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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得到西方的同情是为何,日

2019-10-09 16:08

必威app体育下载 1温泉 日本是个温泉王国,温泉数量众多,质量高,对日本人而言泡温泉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温泉旅游 日本温泉旅馆是日本的一大旅游资源和旅游特色: 温泉旅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最初是一般民家为商人、朝拜者、外国旅人提供休息的场所。随着需求的提高渐渐的成为一种商业现象,从而发展成了旅馆。旅馆内的客房一般用屏障分开,屋内有多项生活设施,提供舒适的居住空间,且有四季美食与酒水供应。料理可以说是旅馆的招牌,特别是在晚上会为您准备当地特产美食、乡土料理、怀石料理等,能让您大饱口福。 时至今日,日本的温泉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地温泉度假村林立。一到节假日,或携妻带子的家庭游,或甜蜜情侣二人世界,或老夫老妻的夕阳红,把大大小小的温泉旅馆填个水泄不通。甚至一些外国旅行团都参加了进来,使温泉变得更加热闹。 来到温泉旅馆自然是为了泡温泉,一般旅馆都会备有一到两个大型浴场,由于旅馆的不同,也会有露天浴场和各房间独用的浴室。日本人比起欧美人来更喜欢用热水洗澡,温泉通常在37℃到43℃之间,一部分公共浴场甚至有超过45℃的温泉。 日本著名温泉介绍 别府温泉 别府温泉(beppu onnsenn)位于日本西南部的九州岛,隶属于大分县。东临广阔的别府海湾,西接建有阿苏国立公园的鹤见山脉,是一个山海环绕的温泉圣地。别府最大的特点是,拥有世界上罕见的丰富温泉资源。其泉水涌出量仅次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居世界第2位。根据温泉水质分类,世界上温泉共有11种,而别府就有10种之多,是世界上温泉种类最集中的地区。因此,别府成为日本人首选的温泉旅游观光城市。 热海温泉 热海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温泉胜地,其最早的温泉纪录要追溯到1200年前,是日本最有名的温泉地之一。这里42℃以上的高温泉就有262处之多,每分钟涌出的温泉总量在2万升以上,在日本温泉胜地中占第4位。热海温泉泉眼很多,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热海七泉”,即大汤、河原汤、佐治郎汤、清左卫门汤、风吕之汤、小泽汤和野中汤。 热海温泉主要是“弱食盐泉”,泉内含有和海盐类似的食盐。洗过温泉后,皮肤上会留下盐分,具有很好的保湿效果,所以温泉浴后不会感到冷。还具发汗功效,可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对风湿症、神经痛、皮肤病及内脏疾患等都有疗效。 草津温泉 草津温泉,又名“药出汤”,位于群马县吾妻郡草津町,向来以自然环境优美,疗效极高而著称,自古便作为治病健体的著名温泉而远近闻名。其泉质为硫化氢酸性泉、酸性硫酸盐泉,水温高达50℃~96℃。对治疗风湿性疾病、神经痛、慢性皮肤病、创伤、糖尿病等有一定疗效。草津温泉的自然涌出量为每分钟约4万升,位居日本温泉之首。草津温泉街中的“汤田”,终年热气腾腾的高温泉水流淌不断。草津温泉还有一项传统活动,便是使用长木板搅拌温泉浴池中的泉水,以达到使温泉中药物元素混合均匀,降低温度和提高疗效的目的,成为温泉街的象征。 日本人称澡堂为“风吕”,因此日本也就有了“风吕民族”的称誉。 日本人浴汤汤的习惯始于公元8世纪,当时日本人大多数是在溪中河里洗澡,只有寺院僧侣因必须清心净身才可用温泉浴,所以寺院中的沐浴设备完善,而当时一般人家中并无洗澡间。 在日本,几乎所有的现代化温泉饭店或旅馆,以及大众浴场往往较为“御妇人”的女汤更宽广舒适,但是近年来女性汤客年年俱增,所以很多女性要求男女汤要一样大小,有些传统旅馆为适应新潮流,在一时无法改装的情况下,只好采变通之道,将“殿方”大浴场在某个时段给“御妇人”专用,称为女性时间,也算给女性汤客一个交代。 日本温泉旅馆花样繁多,甚至有大型的温泉主题乐园,除了水疗馆须着泳装外,其余都是符合自然的光溜溜泡汤浴场。在温泉“汤治”的专门地方,都会有所谓的温泉医疗师,指导泡汤客正确沐浴治疗之道。如果你想选择最划算的地方泡汤,那就去大众澡堂,日本的大小温泉乡都设有大众澡堂,付费不过50至百来日元,有的地方甚至是免费的。 在众多温泉中,下列五大温泉汤现在在日本特别有名: 有马温泉 有马温泉(Arima Onnsenn)是日本关西地区最古老的温泉。是在公元8世纪,由佛教僧人建造的疗养设施。位于兵库县神户市北区有马町,历史悠久,素有「神户之腹地」之称,是日本三大名泉(下吕温泉、草津温泉)之一。有马温泉的水质富涵矿物质,泉水中含有约为海水2倍浓度的铁盐泉,分为泉色似铁锈红的“金泉”和无色透明炭酸泉的“银泉”。有马温泉地区,是一处优雅的温泉旅馆集中地。 佐渡温泉 此汤在一个叫“佐渡岛”的地方。佐渡岛上有10座温泉,大多为盐泉,其中名为“安寿和厨子王之汤”的温泉有则温馨的传说。传说中盲目的老母亲为了寻找失散的女儿安寿和儿子厨子王,伤心的眼泪流聚成河,因此这一带都是盐味的泉水。这种泉水含有对眼睛有益的硼酸和胡萝卜酸,有改善慢性眼疾,增进视力的功效。 月冈温泉 月冈泉号称日本第一硫化氢泉,有较化角质,漂白肌肤,甚至驻颜防老的效果。近年来,月冈温泉人气高涨,一来有魔法汤的别名,再者月冈温泉汤的颜色跟着天气变,时而是迷人的七彩,时而呈现亮丽的翡翠色,据说以往居民都是看汤色测气象呢! 改善女性体质的送子汤——伊香保温泉:距东京不过两小时的群马县伊香保温泉,汤史悠久,从1300多年前就开始涌泉,色泽呈茶褐色,可浴可饮,因含铁质,透过皮肤渗入体内有改善女人常有的贫血症及体质冰冷之疗效,也有美容减肥,治病痛的功能,据说有许多不孕症的妇女因泡此汤而受孕,也就有了“送子汤”的称誉。 汤沢温泉 “穿过县境的长长隧道,就是雪国了……”这是日本诺贝尔大文豪川端康城的得奖巨作“雪国”的开卷语,这句话可说是全日本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句子,去年适逢川端康成百年诞长,又是《雪国》一书出书的60周年庆,日本早就掀起了雪国热、雪国行的热潮,而此书的背景地新?县汤泽当然成为冬天人气最旺的地方了,汤泽的温泉也成了川端康成浪漫行中必泡的雪国汤。 汤泽的温泉属于弱性的食盐泉,800年前就被发现,对中风、关节炎、胃肠炎症等有疗效。 对日本人来说,冬天去泡温泉等于是去旅行的意思,21世纪温泉旅行也必是日本最盛行的方式。

必威app体育下载 2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最后以战胜中国而结束了这场侵略战争,中国人倍感耻辱,但是在西方国家的眼中,这场战争他们却更多地对日本持有同情,这是为什么呢?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国人体会最深?就是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近代史。堂堂中华败给小国日本,也让中国精英阶层备受刺激,中国开始进入到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的探索过程之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为什么失败?当然有很多原因,在此我想说的是被国内学界常常忽略的一个方面,即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宣传战。除去战场上的“枪杆子”争夺之外,我们在“笔杆子”争夺的软实力方面,比如国家形象的包装、媒体宣传战略,都与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在媒体领域采取的明智做法,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把甲午战争塑造为一场文明之战 在中国人看来,甲午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但翻看西方当时的媒体报道,及后来的史学论述,绝大多数都对中国没有同情。大多数人认为,日本打败中国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是进步对保守的胜利,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进步。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日本进行的宣传战的功效。 甲午战争,日本人叫做日清战争。在他们看来的甲午战争,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主要有三个区别:他们认为甲午战争是文明之战、解放之战、救亡之战。文明之战即是一种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胜利。解放之战则出自一个国人很熟悉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认为中国自明代以来就沦陷了,满清是夷狄,日本人是来解放中国、光复中原的。日本还认为在西方白种人的侵略下,黄种人应该团结起来。中日同根同种,必须携手才能对付西方,这就是救亡之战,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把中国先征服改造了,才能解救黄种人。 甲午战争爆发,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皇帝的宣战诏书当中主要讲:朝鲜是我们的藩属,现在有内乱,它请中国出兵平息内乱,这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这也是当时中国官方,及后来的主流教科书对甲午战争起源的一种解释。 但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立意却截然不同。他说,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 我们当然认为这是忽悠,但日本的宣战诏书不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中国看,是给世界看,很有效,最终也的确影响了当时的世界舆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争夺海外“利益线”,第一个瞄准的是琉球,得手后接着瞄向台湾与朝鲜。日本介入朝鲜内政,成为代表改革势力的“开化党”的幕后支持者,而中国当时依靠的主要是腐朽愚昧的“事大党”。“开化党”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以“改革”之名试图夺权,与“事大党”发生过很大冲突,一次是“壬午兵变”,一次是“甲申政变”,不过都被中国协助下的朝鲜政府镇压下去了。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还划出清国租界,中朝进入了一种复杂的历史关系。传统的宗藩关系加上现代的外交框架格局,中朝之间的关系设定缺乏明确的制度化的设计,很模糊,被日本钻了空子。 日本对朝鲜进行战略包围时,秘密聘请了一个美国专家作为国家宣传战的总指挥,这个人就是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豪斯很熟悉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在他有计划的包装下,西方媒体对中国与日本分别代表着野蛮与文明的认识,形成了一种潮流与共识。比如纽约《先驱报》说,日本在朝鲜的作为将有利于整个世界,日本一旦失败,将令朝鲜重回中国野蛮的统治。这是当时世界最典型的看法。亚特兰大《先进报》说,美国公众毫无疑问地同情日本,认为日本代表着亚洲的光荣与进步。当时美国公众中有一种说法,把日本称为“东方美国佬”,觉得跟日本人很有认同感,实际上是媒体包装出来的。 日本间谍受明治天皇亲自接见,开创世界先例 1644年大明王朝亡于李自成,满清八旗随即入关,问鼎中原。日本和朝鲜都认为,中华大地已经沦陷于夷狄之手。19世纪60年代,日本幕府第一次派代表团到中国来考察,其中有个成员叫做高杉晋作,在明治维新时担任著名的“奇兵队”队长。他到上海书摊买书,问魏源的《海国图志》有没有?书店老板说不知道此人此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写好后,在中国无人问津,而在日本反倒成了畅销书。书店店主拿出了一堆怎么应对科举考试的书给他。高杉晋作又要买抗英名将陈化成、林则徐的书,都没有。高杉后来在日记中深为感慨中国人的思想和中华的正道相差太远,中国知识分子陶醉空言,不尚实学。 “中华意识”之外,另外一种心理,我总结为“中原意识”。在中国周边的中华文化圈子里普遍认为,不管做得多好,都要入主中原才算功德圆满。日本人也想,满人占得中原,我为何占不得?我比你还更接近“中华”。日本人认为满人是夷狄。甲午战争中的很多日本家书里,父亲给在前线当兵的儿子写信时,往往都写“我神州”、“我中华”,对儿子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觉得这是保卫中华、保卫神州。 美国著名女星凯瑟琳?赫本的爷爷曾在日本传教,是一个著名的医生。他发明了一种眼药水,将配方赠给一位日本朋友岸田吟香。岸田吟香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是日本的著名记者,拿到眼药水的配方后,成了巨富,到上海和汉口开设了“乐善堂”,这既是药房,也是出版社。最早有关西方的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书籍,几乎都是乐善堂翻译印刷成中文,并在中国以极便宜的价格售卖,以便普通人都能消费得起。乐善堂成为甲午战争之前日本间谍的总部。当时日本政府非常穷,根本没钱为间谍们提供任何经费,所有的经费几乎全是岸田吟香赞助的。 这个日本间谍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甲午战争前平均在中国都待了三年左右。中国人的辫子要留很多年才比较像,这些日本间谍多把头发剃光,说自己是和尚;国话官话说不利落,就说自己是福建人。为了配合征服中国,他们到全国各地侦查,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边地,有的打扮成乞丐,沿途乞讨,一是节省经费,二是近距离观察民情,很多人九死一生。他们的工作也做得极为详尽:从渤海一直到山东下来的海岸线,他们撑着小渔船,打扮成中国渔民,硬是用铅垂线测量个遍,画了海图。他们的情报,详细到每个村庄有多少人、几口水井,都清清楚楚。后来日本军队打进来时,参谋人员手上都拿着间谍们提供的精密情报。甲午战争,日本如果没有间谍,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三名间谍还受到明治天皇的亲自接见,这在世界间谍史上都很罕见,之前从未有如此公开的表彰间谍的行为,日本开创了先例。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将这个日本间谍网全部破获,绝大多数间谍都被处决。 这些日本间谍中,有一个非常著名,叫宗方小太郎,是一个学者型的间谍,后来的《汉报》就是他办的。他给日本人规划了整个甲午战争时期的宣传基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日本在大连登陆后,到处张贴他起草的告示,题目就是《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大意就是中国沦陷很久了,我们来解放你们;满清政权这么腐败,呼吁大家起来一起干吧,“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唱义中原”,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套路,这种宣传非常有效果。1894年10月,日军进入东北的九连城,他们的战地记者记下,当地居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些都是宣传之功。而在日本接收台湾的时候,随军入台的宗方小太郎在日记里记载,当地“渔翁岛”百姓前来请求保护,居然称日本人为“大明国大元帅”! 必威app体育下载,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纸《国民新闻》,就很尖锐地提出,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的“反动”。所谓“日本人民被裹胁”的说法,是不对的,实际上日本打中国是民心所向。当然,这也跟当时日本的经济不景气等等外部因素有关。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官,都精通当地语言,也许口语不行,但写作能力大多好到可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清国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大多数不认识ABC,在沟通中存在非常多的问题。甚至在外交手段方面,中国的表现方式也相当老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文。美国的国务卿叫葛礼山,这个人其实对中国还不错。中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的老婆孩子,估计是送点茶叶、丝绸等等。但栗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要。日本从“公谊”下工夫,咱们从“私情”入手。 日本前外相青木周藏,当时被“下放”到英国和德国担任公使,承担一个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欧洲把舆论控制住。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体随军,随军记者达114名之多,还有11名现场素描记者、4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也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但中国不仅不允许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争中的第三方报道,其实对中国极为不利。 当时中国自己的媒体表现也很差,大量伪造新闻。这不是政府命令的,而是自发的,因为大家都仅把媒体当成政治工具来用,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给公众提供信息的渠道。比如当时中国的不少报刊上说“牙山大胜”,中国军队在朝鲜牙山取得重大胜利,其实是假新闻。路透社没核实,直接转发,结果沦为行内的丑闻,公众信用也受到极大挫伤。假新闻多了,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伤害,后来当“旅顺大屠杀”报道出来时,很多外国人首先是不相信的,因为之前的假东西太多。李鸿章甲午战后访问欧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就说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只讲部分真事。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美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舆论,效果很明显。但我几乎看遍了甲午战争期间所有的《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大报,没看到一篇中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美国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旅顺大屠杀”事件中日本的成功危机公关 甲午战争期间出现了两次大的公关事件,一是“高升号事件”,一是“旅顺大屠杀”,日本都成功进行了危机公关,扭转了局势。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和洋行租借的的一艘商船。1894年7月25日,毫无武装的高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这个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为日本就此得罪英国,中国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深厚的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70%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进行军事报复。日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叫来痛骂了一顿。但他们马上启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际法的机构,中国政府的序列里可没有这个局。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绝不公布这条船是英国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本绝对承担所有的责任,态度非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运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的日本内阁开会讨论如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前后行贿1600英镑左右,相当于现在320万人民币。日本经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年9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11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法的经典案例。 第二次危机是“旅顺大屠杀”。日军于1894年攻陷旅顺,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个消息被一个美国记者克里曼在《纽约世界报》上报道了出来。现在看到的很多细节都是他当年记录下来的。 日本政府紧急采取对策。首先指责记者的报道是失实的。其次请美国驻日本的公使到中国去现场调查。日本的媒体也开始动员一批西方传媒的从业者,说这个屠杀即便真的发生了,也是对中国军队残害日本战俘的一种报复。当时日本的传媒也大力将自己描绘成仁义之师,同时宣传清军如何残暴,日军所处决的不是俘虏或平民而是罪犯。最后美国公使在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记者的报道虽然真实,但是“态度过于极端”。为了挽回公众形象,日本还演了两出“样板戏”:一是在占领威海卫后,给中国的战俘们提供医疗服务,然后释放了他们,全程都在所有随军记者的见证之下。二是把自杀身亡的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的灵柩礼送回去。这两点都非常有效,被英国国际法专家当作日本走入“文明国家”的标志之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是1897年11月,日本参谋次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1899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后,全球有一个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这里。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的。日本军队进入北京后,还准备了一件最好的“武器”——几万面写着“大日本国顺民”的日本旗,给家家户户发,北京城、包括别的国家的占领区,一夜之间都挂满了小太阳旗,又做了一次成功的公关。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就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当时的内阁会议上详细到讨论什么媒体喜欢什么东西,这个编辑喜欢什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战略意图。英俄不是死敌吗?日本的说法就是我在阻挡俄国南下。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在日本人成功引导下,舆论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中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夺,日本很大程度就得益于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投枪匕首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上。重新审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我们首先应抱有学习的心态。

必威app体育下载 3汉奸 在抗日战争中,最为让人心痛的不是残暴的日本兵,而是叛变的中国人,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汉奸”,汉奸的产生为日本的侵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汉奸呢? 一、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是汉奸产生的基本原因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中国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民国初年以来,中央政权的力量式微,国内派系林立,军阀横行。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这种局面也没有完全改变,地方与地方之间,国民党与其它政治力量之间,国民党内的派别之间,斗争十分激烈。某个派别的领导人在争夺中央政权而不得或为了保存自己实力的情况下,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事实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王国。这种状况导致部分民众对国家没有认同感,国家观念淡薄,而地域观念很强。对此,孙中山a>先生忧愤不已,他将这种状况称之为“一盘散沙”。而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华纷纷扶植自己的势力,上述状况都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 “东北易帜”后,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蒋介石的势力不能达全国。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当时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结果,东三省很快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为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 伪满政权主要由东北人组成,“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可以看出,伪满高级官员集团基本上是在东北任职的原奉系人员所组成,体现了民国时期东北长期脱离中央政府,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下浓重的、封闭的地域色彩和派别色彩。 除了全国有不同的政治力量外,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内部也派别林立,相互之间政见分歧,争权夺利。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三十年代初期,汪精卫领导下的行政院没有实权,“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汪精卫为争做最高领袖,“原计划在西南地区依靠龙云、刘文辉、邓龙光、张发奎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成立反共的'中央政府’”。从汪伪政府成员组成可以看出,追随汪精卫投敌者多是汪派人物,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当然,汪精卫投敌除了权力之外,还与其反共与民族失败主义思想有关。 汪精卫的投敌,影响很大。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汪伪政权的国民党名称、三民主义旗号、国名、国都、国歌、国旗等都未作改变。其“和平建国”理论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因此在汪精卫投敌后,汉奸数量迅速增多。 1938年伪军数量是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伪军数量迅速上长到145000人,上升了85%,以后数量连年增加。尤其在1942-1943年期间,伪军有过猛烈的发展。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暂时得势,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多年来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已无多大战斗力,加上汪精卫“曲线救国”论的影响,在日汪的软硬兼施下,纷纷叛国投敌。 伪军数量惊人,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他们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伪军的大量存在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政治腐败造成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产生的社会原因 抗战时期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引起严重的社会矛盾。这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合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此是抗战时期汉奸大量产生的又一个原因。如陈璧君公开宣称“抗战就是为蒋介石一具人殉葬”。而部分民众国家意识淡漠,他们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而忘却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卖国求荣,卖身投敌。如淞沪抗战中,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洋洋得意地描述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一位英国侨民柯林斯写道:“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这位外国侨民的话出可以从侧面印证当时社会矛盾之深是致使汉奸大量出现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近代以来,中国现代进程曲折迟滞,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城市,内外交困之下工商业发展凋弊,就业机会太少,人口就业压力大。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如淞沪战场我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亲口告诉郭沫若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一个17岁的汉奸交待了他所知道的汉奸组织,他说:'敌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得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像包工式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张发奎听了连连叹息,心情十分沉重。”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痛恨之余,更让人感到痛心。由于旧中国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很多人不得不靠做伪军来谋生。如汪伪政权的日籍顾问影佐祯昭为笼络伪军的意见书上记载:“绥靖部队并警察驻屯于都邑者希望其给养能每人每月二十五元,阴历正月请主席平均赏给每人五元于人心收揽上可生甚多之效果。”这些薪金在当时足以让伪军士兵养家糊口,吸引了大量的下层民众去做伪军谋生。 更多的下层汉奸是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如流氓、无赖、兵痞、土匪、失意军人等。据一份调查记录报告,“在河北满县,被某锄奸队打上名单者,共有18人,其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商人、工人占11%。在无业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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