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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的探讨,浅说韩非

2019-09-26 18:12

晋观: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易学三

浅说韩非

关于中国古代经济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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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黄昏

自古变法就非常困难,而无论成功与否,变法的主持者都没有个好的下场。想到被射杀的吴起,想到被车裂的商鞅,想到抑郁半生的王安石,每每痛骂那些因循守旧的贵族时都忍不住一声叹息。

长风载云要是有经济史就好了。

在开始动手制作新的报时器后,遇上最大的难题就是:选择哪个具体时间点上北斗七星的方位变化,作为全年观测分析的基准呢?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简直都不是问题,只要大家对个表、定个时不就解决了吗?

自汉以后,人们虽然谈不上闻法而色变,但是也都将法家视作洪水猛兽,知识分子更是高声鄙弃他们。然而那些王侯将相表面上虽然口口声声说着仁义道德,暗中却将他们苦心孤诣的经典奉为瑰宝,独自细心揣摩。

云过无痕

但遥想在四五千年前的远古,别说钟表、当时连个钟摆沙漏都没有、甚至漏刻之类的最原始计时工具也没有,而日晷圭表之类需要阳光照射才能报时的工具在夜晚又起不到丝毫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确定具体的计时基准点呢?

汉宣帝曾经说过“汉家自有法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儒家和法家看似对立,其实却是弟兄,他们如有封建帝王的矛和盾,共同维护这两千余年的漫长统治。既然如此,人们难道因为长矛锋利刺伤他们的神经就鄙弃长矛,而去爱那个无锋的圆盾吗?

正史里的《食货志》就是历代经济政策、制度、赋税、田地的记录。综合起来就研究,再加上梳理的其他资料就是古代经济史。

经过反复摸索,人们发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新石器时代),一天内有两个时间节点相对其他时段最容易把握——黄昏和黎明。这两个时间节点的观测,相对其他时段又有何优势呢?

说到法家,不得不提到韩非,因为他是那诸子争鸣中最后一个奋起,身兼道儒的法家集大成者。一部《韩非子》奠定了中国二千余年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

这个传统是史记开的头 ,《史记》有《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在《汉书》里合一,开创了《食货志》。以后《食货志》就是正史必书的,其中《三国志》没有志书。所以修晋书的志书的时候,什么都从三国开始写。

首先,黄昏时太阳刚落山、黎明时太阳即将跃起,此时天空由亮转黑或由黑转亮,这两个转换过程都是在相对较段的时间内完成的,一般都不超过三刻钟。相对于慢慢黑夜,这两个时间节点的时间跨度是小得多的,因此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上进行星象观测所得的数据也能保证相对最大的精确度。

韩非本是韩国的公子,这个贵族身份决定了他的学说很难像庄子那样亲近自然,很难像孟子和墨子那样带有平民的色彩。他来自于深宫,看到的是战国末年日益残酷的权力争斗,满目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

当然食货志记载、政策变化、制度变革比较清晰,对赋税、田地总量往往是涉及几个。不会一年年都罗列记载,因此经济史只能勾画大概轮廓。

其次,在这两个时间点里观测天象,也能与日晷计时做有效结合。因为,在黎明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露头时,已经能有一缕阳光照射到了日晷上、通过日晷已经能大概知道了具体时间;而此时光线还很微弱,不足以照耀整个天空,此时西方的天空还处于夜色中,依然能在此时看到西方天空的星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黄昏,此时太阳即将西沉,西边的最后一缕阳光还能照射到日晷上、但已经无法照耀东方天际,东方夜色已露、东方星辰随之显现。

韩非身处韩国,而韩国自法家的前辈申不害变法之后就一直盛行权术。他沉浸官场的斗争中,看到尽是人性负面的无限膨胀。韩非心里有大恐怖,他看不到人生的快乐和舒适,并且误以为这就是全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本恶,而性恶论恰是他的理论起点和核心。

病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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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师从荀子,而荀子的理论和战国那种强凌弱,众暴寡的现实又无不印证着他的思考。韩非是痛苦的,他痛苦于他的清醒和深刻。荀子认为人性虽恶,然而只要通过礼治和王道就可以使人抑恶从善。但是韩非却始终看不到善的影子,所以他只能以暴抑暴,以法治恶,于是“惨礉少恩”成了韩非学说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一点又外化为《韩非子》五十五篇峻刻、犀利的文风。

没有整合吧?墨家就失传了,墨家是工科,道家的理科,儒家也领会不了吧?少了理科工科,可能出现工业革命吗?秦朝就有了流水线和工业标准了。从工业技术看,历史是倒退的,从秦到清。

在确定了两个最佳观测时段后,又当在两者中选择哪个时间作为基准观测时间点呢?是黄昏,还是黎明?根据各种记载和文献来看,我们的祖先首先选择了黄昏作为观测基准时段。那么相比于黎明,黄昏的优势又在哪呢?

第一次看《韩非子》看得我一身冷汗,毛骨悚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一切道德信用亲情崇高都成了虚妄。在《韩非子 八奸》中他把君王的父兄妻子朋友一切都目为奸,又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仅仅因为担心“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就反对在秦国大饥之时“发五苑之蔬草”赈灾,他言辞刻薄,把人看成了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

云过无痕儒家整理的是政论、伦理部分。我前几天说两条线的时候说过,其他使用技能,比如方技、术数之类,在民间融入了道教。

首先,人的自然作息规律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般在天亮后人才会醒来、在日落后人才会休息——所以黄昏时刻,人还处于一天中的活动周期内,此时个人更能专注精神从事天文观测、并且在此之前有充裕的时间做与之相关的准备工作。反观在黎明时分进行观测的话,人刚从睡眼惺忪的状态中醒来、人的精神和体能状态都远未达到最佳状态;

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猜忌,口吃的他愤而著书,最终设计了“抱法处势用术”的政治哲学,以期达到结束战乱,天下安定,建功立业的理想。在这个框架内“势”是核心,“尧舜为匹夫,不能治三人。

另外古代不是没有技术啥的呀!政府养着的工部大匠啥的,技术也很厉害呀!墨家失传什么,后胜于今才常态,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若要提前做准备工作的话,更是要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摸索,这在缺乏人工照明的远古可是件难度不小的工作。由此可见,两相比较后,显然在黄昏时刻观测天象更有利于天文工作的展开,先祖最早约定的天文观测基准时间也因此被定格在黄昏时刻。

桀纣为天子,可以乱天下”在他的眼力权势是征服天下的力量,权势是统治民众最有力的武器,“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谓“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反复告诫君王们应该牢牢把握权势,绝对不可分给大臣。

秦流水线是青铜器,汉是钢铁。秦是物勒工名,唐也一样,关键是技术革新,

在确定了黄昏为基准观测时刻后,再来看北斗七星在一年内的黄昏中有哪些个具有典型特征的方位变化。经过观测发现,在冬至前后的冬季中,黄昏时刻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北方;在夏至前后,黄昏时指向南方;在春分前后,黄昏时刻指向东方;在秋分时刻,黄昏时刻指向西方。

君王要想保住自己的无上地位必须拥有自己的威势,而推行法治和运用权术正式维护君王权威的手段。“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总之“术”是君王驾御群臣的手段,内心谋划而绝不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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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战国著作《鹖冠子》中所指的:“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由来。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又在四个对角线上加入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概念,加上原有的“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一年因此被八等分、形成了“八节”的概念。

至于法,与商君一脉相承,“富国以农,拒敌恃卒”主张以耕战为本,工商技艺为末,至于那些讲仁义、任游侠、隐山野、善辩论的儒墨道家皆为蠹虫,应予以禁止。韩非主张用法律和法令规定着人民的职业,固然可以国富军强,然而却是靠牺牲民众血汗和自由来取的。

从工艺水准看,秦的误差只有一两个毫米,以后的都做不到。很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失传了,更别说继承提高了。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几百年,从秦到清多少年?为什么几百年的发展超越了上千年的总和?

至此,人们终于制作出了另一套年可用于年内纪日的报时系统。并且相比于圭表法,北斗报时系统的操作更方便:圭表法必须常年固定在某一固定区域,并配有专职天文观测人员,才能有效运作;而北斗报时系统的要领简单,每晚黄昏时刻仰天一望就一目了然,易学易操作。因此,北斗报时系统就成了当时普罗大众所熟知的计时器,北斗的文化影响力也由此奠定!

“细民恶治”面对百姓困苦之下必然反抗,韩非又提出了重赏与重罚,“民见赏之多则忘死”,于是秦国就靠这样的军队最终荡平了六合。

云过无痕这涉及的是成本问题,廉价的、有效的东西,取代精细的、昂贵的。汉的弓弩一样是少府出品,一样的物勒工名,射程比秦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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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君本位者,在他的设想中,明君高居大势,抱法以施天下,用阴谋而制群臣,从而一统寰宇,天下太平,经万世而不改,然而就像他说的一样“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当把权势作为根本时,道义便会极大的削弱,哪些只要掌握了大权的君王无论怎样的昏庸残暴,怎样的骄奢淫逸,都无人可以制衡。

不是进步,只是汉没有兵马俑,没有出土。直接就说xx失传,都是退步。那是看不到社会的发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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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并非不谈君王应该贤能,而是在“贤治”和“势治”中他坚持势治。然而这怨不得韩非,他所处的时代局限了他的目光,他除了君主制外别无选择。纵然书破万卷路行万里,他也看不到共和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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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北到南——二十八星宿

在“百家务为治”的战国,法家务实,其主张易实行见效快而备受君王的推崇。太史公所做的《史记》中曾写到当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时,那位千古一帝秦始皇看到《孤愤》、《五蠹》竟然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其学说之切近于时势,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文化制度的『“开放性”、“控欲性”,和以之影响政策制定的“财富分配平衡”及调节能力』,就是研究历史的主线索;而以此为中心,就可看到各王朝奉行的是何种文化、而决定该王朝的寿命及其生亡过程中的内涵。

以北斗七星的指向为依据,把一年的时间八等分,形成了最早的“八节”概念——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种划分方式与今天通用的公历日历相比,相当于公历中“月份”的概念——公历是将一年12等分,与北斗八节的8等分大致相当。

而秦也以此一统天下,只是秦二世与赵高等人在实行严刑苛法、横征暴敛的时候明显忘却或轻慢了那个给韩非的学术一个源头的道家先圣的忠告——“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很自然的出现了大泽乡的野火狐鸣,最终“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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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斗报时系统比立竿测影法简单易学,但此系统还是不能像立竿测影法那样精确到“日”、而只能纪“月”——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古人无法像后世那样用各种角度测量工具来测量北斗七星的角度变化,并通过角度变化来确认具体的“日”。可见,北斗报时系统对于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其实用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我们的祖先必须去探索更易于辨认的纪日法来满足农业生产对时令的要求。

道的最早出现不是为人君,在老庄列子杨朱等道家那里,道是万物之母,是天地的本源,天地万物不无体现着大道,任何人只要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都可以成为真人。韩非却认为道是君王的专利,是统治者的护符,大道唯一,人君亦独一无二,大道虚静,人君亦深藏不露。

工业革命酝酿了多少年?没有千年积累就没有这几百年的爆发。北京人到山顶洞人几十万年的发展,为啥就赶不上从尧舜到秦始皇几千年的发展?这么说有意思吗?

从天象上看,北天恒显圈中的亮星除了北斗七星外,只有其他几颗孤星而已,所以要从恒显圈内找北斗七星以外的亮星做报时基准星的话,已经很难再成功了。因此必须将目光跳出恒显圈,从其他星辰中找。于是,人们从天空的北半球找到了南半球,因为南天的亮星比北天多得多。但南天的星辰相比北天有个重大“缺陷”——南天的星都处于恒显圈以外,所以南天所有的星在一年内,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全天看不到的。

在《解老》篇中,韩非从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他严刑峻法的思想,将道家的“圣人”偷换成法家概念上的“明君”,由道家卑己自牧,清虚自守推导出法家霸道兼天下的思想,由道家崇道任自然而否定儒家的礼治思想,进而提出了法家反传统反文化的主张。这不正是庄子曾说的“道术将天下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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