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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的意义,朴正熙独裁统治的根源和逻

2019-10-18 07:57

图片 1朴正熙 朴正熙的专制独裁统治有其根源和逻辑。朴正熙出身贫困的农民家庭,自小将希特勒作为崇拜对象,从这里可以看到朴正熙专制的根源。另外,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也对自己的专制逻辑进行了梳理和阐述,他曾经从韩国文化、韩国人性格以及韩国当时的发展情况出发,得出韩国人民根本不配享受民主的结论。 瘦弱矮小的农家子弟 以希特勒为崇拜对象 岁月荏苒,转眼间,朴正熙已是一个少年。朴正熙六岁的时候,便穿着草鞋,到六公里以外的龟尾小学去读书。在孩童时期,他的执拗便在学校里出了名,连老师也常常对他感到棘手,真不知是把他带到班主任面前挨训,还是亲自用桦木条来教训他。在老师训斥他的时候,朴正熙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从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回答责问。这种性格在他后来的生活中占了相当大的成分:忍受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也正是这种顽强的个性,使他在学习上出人头地。毕业时,他除了体育,其他各门功课的分数都高于同学们。 由于他在娘胎中的遭遇,他长得又矮又小,骨瘦如柴,尽管已经十三四岁了,但看起来还像十岁左右的小儿。人们只是从他那高颧骨和凶狠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已经不是天真无邪的儿童了。 他的童年是艰辛苦涩的,当时的家庭毫无奢华可言。然而他的家庭却向他灌注了一种无论多少钱也不能买来的东西: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任何挑战都是可以战胜的。他那斯巴达式的刚强坚忍的意志,深深地植根于他的童年时代。朴正熙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毫不掩饰地向外界、向自己的孩子、向他的同事以一种挑战式的自豪表明:他是一个穷苦农民的儿子。 1932年朴正熙小学毕业,他经过了竞争激烈的考试,幸运地为大邱师范学校录取。这是一所日本人主办的学校,80%以上的学生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入学考试之所以激烈,是因为在日本人统治朝鲜时期,在大邱、汉城和平壤的师范学校,学费是全免的。在小学,他孤癖成性,极少与别的同学一起玩耍,而在大邱,他则改变了这种习性,逐渐乐于社交了,尽管他内心还是感到不大自然。为了增强体质,弥补先天不足,他特意选修了田径和击剑这两个项目的课程。尽管在这些项目上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每逢考试,他的成绩仍是刚刚及格。 在大邱师范学校就读期间,由于日本人禁止在学校里使用朝鲜语,他的老师金龙基不顾日本统治的恐怖,秘密收集并油印了100首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在朝鲜学生中传播,激发他们对祖国的永恒热爱,在金老师的启蒙和带动下,许多同学开始迷上了颇为流行的朝鲜传统诗歌形式的诗调,还与这位老师建立了终生的师生之谊。但朴正熙一直看到深夜的书却是他特别喜欢和崇拜的拿破仑,欣赏他从“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岛开始自我奋斗,后来成为法国的帝王。他憧憬着自己也能成为像拿破仑那样的人。 1937年,朴正熙从师范毕业,回到了他的家乡,担任了闻庆私立小学的老师,每月薪水是35韩元。这在当时,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已算得上一个收入颇丰的职业了。除交付必需的食宿费外,他把其余的工资都用于接济在上毛里艰苦度日的父母。在这期间,他熟读了希特勒的传记,又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从《希特勒传》中吸取了不少法西斯毒汁,梦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希特勒那样出人头地。但是,环顾现实,平凡普通的教员生活苦恼着他:自己身处穷乡僻壤,整天陪伴着他的是一些不懂事的小学生和那呛人的粉笔灰,这有多大出息呢? 他一天也不愿意与小学生和粉笔末为伴,绝对无法以教书为乐事,憧憬着踏入仕途的契机,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在长春伪满军官学校毕业后任伪军上尉的过去的同学回乡探亲,劝他不要在这小镇上虚度年华,怂恿他去报考军校。于是,朴正熙写了辞职书,在1940年春天考入伪满“新京陆军士官学校”。 后来朴正熙集团的一些政客睁着眼睛说瞎话,担任最高执行法官的李承九回忆道:“朴总统是我们最爱戴的老师。不瞒你说,他有时非常严厉,同时又非常富有同情心,当他知道哪个学生因付不起每月的学费而无法续学时,朴老师会暗自替他交上。”另一个闻庆小学的学生,后任首席港务官员的柳浩文说:“他对工作尽心尽责,他教导我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他常向我们讲述李舜臣元帅的英雄壮举———这位伟大的李朝时代的元帅怎么发明了龟形包铁战船,又怎么率众击败了日本侵略军的强大舰队。但由于他的反日情绪和战斗性格,他与深恶痛绝的日本校长发生了多次口角。三年之后,他毅然辞去教职,准备到军队去寻找前途。” 朴正熙在《我们国家的道路》中表达的专制逻辑 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 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 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 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 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 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 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 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 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 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朴正熙在谈到美国总统要求他加速民主化进程时,大倒苦水:“他们指责我握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不确实的。我们的体制是一个强有力的总统制政体,在有些方面甚至与美国的体制相似。我们有着强有力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许多方面具有鲜明的韩国特色,这是一个建立在我们国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和社会需要的基础上的政体。顺便提一句,国内外反对我的人尽管声威不小,但毕竟是少数,西方人不理解我们改革了的宪法与民主国家不大相同,但在我们的宪法里仍有许多使我们的民主进程充满活力和意义深远的重要内容。” 朴正熙以为用符合韩国国情的幌子就可以歪曲民主的原则,于是他宣布准备建立一个有更多民主基础的制度,他的支持者们特别提到“新社会运动”时期在全国所取得的民主经验,以此作为民主的样板。 然而朴正熙的反对者却说,这些做法只是些别有用心的伎俩,是装点门面的花招,是为了使朴正熙得以终身掌握大权。他们指出,韩国有文化的人占92%,这么多人受过良好教育、富有知识,因此民主的目标完全可以通过开明自由的制度来达到,无需继续等待时机,朴正熙只是无限期地拖延民主化进程而已,这只能是继续延长韩国人民的痛苦罢了。

图片 2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结束,足足持续了两年多,可见在这场谈判背后必有不少需要磨合的地方。从早期的杜德事件到后来的金城战役,虽然波折不断,好歹顺利落幕。 1952年5月9日凌晨,在联合国军关押战俘的巨济岛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因为不满对战俘的“甄别”,也即强迫志愿军俘虏选择前往台湾,战俘们扣押了战俘营司令杜德准将。美军随机出动士兵包围了战俘营。 当过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党委副书记的杜平说,这起事件的原因在于“美国侵略军惨无人道的战俘政策”,“巨济岛我方战俘扣押杜德是面对美军暴行迫不得已采取的反抗行动”。李奇微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无视战俘所有合法规章制度的共产党人显然还认为自己是战斗人员,他们随时准备发起攻击,企图压倒我们的部队。”而扣押杜德的战俘们“差不多是要联合国军彻底丢丑。他们要当局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所犯的罪行还要野蛮。”联合国军方面否认了几乎全部指控,但承诺“尽一切可能防止再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不久,战俘们释放了杜德准将。 美军为了在谈判桌上争取主动,一边不断单方面宣布休会,回避关于战俘的讨论;一方面连连出动战机,轰炸朝鲜境内的水电站等目标。从6月到10月,不只是谈判没有任何进展,还爆发了一场大战——上甘岭战役。双方激战43天,依据中方的统计数据,志愿军阵亡7100余人,伤8500余人,联合国军伤亡2.5万人。毛泽东给志愿军发来贺电:“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杜德事件发生、上甘岭战役打响的同时,李奇微奉命接替艾森豪威尔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克拉克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板门店谈判真正的转机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突然去世。斯大林所有接班者,从马林科夫、贝利亚,到莫洛托夫,没有一个不想结束既往的内外政策。苏联的领导人对前来吊唁斯大林的周恩来一再表示:“没有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过去拖的路线应该改为停的路线,不改是不正确的。因为拖下去,不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停下来,有利于苏联和中朝人民。” 毛泽东在获知苏联希望尽快恢复谈判的这一态度后,调整了中国的立场,表示愿意接受克拉克提出的先交换伤病战俘的提议。伤病战俘交换从1953年4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5月3日结束,中朝方面遣返联合国军战俘684人,联合国军遣返中朝战俘6670人,其中志愿军1030人。 停战谈判在4月26日重开,双方对达成协议都表现得更加迫切,几番博弈后,一个最终方案出台了——双方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剩下的没有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则交给波兰、捷克、瑞士、瑞典和印度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战俘所属国家在随后的90天内,派人向战俘做出相关解释,由战俘自己决定未来去处。 至此该谈的都谈得差不多了,只要协议一签,朝鲜战争就能告一段落。此时还做着统一梦的李承晚不甘心就此罢手。6月18日,李承晚下令释放了2.7万名拒绝被遣返的“反共战俘”。战俘营本由美军管理,但实际负责看守的是韩军警察和宪兵。韩军士兵晚上剪断铁丝网、关闭探照灯后就“自动下班”,让战俘各自逃跑。 李承晚的小动作让美国大丢面子,金日成、彭德怀质问克拉克:“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美国人极为愤怒,对李承晚失去了信任。 为让李承晚彻底死心,不再破坏谈判,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7月13日,志愿军发动在朝鲜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志愿军损失2万余人,韩军损失5万余人。在战役进行中的7月24日,谈判双方最后一次重划军事分界线,这时中朝方面比1951年11月第一次划界时多控制了332.6平方公里的土地。 7月27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板门店,南日、哈里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随后再交双方司令官金日成、彭德怀、克拉克等签字。因为签署的仅仅是停战协定,所以在理论上朝鲜战争从没有结束。

图片 3一二九运动 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当时的领导人物是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人。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一二九运动的意义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为什么不受重视? 发生于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在其1949年夺取政权后,也曾列为重大节日,很多高校都有与一二九相关的社团。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一二九运动被刻意淡化。原因微妙。 而就一二九运动历史本身,也一直有很多隐秘的事实没有揭出来。 中共与一二九运动密切相关的几个人,后来官做的最大的,是姚依林。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主要见于两分资料。一是《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04期曾刊发《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该文起因是:1982年8月12日,胡耀邦的指示范瑾、兰铁白等人拜访了姚依林,请姚回忆一二九运动以及一二九运动领导人黄敬的情况(黄敬一事与胡耀邦平反冤案有关)。另一资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8年12月出版的《姚依林——百夕谈》,该书是姚依林与其堂妹姚锦所作的跨时两年、长达43次谈话的实录。 1,一二九运动是中共策划并领导的 首先要明确一二九运动的性质。这不是一起自发的学生运动,而是中共策划并领导的。这是在各种文献中都公开承认的。 根据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主要领导人应该是彭涛,现场领导人是黄敬,助手是姚依林、郭明秋。在他们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并在随后不断进行活动。所以一二九运动不是一天的事。如果顺延下去,可以看做延续了一年多。 2,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背景 日本方面:1935年下半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 中共方面:同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由王明起草《八一宣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宣言在莫斯科和巴黎发表,并迅速传回国内。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游行请愿。 国民政府方面:不希望激化同日军的矛盾,希望日军北上进攻苏联。蒋介石认为中日必有一战,而中国实力太差,他一方面大力加强军事防线和军备武装,一方面希望拖延中日开战时间。 苏联方面:最坏的结果是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一定要想办法让中日开战,拖住日军。 3,策划一二九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会读书的人能读出字面背后的意思。中共资料描述一二九的目的,多次出现这样的字眼:“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给国民政府带来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困境”,这应该是第一个目的。 另一目的就是响应苏联号召,落实“武装保卫苏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大家去查一下吧,这方面的资料现在越来越多地被揭出来了。 我们来看姚依林的回忆,在设计游行口号时候,他们发生了分歧——“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彭涛只好在会后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明秋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 关于口号的分歧,姚依林的回忆说:后来回想,这问题实质上就是跟第一次王明路线的斗争。 后来,游行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姚依林特别强调——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的口号。 4,毛泽东当时不知道一二九运动? 根据姚依林的回忆,当时美国朋友斯诺以名新闻记者身份在燕京大学任新闻系讲师……大家在斯诺家里议论过学生运动的事,斯诺请他们吃饭,支持学生运动。1936年斯诺和前一位夫人尼姆·威尔斯去陕北时见到毛主席,谈起“一二·九运动”,毛主席说“不知道”。因当年河北省委尚未和党中央联系上。 这个不奇怪,当时中共内部派系很多,分散在各地的势力沟通不顺。北京的中共党员根本不懂中共内部领导人的变化,他们那时候主要还是接受王明的思想,因为王明是苏联派来的,大家觉得他正宗。王明是最积极呼吁“武装保卫苏联”的,这也正是一二九运动的苏联因素。 毛泽东与王明有分歧,毛认为怎么有利于夺取政权怎么来,至于是否保卫苏联,毛并不是最关心。 不过,毛泽东后来对一二九运动评价十分高: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著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果允许猜测,我倾向于认为毛非常感激一二九运动。 5,蒋介石支持一二九运动? 大陆教科书铁了心要把蒋介石塑造成投降派,所以抗日救国的运动当然是要针对蒋介石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甚至有人得出结论:蒋介石支持一二九运动。这个结论有一些道理,也有一些勉强。 姚依林的回忆:12月18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负责人杨立奎正式向师大学生会提出,找北平市学联代表谈判——他大谈蒋介石“关怀”北平学生运动,愿意给北平学生运动“帮助”,认为北平学生运动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杨立奎跟我们谈判时,中心是强调蒋介石的“关怀”,第二则希望我们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三是经济上“支持”,要把我们拉过去。 姚依林的回忆与大陆教科书是矛盾的,他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赞成这个运动,企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许可的轨道。 6,当时新闻是怎么报道的? 姚依林回忆:一二九运动发生后, 《南京日报》在12月10日头版头条登载:《北平学生示威游行,反对华北特殊化》,但是我们有些口号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没有登。蒋介石政府强调登北平学生运动反对华北特殊化,反映出蒋介石和日本、宋哲元有一定的矛盾。宋哲元靠日本搞华北特殊化。蒋介石政府想把学生运动纳入他的轨道。“反对华北特殊化”这口号我们也有,是我们口号的一部分。报纸总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看报时注意到,北平日报全部开天窗,叫宋哲元查禁了。 7,当时军警对学生运动是如何“镇压”的? 教科书描写12月9日的事情——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 这与姚依林的回忆是矛盾的。姚依林非常明确地说:12月9日当天没有人受伤被捕,国民政府宋哲元方面的情况是“他没有准备,就是水龙头”。12月16日的游行时,“他出动大刀队,用刀背砍,没死人,伤几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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