于潮州人,他们还控制了70%的大米贸易和90%的中医业。美容业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经营,59%的机械工场由广东人掌握,90%的造纸业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广东当地没有离开的广东人,即使经过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关系仍会紧张。除了前文提到的现象,清朝官员的奏折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就曾向朝廷诉苦称:广东一些地方“百姓习以械斗,日以兵刃相接”,“富乡大族,均各筑立土城,广置炮火,以劫掠为事”,“地方官征求钱粮,动须募勇下乡。力胜则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胜则通县钱粮皆抗不完纳”。 爱乡不爱国,这在农业社会中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不惟近代中国底层社会如此,即便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是一样。欧洲中世纪长期通行的是领主制经济,又称封建庄园制度。农民依附于土地和领主,领地分封或划分又是阶梯状的,“我的附属的附属不是我的附属”。国家实际上是由各地区的大领主们分别治理,国王只是个象征,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领主罢了,但下面的领主们并不都对国王或国家负责。反过来,农民和领主及土地的关系,却捆得很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农民热爱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领主,对更大范围的国家,既很少认识,也无从产生感情。 在乡土环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费孝通所说的那种“熟人社会”的规则。大家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互帮互助,一切道德、规矩都是既定的,习以为常的,因而人与人之间不仅关系简单,而且相互信任。不过,随着商品经济日渐繁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到满是陌生人、连话都听不懂的城市后,不可避免地会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会圈子。历史上最早的同乡会组织,就形成于欧洲中世纪早期大学开始兴起的时候。在11世纪起家的巴黎大学、博罗尼亚大学里有来自欧洲各处的青年学生及学者,为便利解决个人无力解决的种种问题,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同乡会”。在18、19世纪欧美移民潮兴盛期间,类似的同乡会也都曾大量出现。 在中国,成规模的同乡组织,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当时主要是冠以地方名头的各种“会馆”,为来到城里的同乡提供一个聚会交往的处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风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别是在留学海外的青年中间,具有互助性质的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也大量涌现出来。 但是,进入到20世纪初年,民族主义思想浩浩荡荡,“民族建国问题”首当其冲,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新中国的问题,摆在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人面前。同乡观念、同乡组织,以及越来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为利益共同体的做法却明显地强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间、地方与中央间的隔阂,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晚清年间,基于一省或一地之利益,与清廷所代表的国家利益矛盾冲突的情况已频频发生。太平天国引发的危机,极大地破坏了作为清朝中央集权主要支柱的财政与军事体制,地方督抚的权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后,以进一步放权为基础的各种新政陆续出台,地方不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实际掌握了军队,控制了工商厂矿与铁路的兴建。接下来的庚子之变,引发了更大的权力危机。唐才常等以“勤王”为名,志在“创造新自立国”的自立军起义;两江、湖广及两广总督等拒绝听从清廷之命,实行“东南互保”,与列强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阶层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动着南方各省迈上“准备自立变政”的道路。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地汉人对满清中央的统治及其政策已愈发不信任。因此,在海内外华人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无论立宪、革命两派的志士,都有将来须仿效联邦制度的设想。”孙中山、梁启超都主张学美国或德国的联邦制,先搞地方自治。梁公开声称:欲建一“完全之国家”,理当“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 欧美联邦制经验,不仅对国内地方自治运动兴起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进而刺激了以乡土情结为基础的自立思想。 1902年,与梁启超一道亡日的广东人欧榘甲出版了题为《新广东》的小册子,公开主张:“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称“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1903年,留日学生杨笃生撰文《新湖南》,响应欧榘甲的《新广东》,提出:“湖南者,吾辈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并称:“欲新中国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独立”之一法,即应“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 此种以省为单位,“自治”“自立”甚至“独立”的呼号、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人乡土观念、省籍情结、地方主义迅速膨胀发酵。影响到留日学生,不仅多以省籍或地方为基础结成同乡会,而且多以省籍为结合出版杂志,宣传具有地方意识的政治主张。 当然,与早年流亡东南亚的华侨不同,这时留日学生直接面对的是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想浪潮,他们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归属,也不能无视地方与国家的互存关系。无论是欧榘甲,还是杨笃生,其实都肯定地承认说:严格省界,推动自立,根本目的还是要使全中国像日耳曼或美国那样,能够有自立之一日。 为什么爱国、建国,先要从爱乡并从地方自治做起呢?1903年旅日江苏同乡会成立时,对此回答得很坦然:“爱国必自爱乡起。”直隶宣化同乡会成立时,也这样说。宣言称:“爱乡心者,爱国心之母也。我宣人皆爱我宣,则我国人皆爱我国矣。” 把国家按地区分成你一块、我一块,各管各的,不会造成隔阂与分裂吗?学生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宣称: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独立之精神,然后可以救其地之人”。其二,“他省虽有热心办事者,不能借箸代筹”。平时全不熟习他省、他府、他县之外省、外府、外县人,纵具热心,亦不能为他省、他府、他县谋独立自营之事业。其三,“各国革新,无不从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卫其乡”。 一个连家乡都不爱的人,能够爱国,这确实值得怀疑。但是,说爱乡就会爱国,就我们经过的历史来看,至少也没有那么肯定。 来源:原刊于《财新文化》,原标题为《爱乡与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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